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一輪貿易會談本是出于好意：它力圖以貿易為合作手段，加強發達世界與發展中世界的伙伴關系。令人懊悔的是，它名不副實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文

　　在世界貿易組織坎昆會談破裂后的一年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怨氣日升，認為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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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不成貿易協定，也不要一個糟糕的協定。那么，好的貿易協定又是什么樣的呢？

　　最近，英聯邦向我和“政策對話行動”組織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的答復中包含的第一個信息是，就當前一輪貿易談判的進展情況看，它根本不配被稱為“發展回合”。

　　在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談之前很久，我就呼吁開展真正的“發展回合”貿易會談，以彌補過去的貿易會談造成的不公平問題。既往回合談判的議程，乃是由發達國家們從占主導地位的大公司和金融機構的利益出發而制定的；至于發展中國家是否得益，則幾乎無人關心。

　　我們的第二個信息則是樂觀的：如果與會者能夠將本輪會談的主題向“發展”的方向調整，并且幫助承擔調整和實施議程的成本，發展中國家將獲益匪淺。為此，我們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了替代的議程。

　　我們得出的結論恐怕是顯而易見的：在發展中國家，是農業而非制造業養活了更多的人口。因此，新議程的首要內容必然是農業開放。但要進行真正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改革，僅僅將出口補貼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補貼是遠遠不夠的。

　　許多發展中國家是補貼農產品的凈進口國。某些補貼，比如美國的棉花補貼，完全是美國不顧大局的貿易政策的產物。取消棉花補貼能夠幫助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多達1000萬的貧困棉農改善生活；美國納稅人們也能夠獲益。惟一吃虧的是25000個富裕的美國農場主，他們每年瓜分高達30億～40億美元的政府補貼。

　　發展中國家在非熟練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方面擁有競爭優勢，在這個領域他們需要更多的市場準入權利。但直至今日，非熟練服務業的問題仍然沒有列上日程。

　　無論發展中國家乃至全世界，因非熟練勞力的自由流通而獲得的利益，必將大大超過開放資本市場的利益。然而，正像我指出的那樣，這個問題并不在日程之中。

　　坎昆的貿易會談引發了新的話題 ——即所謂的“新加坡問題”。但即使通過粗略的審視，我們也可以輕易發現，這些問題從根本上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

　　例如政府采購。美國政府最大宗的采購項目是國防裝備，但即使是歐盟對此市場也不得不望而興嘆。顯然，這個問題根本不在發展中國家的日程之上。

　　另外一個例子是市場競爭。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重要的競爭問題是要改革對傾銷的規定。美國和歐盟借口發展中國家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把他們的商品拒之門外。

　　怎么可能有人甘愿做虧本生意？只有在賣主希望先壟斷市場，再提價獲取暴利的情況下，這才說得通。但真正有能力占據壟斷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寥寥無幾。因此，多數傾銷的指控是無稽之談。

　　在關稅壁壘江河日下的情況下，有失公平的“公平貿易”法規越來越成為美國屢試不爽的貿易保護工具。只要尊重競爭行為，對外國和本土的商家一視同仁，即可制止對傾銷法案的濫用。在真正的“發展回合”議程上，這一點同樣應該占據首要地位。

　　但是，坎昆會談的破裂可能尚不足以引發更深層次的反省。富裕國家們有機會重新制定全球貿易準則。它們各自成功發展國民經濟的原則——公平競爭與社會公正——原本可以適用于重建全球貿易。不幸的是，在烏拉圭回合中，發達國家們為擴張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損害欠發達國家，從而葬送了這次機會。

　　2001年11月于多哈開幕的一輪貿易會談本是出于好意：它力圖以貿易為合作手段，加強發達世界與發展中世界的伙伴關系。令人懊悔的是，它名不副實，所謂的“發展回合”真正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機遇遠不如人意。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化社會維度委員會”成員，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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