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君創業總裁李肅挑戰郎咸平實錄(3)

　　主持人：

　　我剛才聽到李肅先生的這段發言里，通過談及美國企業的發展歷史，從信托到產權經濟學，甚至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包括剛才提出的概念叫權貴資本主義。我相信很多朋友不見得對每一個概念都理解，但是我們有一個疑問，比如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之后和毛澤東思想一結合就產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郎教授的觀點某種

程度上也正好是在中國特定的經濟環境下，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理解？

　　李肅：

　　我認為，郎教授的觀點并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特定經濟環境下的分析和應用，從郎咸平近期在清華的講話可以看出，他至少在三個方面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一是把職業經理人當作“保姆”的保姆理論，其本質是在社會主義時代傳播資本主義理念，將企業家退回到資本雇傭勞動的位置；二是把國進民退當作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其本質是把中國退回到斯大林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三是把知識資本當作貧富差別的罪惡之源，其本質是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在信息時代的新發展。總之，郎咸平對美國歷史的闡述，對經濟學理論的無知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都導致了他把局部過時的法律常識無限放大，推導出一套完全錯誤的理論。

　　主持人：

　　剛才李肅先生最后這兩句話，終于讓我們明白了，通過剛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探討，證明了是郎教授在發表很多觀點和言論的時候，所引用的理論基礎理解上還有一定的偏差，這只代表李肅先生個人的觀點。

　　現在我們的疑問很大，就是郎教授的觀點其實最終在大陸尤其是中國內地市場比較明朗的，往往是對于他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論證問題。因此又有這么強的市場擁護效果，大家都愿意追隨支持，這時候您怎樣看待他這個問題呢？到底是真理掌握在多數人手里，還是少數人手里呢？在您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從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來看，您跟郎教授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李肅：

　　這一問題涉及到郎咸平教授的第二個理論誤區，在國有和民營經濟理論方面，郎教授用一個極其狹窄的財務技術手段——凈值法來推斷國有資產流失，并將其無限延伸，得出改革失敗論和國進民退論的大膽結論。下面我來講講郎教授推理過程中的幾個謬誤。

　　第一，判斷資產價值的方法多種多樣，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依據凈值法一個尺度進行評價原本就存在極大的局限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狹義的財務技術方法開始向廣義的財務價值理論轉變，出現了一支重要的財務理論學派——平衡計分卡，其研究重點就是認為郎教授這種“死”的財務觀點已經不適合對現代企業的價值走向。因此，在企業評價過程中引進了大量的其他因素，如企業掌握的客戶資源、無形資產、核心技術和企業家團隊等。當年我們為中遠進行資產重組的時候，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客戶資源進行評價，看看中遠有多少穩定的國外客戶，我們看到，這種評價會產生和傳統財務技術評價完全不同的結果，企業的市場價值會完全背離賬面價值。同樣在收購兼并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一個企業的最終價值體現是以談判為基準的，只要整個交易過程中，買賣雙方都是在公平的機制下進行價格博弈，其博弈的結果就應該得到認可和尊重。我們公司有過大量的這種案例，曾經幫一家大公司收購兼并另一家企業，請了三家

　　我國國有企業的評估使用凈資產，重組方使用各種方式低評資產，是市場行為的正常體現，而在國有資產收購兼并過程中，政府不干涉的情況幾乎沒有，只是干預的力度不同而已。郎教授這方面的謬誤可能與實踐經驗的缺乏相關，而他用一個簡單的書本理論臆斷所有國企改制都是資產流失，都是肥了少數人，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絕對站不住腳的。中國國企改制真正缺少的是平等競爭機制和經營者平等融資的機制。

　　第二，郎教授的國有資產流失論的方法已經很局限，而他毫無顧忌地從局部領域國有資產流失大膽推理，得出國企改革的全面失敗，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滿足了少數人的權利，這種推論在邏輯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

　　仔細研究郎教授的“保姆理論”和國企改革評價，充分體現出他對中國改革歷史和國企現狀的無識。我國國企改革決不能簡單的歸結為“出賣國企”，而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為了達到不同的改革目的進行了不同的改革探索，我國企業家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八十年代中后期，國企改革以“承包制”為中心，改革主要在解決政府的行政干預，這時的企業家由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保姆變成了國有大家庭中的“長子”，老子放權讓利，兒子自立門戶、自主經營。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企業圍繞什么是行政干預？什么是產權控制？什么是母子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爭論了十年。郎咸平教授對這一點一無所知，硬把母子之間的產權關系歸為主人與保姆之間的關系，充分體現了他對現實的無識。

