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創業總裁李肅挑戰郎咸平實錄(5)

　　主持人：

　　剛才李肅先生的精彩觀點其實就是，郎咸平的四大理論，叫“改革失敗論”，“國進民推論”和“保姆歸位論”和“金融倒退論”有重大錯誤，之所以這么多人追隨郎教授——是由于他給我們描述了很大的社會公平思想。很多人對公平的追求往往對自己來講是很有利的，并且也是一種社會未來的憧憬。這個觀點僅代表李肅先生個人的意見。

　　我們通過剛才的問題很好的回答了為什么郎教授能夠引領一種社會思潮。

　　李肅：

　　我還想談一下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國民意識、社會意識和民族情緒。現階段我國社會有三個明顯特征：

　　其一，新一代領導人總體來說是親民政治的倡導者，社會環境整體趨于寬松；

　　其二，

　　其三，中國的國際地位迅速提高，發達國家已經感到中國的威脅，周邊鄰國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提高；

　　在此社會環境下，我們需要和諧融洽的國民意識與國家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相適應；需要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與經濟的高速成長相互對接；需要超日趕美的民族情緒與國際地位的提高相互作用。

　　大家看日本戰后的社會心態，四五十年代，生活在戰爭陰影中的日本國民，到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時進行了重大的心態調整與國民意識轉變，進而推動了日本經濟的超高速發展。直至金融危機打擊的今天，國民情緒還是聚合在“爭常”熱情和大國情緒之中。從這一重要意義上說，中國1979年和1993年的兩次思想解放帶來了經濟高速發展，現在應該有一場國民意識和國民情緒的大提升，來適應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和平和崛起。但郎教授的理論觀點、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卻是在中國煽動仇富情緒，并把矛頭直指所有優質高效的大公司，直指社會的民營企業群體和企業家群體，其社會危害不可忽視。我們去看看荷蘭這樣的小國，飛利浦公司始終是民族的驕傲。中國經濟的強盛需要強大的民族品牌和國際化的大公司，以支撐國家的綜合競爭力。郎咸平如此隨意地打擊中國大企業，貶低中國企業家，這與時代需要的民族精神截然相悖。

　　在煽動社會仇富心理的同時，郎咸平還在到處傳播經濟混亂論調，把中國經濟說成人吃人的社會，民企蕭條、農村破敗等等。這與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的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尖銳對立。

　　更為嚴重的是，郎咸平還在挑起改革倒退的風潮，對和諧融洽的社會環境有著直接的破壞作用。

　　綜上所述，我認為郎咸平教授從企業陰暗論入手，把經濟黑暗論放大，并不斷傳播改革失敗論的思想，若任其隨心所欲，將會把整個社會的消極悲觀情緒集于一體，對我國經濟、政治生活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我希望郎教授能夠自我反省調整，不要用這種方法煽動民眾。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中國的民眾不會永遠跟著他。我認為現在的政府一定會解決很多問題，我們也在用積極的態度、建設性的態度重新調整社會公平問題。而郎教授真想對公平負責，他應該好好研究公平問題，來解決公平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不要進行破壞性的煽動。我的觀點就是這樣！

　　主持人：

　　剛才李肅先生通過對國民或者國家宏觀形勢，尤其是國家領導人的親民和睦鄰政策等等，最后得出結論就是，我們要建立一種和諧融洽的國民意識、積極向上的心態和超日趕美的民族情緒。

　　接下來問李肅先生兩個非常尖銳的個人問題。

　　李肅先生您做的是咨詢公司，而郎教授不管在任何場合都是郎監管，兩個人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為什么要跟郎咸平挑戰，是不是隱約想拿長虹的單子？

　　李肅：

　　說真話，這次挑戰和拉單毫無關系，和君咨詢作為中國前三強的咨詢集團，每年服務客戶數十個。中國的咨詢市場正在走向成熟，現在客戶非常關注的是你在服務過程中的能力和技術，我們公司稱之為五力(變革力、系統力、綜合力、對接力和參與力)。從目前和君的發展狀況看，其瓶頸根本不在市場，而在真正優秀的項目經理和咨詢師，如何獲得一流的人才，培養一流的人才、留住一流的人才，是我們公司當前關注的焦點。

　　但是，我為什么還要頂著這么大的壓力來挑戰郎咸平呢？這得從中國經濟環境下，中國咨詢業承擔的社會責任說起。國際咨詢公司總體來講就是一個職責，就是認認真真把企業咨詢做好，別管什么社會問題和其他問題。在中國的條件下，咨詢公司另外還有兩個重要任務。第一是理論創新，長期以來，大多數中國的教授、學者是專注于學問的，但由于條件限制，對現實中企業變革的滲透不夠。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有學少識，咨詢公司因此要承擔很大一部分理論創新和提升的任務。像我們做了20年咨詢，做過大量的案例，也許能在學和識之間達到更完美的結合。第二是創造環境，中國企業在轉型中社會環境非常惡劣，我們有很多客戶在項目進行過程中出了大量的環境問題，也就是政治生態問題，幫這些企業當顧問已經不僅僅是經濟、企業管理等方面的咨詢服務，而包括環境服務，要幫他創造一個適合發展的政治生態環境。國外經濟政策的制定，國外企業可以通過尋找公關公司，影響議會議員來改變法律。中國的條件下，需要我們這樣的咨詢公司從第三者的角度改變周邊的權利結構。所以，中國咨詢業真正的社會責任既有理論創新又有政策參與和企業提升。

　　為什么說郎教授會對中國經濟政治產生負面影響呢？我正在反思這個問題，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中國的學者有學、少識、無膽，對真正的實質問題未必看明白，對MBO到底干什么未必看的明白。一旦被人攻擊為收受企業利益,馬上就知難而退了。

　　整體來講，中國政府官員這幾年的學識素質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們看到國家發改委、國資委一大批的人是有學的，這批政府官員大多數是在企業做過，有過相關經驗或者對企業相對比較熟悉的，叫有學、有識。但是由于所處的地位，他也沒按個人意見發言的膽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學者和中國的官員對郎咸平的很多錯誤都無法有一個非常鮮明的態度來批判。

　　而中國的企業家呢，網上都在說，我憑什么認為中國企業家是弱勢人格群體？中國企業家真正是不愿意跟他鬧的，趙勇最后沒轍花錢買了一張票坐在第一排，向他發問。趙勇跟他斗完后，報紙出現了記者追著長虹的發言人問，你們還有什么措施？他們說我再也不提了，這就算完了。中國的企業家在這種理論爭論面前總的來講是弱勢的。中國一向有重官輕商的傳統，商人什么時候有過真正的社會地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企業家也不愿跟他斗。

　　郎咸平有多少理論？最后在中國竟然無人跟他論辯了。最后他跟記者說“我寂寞，沒人跟我斗”了，這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怪現象。

　　從社會和歷史責任感看，我們覺得有必要出來和他論辯，我不相信民眾永遠跟他走，我認為錯的東西就應該斗到底，我們這個行業應該有這種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