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拷問三農藥方

　　本刊記者 章敬平

　　2004年一號文件的出籠，以及農民政治的種種跡象，無不顯示執政者已洞悉農民的苦難。此時，僅僅描摹農村的苦難，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其社會效應已不復當年。且不論資政價值是否式微，僅就中國農民問題的未來而言，一味地痛陳和驚呼，會不會讓公眾最終失去解決問題的信心？

　　可以說，南平實驗的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諸多層面的系統努力，松緩了劍拔弩張的鄉村矛盾，剝離了過去數十年來我們對農民欠下的部分呆壞賬。它不僅為幾百萬農民爭取了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也為執政黨完成鄉村底層社會的結構重建贏得了時間和空間。

　　上篇：南平折射的中國“鄉情”

　　篇一：山里的世界不精彩

　　定義閩北鄉村社會的形態是件非常簡單的事，只要看看市府少數部門的辦公室，或者鄉村農舍的廳堂，你就會發現，2004年的閩北還有著或濃或淡的毛澤東時代的影跡。閩北30日，我們不時想起一句老話：每一代人都迷戀于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紅色情結

　　第一次走進南平市府原副秘書長楊金鑫的辦公室，我們嚇了一跳。墻壁上懸掛著毛澤東的畫像，辦公桌上則擺放著毛澤東的塑像。61歲的楊，已過了退休年齡，覺得離不得他的南平政要們，給他一個市府研究員的名義，勸他留任5年。曾出任9任市委書記“智囊”的楊，1990年破格參與國務院政策咨詢“高參會”，并被問計于中南海懷仁堂，有人戲稱他乃“閩北睜眼看市場經濟第一人”。

　　楊說，主張市場經濟的他并不懷念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安排，他之所以“供奉”毛澤東的影像，皆出于飲水思源的感恩心態。5歲喪父，和小腳母親相依為命，楊認為他能夠讀書上大學并成材，都是毛澤東帶來的福祉。過去40年，他換過很多辦公室，但毛澤東的畫像從沒有消失過。

　　洞悉南平歷史的人們認為，閩北人鐘愛毛澤東，是有歷史淵源可以追溯的。南平是一塊小農經濟的寶地，“中國竹鄉”、“福建糧倉”、“南方林海”指的都是這塊2.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們形容這里的土地肥沃，有一句極為夸張的言辭：插根扁擔都能發芽。這樣的地方，農民最需要的就是一塊活命的土地。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中葉，奪取地主的土地，分給了他們土地，無異于給了“窮人”向上天要飯的金飯碗。

　　緬懷毛澤東的這塊土地，異常看重中國革命老區的革命家史。他們濃郁的紅色情結，常常從不經意間流露一二。延平區王臺鎮的公務員們，在我采訪結束的時候，不忘給我一本小冊子。內有兩張老照片，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窺見這塊土地的雙重特色：

　　綠色金庫，1958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頒給王臺“綠色金庫人民公社”的獎狀；

　　紅色土地，1930年代上溪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南平溪口革命委員會舊址。

　　從計劃經濟回到自然經濟？

　　1970年代末期，安徽小崗村的農民，以一紙血手印，掀開中國農民“第二次革命”的大篇章。洶涌澎湃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也在1980年代初期席卷南平山村。遺憾的是，導致中國由計劃經濟時代過渡到市場經濟時代的農村土地承包制，帶給南平農村的，不是市場經濟的進步，而是自然經濟或者小農經濟的回歸。

　　拜自然的恩賜，閩北經濟總量，直到1980年代都遙遙領先于福建其他地市：木材產量全省“狀元”；糧食總量全省“榜眼”；農業GDP全省“探花”。

　　狀元，榜眼，探花……共同打造了閩北農村的巔峰時代。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小農經濟形態。為什么光澤縣小寺洲村70余戶村民20多個姓氏？專家回答：良好的自然條件，吸引崇尚小農經濟的移民們紛至沓來。

　　逐水草而居的小農經濟時代，被集體化時代的生產方式，中斷了數十年。集體化時代的弊端是毫無疑問的，但滲透其間的大機器生產或者農業技術支持，顯示出比過去高得多的生產率。

　　待到分田到戶，老農們看到的，是漫長的傳統農業形態的回歸。拖拉機被棄置不用，牛前人后的千年耕作方式，重回鄉間。

　　歷時數個世紀的演變，閩北鄉村依舊沒有逃脫“靠天吃飯”的命運安排。先人們用刀耕火種的農作經驗寫就的黃歷，遺留給1990年代的后人們無盡的淚水和無奈。

　　2004年春天的一個夜晚，記者去武夷山天心永樂禪寺拜見主持釋澤道。大和尚送我們兩盒禪茶。據他說，寺廟所在的武夷鎮天心村有著悠久的種茶歷史，清朝皇帝所賜御茶園即在此村落。村民世代以茶為業。此前，官方數據說，全村的巖茶面積4500畝，可是，見拙于落后的茶葉生產管理和制作工藝，茶葉畝產量出奇地低：32.5公斤。最要命的是，農藥殘留量47%的檢測結果，使得知情的茶商望而卻步。

