汪同三：我原來也想想談什么，后來今天早上聽了那幾個發言以后，所以就他們發言的感想來談自己想說的話。第一個是對蔡昉講的，他一開始講要澄清一些誤解，蔡昉確確實實是被誤解了，因為他提出來這個觀點之后，最后被簡單化到什么程度呢？“蔡昉說，2009年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就是把蔡昉的一套分析最簡單化了，所以蔡昉今天就詳細地把他所持有的資料、數據以及他的分析，花了時間介紹了一下。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我們能夠更多地去了解蔡昉的想法。但是蔡昉有一個特點，他寫這個東西不大容易看懂，讀起來比較費勁，尤其像我這樣水平比較低的，思想速度比較慢的。但是我想他談的勞動力供給的問題。勞動力供給，實際上是和兩個問題聯系起來：一個是和經濟增長速度，一個是和人口結構相聯系的，不能單獨地講勞動力供給多了還是少了，必須跟經濟增長速度，還和人口結構相聯系。所以我想，除了研究蔡昉所搞的勞動力供給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勞動力供給的對偶問題，就是老齡化問題，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實際上中國在未來十年中，面臨的老齡化的問題，如何去認識、如何去處理，可能更關鍵一點，這是我的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就是關于李揚的，我跟李揚在社科院有時候內部討論，也討論過，李揚今天談了八個大問題，咱們也是跟不上你的速度，就好好聽了你的前兩個。第一個是講儲蓄率的問題；第二個講收入分配的問題。確確實實李揚指出了當前的關于儲蓄率的問題，投資和出口增速就是下不來，這是李揚點到的一個問題，確實我們的現狀是這個樣子。可是我想，還有一個問題是什么，就是從李揚的出發點往前走，這種現狀，我們要不要設法去改變它，還是聽任它一直走下去。我想在未來的十年中，還是要采取可能的辦法，去改變一些所謂儲蓄率相對過高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改變，就是按照這個現狀讓它發展下去的話，那對于穩定發展和結構調整都是不利的。怎么樣降低儲蓄率呢？怎么解決儲蓄率的問題呢？一個是投資，一個是國際收支或者對外貿易的問題。我們的投資率的問題，是從亞洲金融危機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們國家造成沖擊以后，我們采取的政策是搞擴張性的，所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朱镕基同志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這個問題上，是做得很好的，很出色的。但是，我們積極的財政政策，它實際上是投資導向的政策，通過擴大投資，來保持經濟的較快增長。我們從投資增長曲線上就可以看出來，1998年以后，我們的投資率是明顯在快速上升。到了2003年第一季度的時候發現問題，因為2003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一下超過10%，那時候有人就討論需不需要“剎車”，剎車自己就來了，就是非典。非典來了以后，我們的消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不僅GDP跌落了大概3個百分點，消費那時候甚至有負增長。所以我們當時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放點貸款，增加點投資。本來投資導向的擴張性的政策，搞了五六年，已經是出現了問題，非典又火上澆油，加了一把，出現了這樣的問題。目前來看，我們雖然從2003年底開始的那一次

宏觀調控，到現在應該說取得了很明顯的成績。我們當時宏觀調控有三個目的：一個是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一個是把過高的投資率降下來；一個是積極擴大國內消費需求。這三個目標基本都實現了，GDP的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如果看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話，是不斷加速，投資的增長速度在下降。現在的問題，仍然是投資的增長速度，幾乎是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這個問題如果不改變的話，那么一年可以、兩年可以、三年可以，但是什么時候是個頭？所以我想在未來的十年中，這也是一個問題，如何調整消費和投資的比例關系，這是一個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李揚講的第二點，收入分配的問題。現在居民收入，數據上都有一些混亂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今天上午蔡昉的數據，你說那些制造業部門工資的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制造業部門的工資增長速度，你說你那個縱軸，中國是最大的。可是，你要看統計局的一些數據，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的什么人均收入，都是還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今年上半年的數字有了變化，我不知道這是一時的現象，還是扭轉的傾向，今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可能快于經濟增長速度了。解決好居民收入問題，以進而到整個的國民收入分配的調整，這也是未來十年要注意的大問題，它是和我們調整的結構，特別是投資消費結構解決儲蓄率問題，是相聯系的。李揚講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投資，一個是出口。出口的問題，我倒同意李揚的說法，裴長洪有一個很好的論述，他說中國必然是外貿順差會保持高位，果不其然，讓他給說中了。

　　外貿順差的問題一時半會兒不好解決，我們還有第二道防線，就是保持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如果我們第一道防線，對外貿易的平衡能夠實現的話，這是最好的，“十一五”規劃里是這么提的，要實現對外貿易的基本平衡，這是2005年的說法。2005年年初的時候，我們的外貿政策，我記得是叫做“實現對外貿易的基本平衡”，結果2006年對外貿易順差增加了70%。然后2007年，我們的對外貿易政策在年初的表述是什么呢？“適當地減少貿易順差”，這個結果上半年順差就有1200億了，所以不知道2008年，我們的對外貿易政策怎么表述。所以要是第一道防線守不住，我們還可以守第二道防線，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這就需要金融的開放。王建講金融慢點開放，但是如果我們想解決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話，金融不開放，那恐怕很困難。聽了蔡昉和李揚上午的主題發言，我想我們未來十年要解決什么問題呢？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解決儲蓄率、投資和消費結構問題，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解決居民收入的問題，解決國際收支的問題，我就說到這兒，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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