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政策與外管局長更迭

　　記者述評

　　盡管匯率機制的變化可能是一個“出其不意”的事情，但匯率問題不會因為人事更迭發生政策趨向上的變化

　　□本刊記者 張小彩/文

　　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胡曉煉出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這本來是緣于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張恩照去職的系列人事變動之一，而部分市場輿論則浮想聯翩，甚至出現“人民幣升值”的傳言，當屬缺乏依據和邏輯的臆想。

　　其實，論及前外管局長離任而胡曉煉接班，更值得關注的并非匯率政策的重大變化，而應是外匯體制的技術操作方針；于此，當前又以外國資本流入的相關政策規定、中國逾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投資組合等問題最為重要。早在郭樹清調任建行董事長之時，海外觀察家在推測可能的繼任人選時，其關注點就多集中于這一層面。胡曉煉的任命，當在此層面做出了回答。

　　46歲的胡曉煉1981年畢業于人民銀行研究生班，與現任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等同為“五道口一期”，在中國金融界可謂資深；胡亦系“老外管”，任職外管局20多年，素有“謹慎細致”之評。應當承認，胡曉煉接任外管局長，顯示有關當局在這一崗位上更看重“技術官僚型”人物，其用意在于政策的連續性，且這一目標想必也是可以實現的。

　　在分析中國外匯政策走勢之時，人民幣是否升值、何時升值，可謂持續性熱點話題。輿論猜測不斷當可理解。

　　不過，就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不久前全國“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所說：“(匯率改革)這項工作我們正在進行，何時出臺？采取什么方案？這可能是一個出其不意的事情。”

　　“兩會”結束后的3月2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面對多位外國專家的提問時，也曾公開表述他對匯率問題的看法。

　　花旗集團副董事長斯坦利費希爾當時評論：“采用釘住美元匯率，使你不可能及時預測危機；如果美元定值過高，你的外匯儲備就會減少，反之就會很快積累很多外匯儲備。”他表示，對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有一種恐懼感”，“越晚解決這個問題，就會碰到更難以解決的問題。”外匯儲備增加已直接造成了流動性過多的問題，一些外國專家對央行是否有足夠的工具和能力凍結這部分流動性表示懷疑。

　　周小川對此顯得胸有成竹。“在目前的這個階段包括今年，我們還是很放心的。”他回應道，“我們能夠成功地完成任務。”或許在他看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雖然不小，但現有的貨幣政策工具至少在今年還可以應付；現在還有時間為匯率制度的調整進行基礎性建設。

　　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需要央行被動地投放基礎貨幣；為控制通貨膨脹，又不得不用央行票據將貨幣回籠。2002年以來，央行開始發行央行票據以對沖由于外匯儲備增加帶來的基礎貨幣投放。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彭興韻博士計算，去年央行發行票據達1.5萬億元；2004年底，央行資產負債表中，央票余額近1萬億元。今年形勢更嚴峻：央行票據存量中有9400億元將在2005年內到期。央行不得不更大量地發行新票據，以回籠新發的基礎貨幣，并對沖到期票據。

　　不過，央行已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央行票據的操作技巧和效率。比如，從2004年底開始發行三年期的央行票據，采用定向發行的方式發行央行票據等，以期通過對現有工具的改革與創新，達到最大的貨幣政策效果。市場甚至預期，央行為凍潔流動性，會再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從大環境來看，央行的信心亦不無道理。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外資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帶來的巨大流動性；二是出口商品價格問題引發的貿易摩擦。業內人士分析，隨著美元利率進一步上調，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會減小。同時，中國商務部在進出口貿易政策方面，也會緩解由于出口價格問題給匯率帶來的壓力，比如出口退稅政策的退出、對紡織品出口征稅等政策。

　　早在今年1月的央行年度工作會議上就有專家認為，周小川“積極穩妥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最新提法，與原來“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結合其他跡象，可能意味著外匯體制改革步伐會加快。

　　但是，這種加快很可能在于新產品的推出和外匯市場建設。

　　周小川也提到：“我們要更好地去設計最基本的制度，并且能夠批準一些非常復雜的產品。”此外，消息人士稱，5月18日，上海外匯交易中心將開始采用一套外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系統；美元坐市商制度也在研究之中。

　　當然，周小川沒有輕視資本流入對貨幣政策的壓力。“在利率比較低的情況下凍結流動性的成本是比較低的。但是總有一天利率不會像今天這么低，到時必須要有解決方法。”他說，“以后我們一定還是會向著匯率的平衡點去發展。”

　　周小川的這些看法，或許正可成為理解溫家寶今年“兩會”所言的技術注解。在中國外匯政策重大變化必由最高層確定的現行體制下，體味這些看法，恐怕遠較盯住外管局長的人選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