　　到了九十年代，宏觀調控產生的國企困境，推動國企改革在下崗分流和主輔分離兩個方面著力，其重點在于解決企業社會負擔和員工吃大鍋飯的文化心態。這時的企業家剛從短缺經濟轉入市場競爭，在下崗分流中扮演無奈的“奶媽”角色，在主輔分離中，企業家又在兄弟分家的角色中努力。時至今日，我國國有企業的這兩大問題仍沒有完全解決。郎教授把國有企業家簡單歸入“保姆”之列，正是他對這一現實沒有基本認識的表現。

　　與下崗分流同步，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在九十年代初中開始，推進上市融資解困與企業改制轉型，解決地方政府的功能定位與國有企業再造。這時的企業家推動企業上市融資的目的一方面是在找投資合伙人，另一方面又是找施壓約束人，其上市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徹底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中國國企改制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地方政府為了徹底的國退民進而進行的制度安排，一種是國企上市后難耐資本壓力主動轉讓，還有一種是優質企業的產權轉讓。企業家在此過程中的地位，要么是被動的接盤人，要么是尋找外部接盤人，要么是爭當接盤人。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退出經營，真正行使社會功能，管不了的企業要甩出去，另一方面，要找到好的接盤人，以利于社會穩定和地方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山東諸城，政府賣光國企就可以輕裝前進，而內地的許多城市由于沒有抓緊時機加速改制，導致大批國有企業和國有員工至今賴在政府身上，財政無力拿出改革成本。總之，如果把十六大國退民進的目標作為地方國企改革的方向，企業家從“長子、叔侄”等角色轉變為主人地位，不能認為是一種大逆不道。

　　我國地方國企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現在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一極是負擔巨大的困難企業，政府的頭等大事是通過改制將社會負擔甩掉。這類企業家哪里是“保姆”歸位論，其地位相當于“失寵的二奶”，連人帶資產趕緊送出去是政府的當務之急。在我國地方國企中，還有一種市場化程度極高的優質國企，這種企業在中國數量有限，但其共同特征是政府對這些企業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貢獻很小，主要靠企業家團隊與員工的共同努力創業而來。這些國企的企業家就像在半無主荒地上開荒創業的大家長，在準民營的機制下經營多年，存在從企業家到經營團隊直至全體員工的心態失衡。1987年，我給聯想當顧問時就看到這一現象，半無主的國企荒地，依靠聯想人的市場運作達到今天的境界，因此，其進行帶有MBO色彩的改制無可厚非，海爾集團的原始資本也不是國有資產，作為集體企業其改制有何不可。

　　徐工集團的案例最為典型，江蘇省提出轉讓徐工集團在國內外引起轟動，我們進去調研后得出明確結論：徐州政府很難管好徐工，其創業過程和現實狀況都明顯表明企業經營團隊和全員都在心態失衡狀態下，不改制很難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這時的國退民進有三個選擇：要么給強大的跨國公司，要么給靈活的民營企業，要么推動經營者MBO。徐工長期與國際各大跨國公司合資，已經具備了全球競爭力，企業上上下下都不愿讓國外公司吞并民族工業品牌，而中國的民營企業與職業經理人一樣，也存在大公司收購中的金融瓶頸。因此，需要為這樣一個具有優秀企業家團隊的優秀企業提供金融支持，只要有金融支持，MBO就是一種最佳的選擇。MBO的關鍵不是“保姆”的資格問題，也不是資產評估的技術方法，而是建立一種平等的博弈機制，以及從企業未來考慮，在平等競爭中給經營者特殊優惠政策的問題。所謂平等，一是要允許不同競爭者平等進入，二是金融環境能夠為職業經理人提供平等的金融支持。所謂特殊優惠，一是要對優秀經營團隊給予政策上的支持，二是要建立決策優惠條款的合理機制。中國的一家企業在收購國際大公司過程中，就遇到內部人從銀行貸款，以遠低于中方的價格買走公司的案例，這就是平等競爭中的優惠政策，因為優秀的企業家團隊能代表企業的先進生產力。最后徐工是被國外基金拿走了導致民族品牌的滅失，還是經營者借助國外產業基金逐步MBO，需要拭目以待。

　　因此，郎咸平教授的“國企改革失敗論”，是對中國國企現實無識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