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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行政投資項目將推高對銀行信貸需求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8日 22:51  經濟觀察報

  其仁其文

  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

  其實,高鐵投資究竟成功還是不成功,將來才知道。上周本專欄借用高鐵案例,要討論的并不是這類手筆驚人項目的未來效果,而是這類經濟活動的當期影響。很明白,不論將來的高鐵全盤開張之后,究竟客似云來還是門可羅雀,也不論屆時鐵路的財務盈利還是虧本,只要投資立項通過審批,它就立刻對信貸、貨幣和物價產生影響。

  也是中國國情,投資項目通過審批的級別越高,項目實施就越通行無阻。仍以高鐵為例,那是國務院批準的國家項目,一經通過,方方面面必開綠燈予以支持。民營草根項目這難那難的麻煩,到了國家項目那里一般不存在——這也正是舉國體制的魅力所在。實例可靠,2009年國家進一步擴張高鐵規劃,2010年鐵道部就宣布三年內建成1.3萬公里高鐵,以萬億計的項目一下子就火爆干開了。如果像京津城際一樣,實際投資遠超概算,那么年度之間中國的鐵路投資突然冒加出幾千億來,完全不足為奇。

  這對貨幣供求有什么影響?首先,它立刻推高了對銀行信貸的需求。按慣例,投資項目只要籌夠了自有資本,余下的就可以向銀行貸款解決。符合國情的規則是,越是政府項目,越是審批規格高的國家項目,可借貸資金的比例越高。過去這些年鐵路的“跨越式發展”,主要就是靠銀行信貸搞起來的。當下雄心勃勃的高鐵規劃,不過是進一步放大過去的“成熟經驗”而已。簡單講結果,更高級別的國家投資項目,直接意味著更大數量的銀行信貸。

  這類貸款需求也總能優先得到滿足。道理同樣簡單,在國情約束之下,投資項目是不是“重中之重”,并不取決于對預期風險與收益之類的純商業考量,而是取決于由哪個級別的政府做出的審批。國務院批準的國家大項目,拿到哪個銀行還不是響當當的?何況我國的大銀行都由政府控股和控制,在這個圈子里,實現國家項目信貸的供求平衡,“交易費用”實在是很低的。

  于是人們看到報道,京滬高鐵上馬之時,財政預算投資不足,保監會就協調若干國家保險公司對該項目投資。當這家“僅次于三峽”的鐵道部“企業”籌夠了自有資本,就可以大舉向銀行借貸。從金融流程分析,那幾筆原本也趴在銀行賬上的保險金,一旦注入京滬高鐵公司,頓時就變得活躍起來,因為從此它們就有資格充當“支點”,以便京滬高鐵從銀行里借貸出更大數額的貸款。銀行可貸放的款項,當然來自機構和個人的存款。最為神奇的地方,是機構或個人的存款也可以來自從銀行得到的借款。不是嗎?假如商業銀行帶給京滬高鐵1000億,后者花掉100億,余下900億存入銀行,于是可貸資金又多出來900億!

  用貨幣銀行學的正規術語說,這就是商業銀行具有“創造貨幣”的能耐。當今世界,只要還沒有回到金本位和百分之百的儲備制度,舉世的商業銀行就都有放大存貸、創造貨幣的功能。中國的特色,在于“政府主導”的投資在全部經濟活動中占有很大的權重,所以行政權力可以直接參與貨幣創造。如高鐵案例所展示的,中國特色的貨幣創造還不是從一個法人機構正常的銀行儲蓄存款開始的。在更早的源頭,一紙政府公文、甚至幾個全新的概念及其論證,就可以開啟源源不斷的貨幣創造的川流。

  跨越式發展的高鐵不過是中國諸多產業部門中的一個。是的,“鐵公基”、電力、能源、通訊等等,有哪一個部門不爭相跨越式發展?又有哪一個大部門不是在“政府主導”的特色覆蓋下,在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對中國式的貨幣創造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中國又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政府的層級很多。上行下效,支配著中央“條條”的機制,也一樣支配著地方的“塊塊”。普天之下,哪里看不到“政府主導”的投資?差別不過是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和鎮政府,或者是由明白人管著的政府,還是糊涂人掌控的政府而已。加總到一起——這是“宏觀”的含義吧——中國特色的貨幣創造,動能極其強大就是了。

  也舉一個例,前不久《人民日報》刊發的一篇文章,說全國“有655個城市正計劃‘走向世界’,200多個地級市中有183個正在規劃建設‘國際大都市’”。文章還引用國家審計署對18個省、16個市和36個縣本級的審計結果,“截至2009年底,這些地方的政府性債務余額高達2.79萬億元”。這里的投融資機制與上述大行業的如出一轍,都是行政權力從投資的源頭開始,就強有力地推動貨幣創造。

  條條塊塊政府以行政權力放大銀行信貸,不斷創造貨幣,并不是單靠商業銀行就可以獨立完成的。講過了,在法定不可兌現貨幣制度之下,流通中的每一塊錢都是央行的出品。離開央行源源不斷地向商業銀行注入基礎貨幣,信貸放大中的“貨幣創造”就是無源之水。我們的系列評論已花費不少篇幅梳理過,在穩定人民幣匯率的政策約束下,央行不斷大手買入外匯,在積存全球第一大國家外匯儲備的同時,也把等價的人民幣基礎貨幣注入商業銀行。這就是說,以基礎貨幣干預、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恰恰為行政權力放大信貸、創造貨幣提供了條件。

  中國貨幣運動的兩個圈圈,連到一起才實現了貨幣供給的驚人增長。讀者也許注意到,去年年末我國廣義貨幣(M2)余額72.6萬億,比2002年年末的18.3萬億增加了54.2萬億——8年之間幾近翻了兩番!如此驚人龐大的貨幣是怎樣煉出來的?本文認為,答案要到無處不在的中國經濟制度的特色中去尋找。也許是轉型中的過渡性現象,既為國民經濟超高速增長奠定基礎,也為物價總水平的累積性推高,準備了貨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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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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