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本身也是商品，利率則是貨幣的價格。所以，當存款準備金率從年初的18.5%上調至21.5%的歷史高位時，貨幣供給相對于實際需求，缺口不斷放大，這種缺口逐漸在高企的實際利率中體現出來。
事實上，央行從年初至今，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同期加息3次，一年期貸款利率只有6.56%，但官方給定的利率并沒有反映出貨幣供求實際狀況；據媒體報道，溫州地下錢莊年息已達180%，緊張的資金面從民間價格中反映出來——相比，銀行貸款反倒成了福利。
如果把央行利率看做名義利率，非銀行金融機構等民間吸儲利率、類存款信托等理財產品收益等，無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市場的實際利率，這可以看成利率的兩條軌道。
頻繁的數量型調控導致市場在整體流動性充裕的環境下，部分時點嚴重缺血，結構性短缺愈發突出。市場利率隨之急劇攀升。由此，資金本就不寬裕的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更為狹窄，多數企業只能求助于遠高于官方的民間借貸。
此外，隨著通脹壓力加大，存款名義負利率狀況更趨惡化。以6月CPI同比上漲6.4%與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來簡單衡量，負利率達2.9個百分點。長期負利率對財富侵蝕將迫使存款者取款消費投資，從而可能進一步推動物價，甚至助長資產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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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雙軌的根本危害是價格信號混亂，無法準確反映資金供求關系。它還將令不同經濟主體遭受歧視性待遇。一些投資效率偏低國企依然能順利獲得貸款；而吸納大部分就業、經濟發展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企則捉襟見肘……如果提高利率，不論什么企業，資金成本都會提高，但不管怎么提高，也高不過現在的民間資金成本。[詳細]
目前開發商從民間借貸年息大部分在25%-30%，70%左右的年息或者5%-6%的月息也不在少數...更多>>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直接減少銀行可貸資金，受影響最大的是那些本來就不容易得到貸款的企業，說白了，就是民營中小企業，但對大型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影響要小很多。
從商業角度考慮，中小企業放貸失誤概率遠超國企，商業銀行在資金有限的狀況下當然會去選擇更有保障的貸方，不輕易冒險觸碰民企這根高壓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斷的上調準備金率和不怎么上調的利率，客觀上拉大了國企和民企的融資成本。如果繼續上調準備金率，可預見將有越來越多民企相對國企經營惡化，這可能降低經濟活力，威脅整體就業。[詳細]
至4月份中旬，央票余額比去年年末反而減少近1萬億。為何在央票余額不是增加反而減少呢？其背后的原因是央票發行利率不敢定得過高，怕增強人們的加息預期，而加息又會導致人民幣升值預期提高，熱錢流入加速。但3月份之后，央行主動提高央票發行利率與市場利率接軌，使得公開市場操作規模急劇放大，凈回籠貨幣2000余億。即便如此，一季度央票余額還是減少了。
央行至今為止所采取的貨幣收縮措施估計還是沒有完全對沖掉今年新增的外匯占款額，也就是說，貨幣政策仍然停留在對增量流動性的控制上，對巨額的存量流動性沒有涉及，故其力度不可謂大。[詳細]
利率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更多>>
不加息的理由通常是，加息將吸引熱錢加大輸入性通脹壓力。央行副行長易綱在3月表示，“目前利率水平很舒服，太高吸引熱錢”，但隨后也發表文章稱“熱錢流入沒有那么多”。
央行行長周小川則稱，我國不具備將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條件，但能容忍經濟轉型過程中產生一定程度的通脹。同時經濟體制改革會放開特定價格，引發額外的通脹，央行已準備好容納這部分通脹，這也是央行不采用通脹目標制的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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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場化的桎梏，主要在于中國的金融市場分割及“二元化”金融格局。國有金融機構控制著絕大部分金融資源，通常充當國有企業和地方投資項目巨額貸款的授予方，甚至向缺乏社會經濟效益的“政績工程”放貸；另有大量資金游離于“官辦金融”之外，向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形成利率較高的民間金融。打破市場藩籬正屬勢所必然。
誠然，利率市場化也會帶來一定風險。監管層可能主要擔憂國有銀行強烈依賴息差收入的盈利模式將面臨嚴峻考驗，國有企業將難以繼續低成本獲得大量資金。但是，全面權衡成本與收益，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浮動等都是經濟發展中繞不過去的坎，如果總是存有僥幸，付出的代價會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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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初的物資價格雙軌制雖毀譽參半，但畢竟在改革中起了特殊作用，且其并軌水到渠成般悄然完成，極大促進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搭建。如今，利率市場化仍存阻礙，如果總是存有僥幸，付出的代價會越來越大。拆除雙軌可以大大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進程，從而使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本固枝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