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堅果之家

　　“芯事重重”騰訊科技半導體產業研究策劃，本期聚焦近期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試圖通過梳理其傳奇一生，來解釋商業人物對產業的思考，以及在地緣政治中的“搖擺”與閃轉騰挪。

　　▏劃重點：

　　1． 張忠謀可能唯一一個見證芯片行業誕生、發展和成熟的人，他的人生“搖擺”于一段漫長、動蕩而波折的歷史中，給予他學業與事業成功的美國，才是他心中的白月光，大陸不是他的鄉愁，“家國情感”和“歸屬感”在他身上并不存在。

　　2． 張忠謀所處的那個年代，一個來自中國的黃種人是不可能成為任何一家世界級企業的一把手的，自尊心和事業心驅使他在中國臺灣創造新的傳奇。

　　3． 關于美國建廠，張忠謀一再遺憾表示自己“低估了在美國生產芯片的成本”，而對于大陸，他曾暢想兩岸共同制定產業標準，發動一場扭轉產業命運的革命。

　　4． 張忠謀自始至終都是一個商人、企業家，他對大陸的評價，比如“再多的錢也做不出高端芯片”，都是囿于自己過往的從業經驗。

　　張忠謀今年92歲，在很多媒體的筆下，他像一個29歲的年輕人一樣，沖動、情緒化、口無遮攔。

　　中文社交平臺上廣為流傳的兩個段子，一個是張忠謀公開貶低大陸，稱“大陸再多的錢也做不出高端芯片，別白費力氣了！”為此，比亞迪創始人王傳福還隔空回懟：“芯片是人造的，不是神造的。”

　　同這個段子相比，另一個故事則多少顯得有些“人格分裂”，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的時候，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美國對中國企業獲取尖端半導體技術的禁令時，張忠謀表示，這些政策不會切斷大陸公司獲得尖端半導體技術的渠道，只會讓美國公司失去業務，“大陸將找到反擊方法”。

　　看起來，要想從這些大相徑庭的觀點里，拼湊出張忠謀的完整態度，委實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

　　過去的九十多年里，類似的場景還發生過很多次，搜索引擎也熱衷于為世人呈現一個“自相矛盾”的張忠謀：

　　他出生于中國寧波，卻一直以美國身份為榮，對美國的工作經歷和文化念念不忘；他曾經在美國半導體行業享有盛譽，卻甘愿返回一窮二白的中國臺灣，從零開始奉獻一生，他早年離開大陸，又在耄耋之年頻頻向大陸拋出橄欖枝……

　　受限于半導體和芯片制造業務的遲滯發展，過去的十年里，中國大陸媒體對于張忠謀和臺積電這樣處于芯片產業中游分工中的形象，一直關注甚少，許多人往往更熟悉那些半導體行業終端活躍的形象，例如蘋果的蒂姆·庫克、華為的任正非、英偉達的黃仁勛、以及三星的前掌門李健熙。

　　人們通過連篇累牘的報道和講話來認識這些赫赫有名的半導體巨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張忠謀和這一批人，其實并不屬于一個時代。上述這些聲譽卓著的企業家里，已故的李健熙最為年長，但他比張忠謀也小了11歲，而最年輕的黃仁勛，則比前者晚出生32年。

　　如果要為92歲的張忠謀尋找一些同齡人的話，那這份名單里，你會見到亨利·基辛格、伊麗莎白女王、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被眾多媒體吐槽“老態龍鐘”的美國現任總統約瑟夫·拜登排在這份榜單的末尾，在年輕的張忠謀遠渡重洋去往哈佛求學的那一年，7歲的拜登正在圣保羅小學開始他的第一個學年。

　　從這個角度來說，單憑只言片語和公開報道中的幾次表態，或許無法還原出一個完整的張忠謀，盡管許多碎片化的鏡頭都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態度不定的“搖擺者”形象，但不應該忽視的是，92歲的張忠謀所經歷過的時代，本就是一個由“偶然”和“變化”所拼湊，充滿了急轉的洪流的時代。

　　而在這個過程中，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那樣：

　　“歷史總是搖擺不定，人們要做的，是從搖擺中尋找真相。”