　　農民也知道需要技術，但他們把技術看作科學家的專利，似乎只有袁隆平才可能帶領大家找到技術。建陽市郊區的一個農民，跟記者說過一個桔柚園的慘痛故事。故事說，建陽市童游鎮赤岸村有一片桔柚園，100多畝的果苗，都經過嫁接。原來以為每畝年產量不下10萬公斤，可是技術上的壁壘，使得實際年產量不過2萬公斤。1999年又逢罕見凍害，1/3被凍死。年底盤點，整個桔柚園當年虧損80余萬元。

　　這樣一來，再好的項目，農民都不會趨之若鶩。依然以建陽為例，該市外資辦仰仗農校的技術背景，選派技術人員用三五年時間培育出一個適宜當地水土的柑橘良種，品質和口味俱佳。遂命名為建陽桔柚。考慮到當地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建陽官方有意大規模推廣。柑橘協會會長方金妹說：我們這里屬中亞熱帶季風氣候，地處武夷山南麓，搞柑橘肯定有前途，可是農民不敢試種。也不能埋怨農民，種桔柚是個技術活，沒有技術人員的支持，風險也蠻大的。所以，盡管官方一再努力推廣建陽桔柚，幾年下來也不過寥寥數百畝。放眼建陽，全市將近5萬畝柑桔，多是市場上無人問津的老品種。

　　方金妹認為，1999年的“科技特派員”制度尚未推行之前的幾年，農民想獲得官方技術人員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基層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已然凋敝，官方結論為6個字：線斷、網破、人散。

　　我們在南平采訪期間，恰好看到新華社《半月談》上刊載的文章：《拯救農技推廣》。2004年4月，該刊記者王新亞等人來到河南駐馬店市關王廟鄉。該鄉農技站曾經是昔日的全國先進典型，記者掃描到的卻是一派荒蕪景象：1998年蓋起的兩層農技站早已人去樓空，銹跡斑斑的大門上靠著農民們晾曬的玉米稈。走進后院，一邊已平整好準備種菜，另一邊凌亂地種著些大蒜。

　　據悉，1998年關王廟鄉農技站徹底“斷奶”，財政援助完全切斷，除了一個留守兩年沒得到一分錢工資的會計，已經沒有人光顧這個15年前曾被中國農業部表彰過的農技站。

　　我們把駐馬店的情景轉述給兩個南平人。一個熟悉農技站的人覺得，那情形就是南平1999年前的寫照，幾乎沒有什么差別，除了地點人物和年份的不同。另外一個覺得沒有那么慘烈。據他估計，可能還有1/3的農技站在運轉。

　　較之往昔，喜歡說“想當年”的一個南平明星科技特派員感嘆：不能和過去比呀。他估計的數據我們不知道是否準確，但我們相信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胡瑞法研究員的數據。胡接受《半月談》采訪時介紹：1990年代中葉，中國在冊的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多達百萬，呈“金字塔”結構。國家級農技人員萬分之五，省級2%，地市一級6%，30%在縣一級，一半以上的農技人員在鄉鎮。如今，金字塔由于“底座”被毀棄，變成了“倒金字塔”。1980年代初葉，村一級農技人員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一夜間消失于無形。1990年代初葉，鄉鎮一級農技人員隨著“斷奶斷糧”的時勢，也驟然間四分五裂，各謀出路。

　　如此情勢，無論農民對技術表現出怎樣的望眼欲穿，也不能獲得任何實質性的幫助。從科技副鎮長的下派，到科技下鄉，一陣陣運動式的“科技烙餅”，最終還是沒有從天上落下來。難怪方金妹說，1999年乍聽領導讓她下鄉做科技特派員，她的第一反應是：又要運動了。

　　沒有技術支持的閩北鄉村，是一張張虧損后徒然嘆息的臉。

　　此時的南平，豐沃的土地，非但吸引不了外來移民，連土地上的人，也留不住了。曾任南平市長助理的游勸榮說：漂亮的村姑都去城里洗腳了。

　　讓我們再看看，當時的官方統計數據：1997年，福建每畝耕地創造的GDP是1592元。沿海的漳州市，每畝耕地的產值則高達3223元。而一直以農業為驕傲的南平，每畝地的產出，僅僅1185元。

