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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調控正在窒息經濟的活力，當及早退出；而市場化的調控措施則應適時介入，以避免經濟出現(xiàn)反彈。為中國經濟健康發(fā)展計，現(xiàn)在到了抉擇的時刻
胡舒立/文
7月2日國務院專家座談會之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或有更好的機會看清前
進方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會上將當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確定為“穩(wěn)定政策，繼續(xù)觀察，鞏固成果，防止反復，結構調整，區(qū)別對待，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此中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中央政府短期內不大可能有進一步的緊縮措施出臺。
對于亟待休整的中國經濟而言，這的確是個令人寬慰的消息。此次“宏觀調控”雖然被諸多相關部門認為“成效顯著”，但實事求是地講，仍給人們留下了太多的遺憾。為中國經濟長遠發(fā)展計，值得反思和調整。
當一個經濟體處于超常增長時期，中央政府對經濟實行一定程度的調控，是為了熨平經濟波動。因此，宏觀調控與其說是政府的權力，不如說是其義務。在各種可能的調控措施之中，政府需要選擇成本最小的有效組合。
歷史和現(xiàn)實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制度是經濟長期發(fā)展最為有效的制度；與此相對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宏觀調控，也以調整各種價格變量為主的市場化調控效益為最高。惜乎中國雖選擇了市場經濟道路，但遇到需要加強宏觀調控的關鍵時刻，卻動搖市場理念，重走以行政性手段緊縮經濟的老路。近來流行的“利率無用論”，即是這種計劃式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市場變量之一，直接影響經濟主體的利益，從而引導其行為，以“中國經濟尚存在結構性問題”來否定利率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是毫無道理的。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經濟周期中，利率都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次的經濟過熱同樣也不例外。
投資之所以急劇增加，甚至地方政府不惜與中央政府博弈，其根本原因在于投資預期收益與資金成本之間有巨大差額，投資可得豐厚報酬。此次投資過熱，正是利率水平偏低而且沒有及時調整的結果，因為在偏低的利率水平下，許多投資回報率較低的不良項目也會變得有利可圖而大肆上馬。投資水平持續(xù)居高不下就會拉動物價全面上漲，從而形成通貨膨脹預期，使得真實利率進一步降低。在極端的情況下，如果利率保持固定不變，就會形成惡性通貨膨脹。
從這個意義上說，本輪經濟過熱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堅持“利率無用論”所造成的。利率向上調整的過程，其實就是篩選優(yōu)良項目的過程，不但能夠抑制投資規(guī)模，而且客觀上起到改善經濟結構的作用。利用調整利率和匯率等價格變量來進行宏觀調控，不但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提高中國經濟效益的內在需要。
相比之下，以審批、控制貸款甚至行政處分等手段進行調控，固然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說可以嚴格控制總量規(guī)模，但這種調控的成本非常高。行政命令沒有篩選機制，不但難以起到去蕪存菁的作用，而且很可能適得其反。此外，行政性手段無法把握分寸和力度，稍有不慎，容易窒息經濟的活力。其實，中國經濟過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現(xiàn)象，正是因為沒有形成價格調控體系，一味依靠行政性手段的結果。
在當前，中國實行市場化的宏觀調控已經具備了條件。自從1995年以后，中國的銀行系統(tǒng)從多級法人制改革為一級法人制，實行垂直管理，并通過商業(yè)銀行法、中央銀行法，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杜絕地方政府對商業(yè)銀行經營的干涉，改變了以前那種經濟調控分權化的局面，將宏觀調控的權力收歸中央。這個基本框架的確立，已經使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局面發(fā)生了質的變化。遺憾的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借此進行市場化的調控，卻選擇了成本更高的行政性調控。
在利率和匯率兩種最重要的價格變量不能調節(jié)的情況下，頗有主張否定市場化調控的效果，更進一步拒絕以后的利率和匯率調整。而實踐中行政性調控大行其道，恰使中國經濟出現(xiàn)了硬著陸的風險。中央政府想要竭力避免的大起大落，恰因調控方法選擇不當，而有可能成為現(xiàn)實。
行政性調控正在窒息經濟的活力，當及早退出；而市場化的調控措施則應適時介入，以避免經濟出現(xiàn)反彈。為中國經濟健康發(fā)展計，現(xiàn)在應做出正確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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