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主要問題是窮，但窮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概括部分中國精英知識分子表述不一的回答，大體的邏輯是這樣的：沒有國民待遇，沒有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有問題。

　　從來不必懷疑，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三農”之外的制度設計，簡單說，就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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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農民在城鄉二元結構中缺乏平等的國民待遇，心靈和身體都受到壟斷和束縛。如果我們永遠不給農民以民主，不改革針對農民的制度，三農問題則永遠無解。

　　然而，民主、私有化這些制度要素能在一夜間還給農民嗎？讓政治素質文化素質最低的人享受層次最高的民主，就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南平采訪期間，那些熟悉鄉村情況，并在城市里獲得碩士博士文憑的官員們，幾乎都承認，制度層面的補償，不可能在短暫的時間內破解三農問題。

　　過去的5年內，中國鄉村漫天飛舞的選票，不僅以選舉的名義表達了民主對民意的尊重，而且改變了中國鄉村民主制度推行之前，鄉村領導人的合法性由上一級政府任命而后確認的威權傳統。從臣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變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2002年，記者去浙江富裕地區的鄉村，發現那里的鄉村民主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義烏，新富階層走向鄉村政治前臺，已成民主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瑞安，防止新富參政“為政不仁”的協議村官制度，使得草根民主的制度創新，大大邁進了一步；

　　溫州，賄選風的刮起，以及賄選班底的出現，標志著溫州式的賄選早已超越貧困鄉村以鈔票易選票的原始方式，“黑金政治”驟然升級。

　　這一切都讓人震撼。經濟的繁榮已使那里的鄉村成為開放性社會。民主的訴求，被那里的人們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浙江的民主故事還提醒我們，即便是草根民主成熟到已在制度層面開始創新的浙江，民主發展水平也不是所有的區域都一般齊整，個體上的差異依舊存在，其整體狀態還可以用“紅”“黑”膠著來描述。

　　《南方周末》報道了2002年6月25日山東淄博的“暴力民主”案，一個農民因為拒絕選舉自己不信任的候選人，在“不選我就打死你”的怒罵中，被候選人的獵槍打得彈痕累累。

　　宗族勢力，官方任命，這些影響鄉村民主的要素，暫且擱置不談，單看諸如舊惡勢力強暴民主的極端個案，我們就可進一步意識到，全國范圍內的民主發展水平，是多么的不平衡。

　　或許，這就是我們身處其中的轉型時期的現實：一方面，選民在眾目睽睽下被候選人打得血肉模糊，另一方面，遏制新貴為政不仁的協議堆積如山。看后者，我們有理由對鄉村民主的未來表示樂觀，但我們必須還要看到前者，我們的樂觀不能演化成急切。考察個案之間的差異，我們發現，在同一個中國，在不同的角落里，民主進步的差異委實太大。

　　現在，讓我們將視角從發達的浙江鄉村社會，轉移到貧困的閩北鄉村。今天的南平，官方已認同經濟能人走上政治前臺的合理性。官員們認為，讓鄉村新富階層走上政治前臺，不僅有利于農村增收現實，而且有利于改善干群關系，有利于社會穩定。過去，即便是浙江等思想開放的地區，人們對經濟能人參與鄉村政治還是極為擔憂的。為了解放思想，2年前江蘇省人大一名高級官員還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號召解放思想，主張道德權威讓位經濟能人，讓村里的“能人”經依法選舉成為“領頭羊”，使得他們在當選后把自己的事業和集體的事業結合在一起，獲得“雙贏”。

　　事實上，中國落后的鄉村，其政治生態不像精英知識分子所說的那樣，給點民主的陽光就燦爛。2002年早春，記者去經濟學家們從事“天村實驗”的漢江平原，在湖北省沙陽縣群力村，訓政的民主之花終于在幾次失敗后掛果群力村。農民也可以搞民主，民主并不招致混亂，這是我們當時的結論。回想起來，當初興奮異常的我們，現在冷靜了許多。因為，記者不能肯定，離開博士生的指導培訓，離開縣鄉政府的關注，群力村能否收獲有秩序的鄉村民主？記者同樣不能肯定，沒有培訓一天發10元錢的激勵機制，農民們是否愿意參加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民主訓練？所以，記者在兩年后的今天，開始擔心這樣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

　　就南平而言，他們的“大戶強村”戰略推行得一直較為艱難。首先是“大戶”少，其次是大戶不愿意染指“村政”。距離建毆市大約20公里的井歧村，有個經濟能人劉義海，有文化，見多識廣，敢闖敢干，會做生意。為了土地承包的年限，以及村民負擔，劉從地方一路上訪去了北京，驚動中央。可是，就這樣一個人，在獲得下派書記認同后，怎么也不接受出任“接班人”的角色。

　　“大戶”，雖然是農村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農村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資源，但采訪中接觸到的“大戶”普遍不愿當村官。他們有樸素的公平觀念，路遇不平，會挺身而出，但他們缺乏進步的政治意識，認為“當官”是個專業性極強的工作，不是他們的所為。

　　于是，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南平鄉村的村官們，大體上還是鄉村道德權威在主政。井歧村下派村支書黃長榮3年下派期滿，返回法院當他的法官去了，接任書記之職的是一名40歲的女村官，她怯生生跟我們握手的感覺，至今還存留在我的記憶中，不由得讓人擔心這樣的道德權威，能否真的引領村民走上小康的路？

　　當下的村民自治，僅僅保證了村務公開，至多只是限制了村官為所欲為的不良習慣。農民對其利益受“剝奪”的不滿，開始從村官身上轉移開來，鄉村社會漸趨穩定。但能就此贏得一個沒有怨言的鄉村社會，農民可以就此過上和諧的、令人愉悅的幸福生活？置身于后WTO時代的中國農民，即使真的擺脫了盤剝和欺凌，也不可能過上桃花源式的生活。

　　當封閉的自我循環被開放的全球化所株連，中國農民需要的就不是單純的公平問題，他們還要擁有效率、發展。而后者不是淺層次的村民自治這個民主制度所能給予的。對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官僚階層和知識階層來說，制度設計的藍圖業已繪出，接下來的問題是技術層面的執行力，鄉村公共事業管理，農村基礎醫療，九年義務教育，路橋水電的基礎建設，通往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的鋪設，這些歷史上對農民欠下的呆壞賬，不是靠村民自治或者民主制度所能消弭的。

　　如果我們的知識階層，不就這些具體的現實問題給出一個個清晰的解答，而是大而化之地談制度，這對農民命運的改變，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系列報道：

　　南平折射的中國“鄉情”拷問三農藥方--上篇

　　南平折射的中國“鄉情”拷問三農藥方--下篇

　　第二問：縣域經濟非農化？

　　第三問：“盆景農業”能救中國三農于未來？

　　第五問：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農民？

　　第六問：中國的神醫為什么總是開錯藥方？

　　農民問題是個球 政府和農民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