　　01．身份的搖擺：

　　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而在關于張忠謀的故事里，就有這樣一條前置性的真相：

　　盡管出生在中國寧波，后半生常年工作于中國臺灣，有著黃皮膚和黑色瞳孔，但張忠謀依然是一個“美國人”，他有著美國式的文化認同，美國式的工作、生活習慣，和美國式的商業、人生觀念。

　　在公開場合接受采訪時，他不止一次的提到過，“美國人”是自己眼中最重要的身份標簽：

　　“自從我來到美國并于 1962 年入籍以來，我的身份一直是美國人，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這個事實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張忠謀在地緣政治之間的“身份搖擺”。

　　在有關半導體制造業歷史的很多書籍里，張忠謀的個人傾向，都時常被拿來同另一位“前同事”——中芯國際的創辦者張汝京相對比，二人同為華人，同樣前往美國留 學，又同樣在德州儀器公司奮斗多年，有著豐富的半導體從業經驗。然而二者人生的下半場軌跡，卻截然相反，張汝京在襁褓中隨父母來到中國臺灣，在臺灣地區長大成人，可以說其前半生幾乎與大陸無緣，卻一心要去大陸發展。張忠謀在大陸成長，其前半生基本與臺灣地區沒有關系，相反后半生卻很少踏足大陸，一心扎根臺灣地區。

　　這背后的原因，更多被歸結為時代記憶上的差異。

　　對于張汝京來說，鄉愁是銘刻在他生命里的“奧德賽”（一部講述希臘英雄奧德修斯輾轉漂流，歸返家鄉的史詩）這片土地帶給他的記憶是“實業報國”，在抗日戰爭期間，他的父親為中國軍隊煉鋼，母親則在兵工廠研發火藥，共同幫助前線士兵痛擊侵略者。

　　在輾轉臺灣地區、事業有成之后，父親問他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什么時候去大陸建廠？”

　　相比之下，張忠謀的命運要更為顛沛。他從孩童成長為青年的這段時間，幾乎完整覆蓋了14年的抗日戰爭和3年的解放戰爭。為避戰亂，張忠謀和家人三次逃難，輾轉遷徙于重慶、上海和香港等城市，18年的成長軌跡里，他上過10所學校，在自傳里談及這些細節，張忠謀甚至會不由自主地流下淚來。昔日這片土地上的戰亂、腐敗與動蕩，幾乎不存在幫助他凝聚鄉愁情結的可能。

　　1949年初，張忠謀全家在香港重聚，在那里，父親用最后的積蓄將18歲的他送入美國哈佛大學，并在給了他幾張IBM公司的股票作為禮物。

　　對于這位臺積電日后的創始人來說，“奧德賽”從來都不是他人生的主題，在哈佛學習通識課的一年里，他有機會閱讀《奧德賽》的原著，以及莎士比亞、彌爾頓等所著的英美古典文學作品。也正是在那里，《羅馬史詩》替代了中文的《詩經》，成為了構筑他精神殿堂的原料。

　　我們可以在后續的很多個細節里，感知到張忠謀對“國身份”所建立的認同和歸屬：

　　他青年時代最初結識的兩位“密友”，是29歲的戈登·摩爾和31歲的羅伯特·諾伊斯，前者是大名鼎鼎的“摩爾定律”的提出者，后者則是“集成電路”的發明者和英特爾集團創始人。三個年輕人在一場國際電子器件大會中相識，他們白天參加會議，晚上開懷暢飲，在漫天雪花中，唱著歌兒回到旅店，在這樣青蔥的歲月里，又身處這樣一個璀璨閃耀的行業，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以至于讓他們覺得自己“得到了眾神的寵愛”。

　　他最喜歡的一家公司，是創辦于美國南部的德州儀器。

　　在德州儀器工作的25年里，他收獲了博士學位，企業副總裁兼半導體集團總經理的職位，和深厚的從業經驗與人脈。即便是因為辦公室政治的打壓而被迫請辭時，他也對這里充滿了留戀，在張忠謀的內心深處，德州儀器一直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而自己的人生中某一段時期的目標，便是在這家公司工作到退休。