　　傷心？氣餒？面對這樣的數據，所有負面的形容詞似乎都不足以描述南平人復雜的內心世界。

　　山外面的市場有經濟嗎？

　　1999年中葉，中國入世談判最后沖線。WTO語境下的中國農業和農民，將受到什么樣的沖擊？那時候，記者還專門找了個農業問題專家，正經八百地為中國的農業和農民問計。觀察南平，記者才發現，我們問得多么的不切實際，因為類似南平鄉村的農民，還不知道大山之外的市場經濟，究竟是何物。

　　雖然說在差不多20年前，他們就告別了排斥市場的計劃經濟，但回歸到傳統農業老路上的他們，實際上搞的是小農經濟，本質上同樣是排斥市場的。南平的農民，非常熟悉只在“文革”期間短暫停止過的“趕墟”，但連他們自己也不覺得，延續了數百年的集市貿易，跟大山外面的市場經濟有什么內在的聯系。

　　建陽市流通副市長廖獻平說，她帶領屬下的流通隊伍，像“紅桃K”廣告業務員一樣，去農民的墻壁上刷寫流通之類的標語，她想告訴農民，提籃小賣的交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不是走向山外的流通。

　　顯然，這樣的市場意識啟蒙，極富價值。信息閉塞的山民們，經常守著富山唱窮經。蒲城縣九牧鎮，是南平市的最北端，代表福建和浙江、江西3省共同形成一個三角地帶。轄區內151平方公里，1.2萬余人口，20萬畝山地，17萬畝林地，2.7萬畝耕地，“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個典型的山區鎮。海拔不足500米的山上，有三大聞名八閩的物產：苞酒、豆腐、酸腌菜。可是，市場和基地間產銷脫節，他們的生產，只是小作坊式的家庭生產，產品始終沒有走出推門可見的大山。

　　大山外面的市場，對他們來說，除了陌生，就是神奇，神奇得有時候難以置信。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似乎只能提供不值錢的粗放型產品。1997年，從日本進口的紅富士蘋果，一個能賣6元，而南平市場上的橘子5分錢一斤都賣不出去。記者把這個“神話”告訴了延平區的一個農民，他算了算，一個日本蘋果相當于120斤橘子。記者注意到他的神情，驚訝，稀奇，不相信。他說，他只相信“5分錢一斤的橘子賣不掉”，因為他親歷過那樣的景象。

　　順昌縣的官員告訴記者，1998年之后的3年，一到秋天滿山橘子紅，他們就擔心“溫桃生式的悲劇”重演。據稱，1999年收獲3萬斤的果農溫桃生，找了一個貨運司機，裝滿柑橘后溫問司機，橘子應該運到哪里？司機懵了。哪有“東家”問“雇工”的？溫對同樣不知道哪里好賣的司機說：“你覺得哪里可能好賣，就去哪里吧。”最后，車去蘇南一帶，陪了車費，無功而返。

　　見農民們走不出大山，找不到市場，官員們甚至害怕他們豐收，因為他們害怕隨處可見的情境：“橘子掛樹梢，西瓜河里漂，果樹當柴燒。”

　　任由柑橘爛在樹梢的農人們，自然沒有讀過卡爾·馬克思100余年前寫就的《資本論》，盡管山溝里的廣播多次提過“馬克思主義”。據讀過《資本論》的專家說，馬克思以其敏捷的才思，把產品進入市場，比喻為“驚險的一跳”。一個南平官員援引南平前官員的話說：幾年前，我們在“驚險一跳”中，非但摔壞了產品，摔垮了產業，還摔死了農民。

　　閩北農民不懂得市場需求，不明白市場營銷。他們狹隘的小農意識，常被商人們當作笑話說起。建陽市“葡萄大王”組建流通協會，不少農民害怕協會大了，種葡萄的人多了，會不會降低他們的價格。他們不曉得整個葡萄市場的形成，知名品牌的樹立對他們意味著什么，他們只希望自己村的葡萄豐收了，鄰村的葡萄全爛掉。

　　1997年，順昌縣久富盛名的“柑橘之鄉”洋墩鄉，柑橘總量30多萬噸，自產自銷的果農們，旺銷時節，競相抬價，滯銷時節，則競相壓價，末了，他們遭遇了罕見的庫存積壓。

　　是年底，南平農民的收入陡然下滑。官方數字顯示，1996年到2000年，南平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從26.4下降到2.9%，局部地區出現負增長。

　　系列報道：

　　南平折射的中國“鄉情”拷問三農藥方--下篇

　　第二問：縣域經濟非農化？

　　第三問：“盆景農業”能救中國三農于未來？

　　第四問：民主制度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第五問：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農民？

　　第六問：中國的神醫為什么總是開錯藥方？

　　農民問題是個球 政府和農民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