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敬平

　　中國三農問題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土地私有化能救農民于窮苦？“盆景農業”是中國農業的未來？民主制度能消弭三農難題于無形？面對高居“廟堂”的部分學者高調開出的三農“藥方”，處江湖之遠洞悉鄉村真實世界的人們，應該針對他們揮斥方遒的論調，多打幾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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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南平的現實，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會發現高瞻遠矚的“消滅農民論”，多么像那個聽說災民饑荒遍野就說“給他們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農化有害的縣域經濟執行者，在尋求“消滅農民”理論支持時，又是怎樣的一種冷酷。

　　下篇：三農藥方再審視

　　第一問：“消滅農民”？

　　2004年春天，記者在南平電力賓館上網時，偶然看到一個投資機構的宏觀政策分析。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在于消滅農民，已經作為一個常識，一個無須再經論證的公理，成了投資決策者分析投資增長模式的論據。

　　我們不妨將部分相關文字援引如下：在投資的內生性與行政干預的較量中，有3個因素決定了目前投資增長模式的合理性和持續性。首先是全球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為投資大幅增長提供了外部推動力，其次便是農村城市化的新思路為城市基建投資提供了持續推動力。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就是消滅農民，讓農民變成城市工人；消滅農村，讓農村變成城市。農民變成農業工人，農業的產業化才有基礎。這一過程從城市向周圍農村的擴張開始，農民向中心城市聚集、城市群帶的發展對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及相關行業提出了更多的需求。由于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此導致的投資活動也將是持續的。

　　記者無意于辯駁該分析的正確與否，記者關心的是，消滅農民怎么成了一個廣泛的共識？誰說“消滅農民才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消滅農民需要多長時日？在一個有著9億農民的國家，我們怎樣才能消滅農民？

　　記憶中，過去的3年里，中國的很多理論家和農村問題專家提出過這樣的“高見”。原以為他們的說法，僅僅是一種說法而已，沒料到它們對中國公眾的影響力竟然如此之大。

　　去網絡搜索引擎上一查，“消滅農民”確已成為公眾廣泛接受的概念，一個可以解決三農問題的“動賓結構”。從作客著名網絡媒介的人大代表，到著書立說的理論家，把脈三農問題，無不言之鑿鑿地開出“消滅農民”的藥方。

　　當然，他們一般會解釋其實不用解釋的兩個小問題：消滅農民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而是讓他們轉變為工人；農民的出路在于消滅農民，消滅農民的出路在于市場經濟和市場化的綜合改革，這是古典經濟學的邏輯。

　　顯然，這樣的藥方，已經贏得廣泛的認同。

　　2004年3月6日，一位知名策劃人以特約評論員的身份，出現在南方電視一頻道的“兩會報道”上，講到三農問題，他援引了當天早上從報章上看到的專家的一句話：“解決農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村，解決農民的問題在于消滅農民。”他說：“雖然極端了一點，但是也不乏道理。”

　　記者出身的策劃家，顯然要比一般的專家冷靜，他在電視上說：中國的三農問題與美國等國家的情況不同，畢其功于一役的短線思想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主張“戰略眼光，長線思維”的策劃家認為，如果能用20年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貢獻了。

　　他的估計，應該是樂觀了。我們從不相信中國農民問題無解，但我們絕對沒有樂觀到“20年解決三農問題”的程度。從西方經濟學中克隆出“消滅農民論”的專家學者們，如果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把自己心靈中的“皮球”真正沉到鄉村的“水”中，那么可以看看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實話》。比較而言，李的書對中國鄉村現狀的描述，應該更客觀更真切些。

　　中國鄉村還沒有懂得市場經濟的原始概念，他們以為市場經濟就是集市上的提籃小賣，他們還不知道美國的柑橘商人的到來，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曉得大山外的市場是什么樣子，也無從獲悉上海小姐們對竹筍的口味需求，有了什么樣的變化。

　　面對這樣的情勢，20年解決三農問題，不是非常了不起，而是根本不可能。或許局部地區可以，但整體上是不可以想象的。可以說，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副有效療治中國三農沉疴的靈丹妙藥，遑論畢其功于一役。

　　讓我們先考察一下世界歷史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案例。一個大眾化的說法是：日本解決三農問題用了50年，美國花了70年，英國拖了近百年。考慮到中國三農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不知道專家們有什么理由相信，我們能在短期內消滅農民，完成農業現代化。

　　沒有人能推算，中國的三農問題能在多長時間內解決，中國的農民能在多少年后被消滅。但我們可以嘗試著以空間為經，以時間為緯，作個比較后的揣度。

　　從時間來看，消滅農民，進入農業現代化，是中共全面奪取政權后就開始追求的目標。1950年代初葉，毛澤東就從提高生產力水平入手，提出農業現代化的第一步：農業機械化。20年后，毛澤東終生的革命同志周恩來總理，亮明了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個目標：農業現代化。又20年過去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農村大部分田地上的勞作方式，還是千年來亙古不變的牛前人后。

　　當然，應該客觀地指出，50年沒有“消滅農民”，沒有進入農業現代化，癥結在于領導層的精力不在生產力，而在生產關系的調整上。更為重要的是，農業完全是“零積累”，農業創造的剩余價值，都被工業化所榨取。如果排除這兩個要素，“消滅農民”的愿望是否就指日可待了呢？這讓人毫不樂觀。

　　僅就人口而言，較之過去可謂長勢憂人。人地關系高度緊張，這個中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關鍵要素，變得更為突出。根據農業問題觀察家溫鐵軍的數據，中國人均耕地減少到約1.2畝。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低于聯合國確立的0.8畝的警界線，463個縣低于人均0.5畝的危險線。

　　從空間看，中國農村貧富狀態的地區差異委實太大。最近兩年，記者頻頻造訪蘇南和浙江紹興嘉興一帶的鄉村，那里的工業化程度，可以從農民的腳部看出，有人形容為：赤腳上田，穿上皮鞋，打上領帶。

　　2001年，記者曾去紹興采訪土地流轉，發現多數農民的土地，確如西方經濟學所理解的那樣，已是體現市場配置資源“效率”的“生產要素”。

　　而南平，耕地對占南平市總人口3/4的農民，是“生產資料”，是“命根子”。土地所承擔的福利保障功能，遠遠遜色于生產功能。

　　2002年，記者去溫州農村采訪，一個鄉鎮民政辦的小公務員，遞出的香煙是三五十元一盒的中華煙。

　　2年后的今天，記者在南平農村采訪。順昌縣一個鎮長接待包括縣委辦公室主任在內的我們，在食堂吃了一頓晚飯，寒酸得讓我們驚訝不已。那時候，我們心想，要是把溫州鄉鎮干部的生活告訴他們，他們會不會不想干了？

　　我們在談論空間差異的時候，還要強調一句：富裕的鄉村，是少數，貧窮的地方，是多數。

　　綜觀時間和空間的比較，現在，請專家們揣度一下，把“消滅農民”當作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妥當嗎？-

　　系列報道：

　　第二問：縣域經濟非農化？

　　第三問：“盆景農業”能救中國三農于未來？

　　第四問：民主制度能解決三農問題嗎？

　　第五問：土地私有化就可以拯救農民？

　　第六問：中國的神醫為什么總是開錯藥方？

　　農民問題是個球 政府和農民各干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