　　而在旁人的視角里，張忠謀更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

　　在硅谷和臺積電工作的生涯里，沒有人會管他叫“老張”，取而代之的是他在正式場合的名字：“Morris”。英特爾集團的首任總裁諾伊斯稱呼他為“我的老朋友Morris”，在臺積電決定幫助英偉達代工晶圓時，張忠謀給黃仁勛回了一個電話，后者在一片嘈雜的辦公室中激動地大吼：“快安靜，是Morris的電話！”

　　另一邊，回臺創辦臺積電的張忠謀，身上也帶著揮之不去的美式生活習慣，在他的員工眼里，張忠謀“穿西裝，喝紅酒，抽雪茄”，和隔壁臺聯電追求“大口吃肉、大塊喝酒”的臺灣地區本土團隊，有著非常顯著的生活作風差異。

　　在管理風格上，張也被形容為是一個標準的“美式管理者”：“在經營企業方面常冷酷至不近人情，對下屬的嚴厲指責更是叫人難以承受。”“如果你沒有被張忠謀‘折磨’過，那你肯定沒干過半導體。”此前長期被他視作接班人培養的蔡力行，在擔任了臺積電董事長暨首席執行官之后，一接到張忠謀的電話，還是會不由自主的感覺緊張。

　　同這種“標準美式”范對應的，則是彼時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留給人們的不佳印象。

　　離開大陸時，他對大陸的印象，聚焦在貧窮、戰火和落后的科技發展中。而在美國工作期間，臺灣地區又以另一種不太光彩的形象而聞名世界——假冒偽劣大王。彼時，《商業周刊》一篇文章顯示，從李維斯牛仔褲到蘋果二代電腦，世界上大約60%的仿冒品來自這里。大量以家族形式經營的地下工廠因生產劣質商品而聲名狼籍。

　　兩者相對比，所謂的“家國情感”和“歸屬感”，其實在張忠謀的身上并不存在。以至于后來，他的好友，李國鼎邀請他赴臺擔任工研院院長，推進半導體項目時，他的第一反應居然是以這份工作“薪水太低”為由，給出了拒絕。

　　02．事業的搖擺：

　　美企高管還是臺灣地區半導體教父？

　　命運總是充滿著諸多偶然和不確定性。

　　在張忠謀前半生的軌跡里，“逃離”仿佛是刻進DNA里的旋律，他從寧波逃到上海，再從上海逃到重慶、香港，直到徹底遠離華夏，在遙遠的大洋彼岸重新尋覓到了身份的認同。

　　這種身份的認同幾乎就已經構建完全，他有著絕對無可挑剔的教育經歷，完成哈佛大學的通識課教育后，他先后求學于麻省理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他在德州儀器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集成電路的另一位發明者杰克·基爾比是他的同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總裁哈蒂格極其器重他，每星期都要抽時間與他單獨交流；張忠謀在公司里的地位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這些顯性的榮譽外，他的薪水同樣也令人羨慕，月薪近5萬美元，折合約200萬新臺幣，這是當時一個普通臺灣工人薪水的200倍。

　　如果這個故事發生在2023年，張忠謀將會以一個美國企業的華人高管身份結束自己的奮斗歷程，這個世界上也不會有一家名為臺積電的企業。但關鍵時刻，命運將他推向了中國南部的這座島嶼上，隨之而來的，則是他人生方向的又一次“搖擺”——從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國企業家，變成了臺灣地區的“半導體教父”。

　　不同于黃仁勛、蘇姿豐這些硅谷半導體行業常見的華人CEO，在張忠謀所身處的那個年代，一個來自中國的黃種人，不可能成為任何一家世界級企業的一把手，在無限接近德州儀器總裁的道路上，張忠謀最終還是敗給了昔日的一位美國同僚。

　　對于熱愛鉆研，重視技術創新的張忠謀來說，比職業生涯上升軌跡的終結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自己的這位新上司，不僅與當時的半導體技術完全脫節，而且對此毫不知情，還在用自己上個世紀50年代的從業經驗，指導企業的發展。

　　而察覺到這種不滿的新總裁也給出了回應，他把張忠謀從研發部門調任到了消費產品部分，并最終迫使張忠謀離職。

　　在輾轉其他職務和公司的那幾年里，對于52歲的張忠謀來說，尋覓一種身份上的認同已經不再關鍵，反而是事業上的落差和自尊心的情感創傷，讓他感到難以接受。

　　他在自傳中也承認，自己在德州儀器和通用儀器工作的時候，到哪都很受人尊敬。創辦臺積電后，不少朋友對他的態度完全改變，因為“我不再是一個世界級公司的主管，而只是一個想在落后地區開公司的人”。

　　接替諾伊斯擔任英特爾董事長的摩爾，更是直接拒絕了投資臺積電的邀請，他是這么答復張忠謀的：

　　“你有過很多好主意，但這個可不怎么樣。”

　　很多人閱讀過張忠謀自傳的人，都喜歡提到其中的一個細節：從麻省理工大學畢業后，張忠謀放棄了當時“前途無量”的福特汽車，而選擇入職了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希凡尼亞半導體，只因為后者多給他開了1美元的薪水，而當他把加薪的要求提給福特時，卻得到了對方毫不留情的拒絕：“這里輪不到你討價還價。”

　　過往的動蕩經歷，賦予了他宏大的眼界，也為他帶來了遠超常人的野心和自尊心。

　　而對于張忠謀來說，類似的屈辱反而更加激發起了他要打造世界級公司的雄心。從奔赴中國臺灣，創辦臺積電的那一刻開始，這家公司走的就是國際化的路子，目標是要成為世界級的企業。

　　而關于什么樣的企業才是世界級的，若干年后，他的下屬在采訪中也給出了答案：

　　“世界級的公司應該是一個有世界性影響力的公司，而不是只有地區的影響力。因為它是在全球發展的，市場是全球的，資金來自全球，人才也來自全球各，所以它的制度是要與先進國家的制度接軌。”

　　一個小細節傳達了張忠謀的事業理想。在臺積電創辦之初，99%的臺積電員工是中國人，而且臺灣地區本地人占了絕大多數，但他仍然堅持要求將英語作為公司的絕對主流語言，以讓臺積電擁有世界級的管理基礎和營運環境。

　　而推行這一制度的原因是：“在經營國際化公司時，翻譯很難完全準確地傳達意思，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讓大家可以自由溝通。”在張忠謀看來，國際化是條很難的道路，但如果定位為世界級企業，從一開始就一定要走難走的道路。“他逼、拉、推，硬要把一群土生土長的人，變成國際戰將”，臺積電剛上市掛牌交易的時候，島內市場占其營收的比例在三成左右，如今已下降到不足一成。

　　在張忠謀后半段的人生軌跡里，這種基于事業的理智判斷，成為了影響他抉擇的關鍵。

　　如何讓數百家互為競爭對手的無晶圓廠，把視為企業最高機密的芯片設計圖都發送到同一家代工廠生產？這背后，張忠謀依靠理性為臺積電所建設的嚴格標準，令人感到震撼。

　　例如，為了確保客戶的機密不泄露，臺積電員工不能在上班時間用手機、不能攜帶U盤，就連進廁所都要刷員工身份卡。如果一個員工被抓住上班用手機4次，這名員工的報告就會直接出現在張忠謀的桌子上。

　　在這基礎上，為了更好的服務客戶，張忠謀選擇用四種核心價值來約束臺積電——誠信正直（integrity）、承諾（commitment）、創新（innovation）、客戶信任（customer trust）。巧合的是，這四個字的英文縮寫“I.C.I.C”，正好是“集成電路”一詞英文首字母縮寫的重復。

　　四者之中，“誠信”被擺在臺積電核心價值中最重要的位置上。

　　許多受訪的臺積電員工都曾提到過，臺積電有一個由資深副總組成的委員會，每半年開一次討論升遷人資格的會議，第一個要考量的因素就是誠信正直。委員會實行一票否決制，只要有一票認為某個被考察的人不符合“誠信正直”，他馬上就會出局，委員會不再考慮其他條件。

　　也正是靠著客戶眼中的專業、理性、可靠的形象，臺積電才得以在晶圓代工市場煉就不敗金身，長期占據全球市場的霸主地位。

　　昔日，在得知張忠謀選擇切入半導體制造環節時，超威（AMD）半導體的創始人桑德斯曾經很不看好，并留下了一句名言：“每一家‘真男人’半導體公司，都會有自己的工廠。”

　　而在臺積電的業務做大之后，越來越多的無晶圓廠品牌開始出現，在那個年代，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流程尚不完善。生產外包的無晶圓廠經常會發現與其合作的IDM廠的同類產品會更快地出現在市場上，吃了啞巴虧，還得打落牙齒往肚里吞。如果沒有臺積電這樣的專業晶圓代工廠提供代工服務，“半導體設計”這個行業或許就將不復存在。

　　今天，美股市值前八的公司中，至少有六家直接受益于臺積電。包括如今主導GPU和AI芯片市場的英偉達，其創始人黃仁勛在公開場合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當初我自己建廠造芯片，我現在可能就是一個守著幾千萬美元的公司的安逸CEO。”

　　從這個角度來說，正是張忠謀和他的臺積電，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催生了臺灣地區和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繁榮。

　　而他本人也從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個人榮譽：

　　張忠謀位于臺北辦公室的墻上，掛滿了與世界領導人的獎項和合影，他的名字被全球半導體聯盟（Global Semiconductor Alliance）用以設立獎項，先后六次作為代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在這些峰會的報道文章中，許多當地的媒體甚至叫他“張領袖”。

　　哈佛大學著名管理學教授邁克爾·波特這樣評價張忠謀的貢獻：

　　“他和臺積電不僅創造了自己的行業，還創造了客戶的行業。”

　　03．判斷的搖擺：

　　中美芯片博弈，該押注誰？

　　而對于張忠謀來說，上述宏觀的贊譽和評價，都還只是后話。

　　相比于這些“生前身后名”，他更在意的是，如何時時懷有警惕感，心無旁騖地專注，從而讓手中的這份事業“基業長青”。

　　在遠隔重洋的硅谷，和張忠謀私交甚篤的前英特爾總裁安迪·格魯夫，同樣也對懷有類似的愿景，多年以后，他將自己對于半導體行業和企業經營的思考寫成了一本書，書的名字叫《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對于任何一個時代的企業管理者來說，這種所謂“偏執狂”的價值判斷都是雙向的，當企業管理者堅持己見、聚焦主業、做專做強的時候，這里的“偏執狂”就更近似于一種贊美的稱謂，而反過來說，當管理者拒絕改變、固守舊邏輯、舊思想的時候，“偏執狂”又隱含著毫不留情的否定與批判。

　　某種意義上，即便是對于保持學習，主動追求認知革新的張忠謀來說，搖擺于傳統經驗和思維所帶來的偏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30年前，由于對美國依然懷有著深厚的情感，張忠謀就曾決定將臺積電的新8英寸工廠布址在美國華盛頓州卡默斯市。這樁生意最后被時間宣判了失敗，美國工廠的投資回報率并不盡如人意，臺積電還不得不追加了1.2億美元的投資，以幫助該工廠度過虧損期。

　　經歷這次失敗后，張忠謀在商業決策中對于個人情感和偏見的倚重，也得到了很大幅度的削弱。

　　雖然在這之后，臺積電仍然選擇在亞利桑那州繼續開設工廠，但這一決策更多還是被資本界人士看作“迫于政治原因，和對芯片生產地緣擔憂做出的重大讓步”，在接受公開采訪時，張忠謀更是直言不諱的表示：

　　“美國本土半導體制造業人才缺乏，且成本居高不下……目前，投資美國本土芯片制造業的舉措，都將花費巨大并收效甚微。”

　　《芯片戰爭》一書的作者、塔夫茨大學教授克里斯·米勒也提到，張忠謀和他對話時，一再遺憾表示自己“低估了在美國生產芯片的成本”，并認為這一數字至少比在臺灣增加了100%。

　　在經歷了身份認同的尋覓，理智引導下的事業開創之后，步入晚年的張忠謀，正在認知的指引下，開始了對過往傲慢與偏見的逐一修復，這之中，同樣包括舊日印象里大陸。

　　在此前的海南博鰲論壇上，張忠謀就曾表示：“誰控制產業標準，誰就主導市場，大陸市場夠龐大，大到足以制定產業標準，因此，若兩岸共同制定產業標準，再運用臺灣地區的技術與國際化經驗，就可以發動一場扭轉產業命運的革命。”

　　有趣的是，這一番觀點，和文章開頭那兩段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論，其實來自于同一個觀念基礎。這一觀念基礎正是臺積電的成功邏輯：全球化、專業化和規模化。

　　科技改變了傳統的商業邏輯，今天，半導體的需求遍布全球，每個半導體公司都在以世界市場為目標，而這種全球化的貿易邏輯，也勢必將帶來更為精細化的分工。

　　“處理器的性能大約每兩年翻一倍，同時價格下降為之前的一半。”這是半導體從業者耳熟能詳的摩爾定律，而在這條定律之后，還有一條名為“摩爾第二定律”的內容：“新一代芯片的誕生，也將伴隨著制造成本的翻番，周期為4年。”  

　　這條定律背后所傳達的理念是，芯片制造并不是一個單向度的行業，伴隨著新制程成本的不斷累加，有能力入局的玩家勢必不斷減少，并最終為掌握制造優勢的代工廠帶來新的話語權。

　　這一點，昔日踩準了8英寸到12英寸迭代機遇的臺積電，就深有體會。

　　張忠謀就是在花了幾個周末研究世界前二十大半導體公司的財務報表后，得出了一個結論，未來有能力和現金流自建新制程工廠的品牌“寥寥無幾”，這一結論最終堅定了他數十年如一日追求“技術化、規模化”兩條腿走路的戰略決策。

　　更先進的技術，將贏得更多的客戶，而更多客戶所帶來的規模化，又能不斷降低生產的成本，并最終占據競爭優勢。某種意義上，臺積電和蘋果的合作故事，正是對這一戰略最好的詮釋。

　　作為世界智能通訊設備領域最成功的公司，蘋果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仰賴三星為其制作芯片。而伴隨著三星在智能手機領域和蘋果正面沖突的愈演愈烈，蒂姆·庫克不得不重新考慮合作伙伴。邀約電話打到了張忠謀妻子張淑芬的案頭，雙方在再三談判之后，選擇了開展合作。

　　為了保障這份合同，臺積電提供了比其他客戶更好的條款和更低的價格，并借款70億美元來建設產能，為iPhone 生產數百萬顆芯片，后續的發展也驗證了他的遠見，源自蘋果的訂單迅速幫他們鞏固了對三星和英特爾的競爭優勢。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英特爾的態度，直到三年后，時任英特爾首席執行官的保羅·歐德寧才在采訪中遺憾表示，蘋果最先找到的合作對象是自己，而英特爾因為嫌棄對方“開價太低”，予以了拒絕。

　　今天，蘋果是臺積電最大的客戶，來自蘋果訂單所貢獻的營收，占據臺積電總營收的20%。

　　理解了這個故事，我們或許才能明白，為什么張忠謀認為，芯片產業不是光靠砸錢就能構建完成的。對于中國大陸的芯片產業來說，市場和需求站在我們這邊，但時間和技術并不在。

　　某種意義上，這或許才是張忠謀一系列“搖擺”言論背后，所蘊藏的深層觀點。

　　從這個角度來說，相比于反駁張忠謀、批判張忠謀，去理解這位92歲老人言談中所隱匿的歲月風雨，或許更能幫助我們加深對張忠謀，乃至對整個半導體行業過往百年里篳路藍縷、波折浮沉成長軌跡的認知。

　　今天，無論張忠謀是以一種怎樣的形象，出現在媒體的報導中，人們都不應該忘記，寥寥千字的文章，遠遠不足以定論他所見證和參與的動蕩歷史。

　　正如克里斯·米勒所總結的那樣：

　　“他可能是芯片行業中唯一參與該行業創建的人……他不僅仍然留在這個行業，而且處于這個行業的中心和頂端，這是非凡的。”

　　至于更多人眼中，那個被社交媒體摘取只言片語所塑造出的“沖動、情緒化、口無遮攔”的張忠謀，早在他自傳的序言里，就已經給出了回應：

　　“我做的是人仰馬翻的熱鬧事業，卻向往云淡風輕的安靜生活，對于金錢、權力和榮耀，我并不輕視，但我也不把它們看得很重。老實說，榮耀也是過眼煙云，鼓掌也很快就會停止……最后只剩下站在邊緣，面對荒原的我，深感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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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