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卿卿

　　[ “細察2022年執法數據，不難發現，盡管新證券法大幅提高了各類違法行為的違法成本，但實踐中違法者實際承擔的法律責任卻未明顯加重。”黃江東團隊認為，行政執法周期過長、尚無案件適用當事人承諾制度、行政聽證難以從實質上改變預處罰決定等現實問題也依然突出。 ]

　　新證券法實施三年來，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案例處罰力度持續加大，去年“罰單”量創下近三年新高。

　　“全年作出處罰決定384項，罰沒款金額26.67億元，市場禁入70人次。”3月31日披露的《中國證監會2022年法治政府建設情況》顯示，去年證監會從嚴打擊證券期貨違法活動，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和通報線索123件，案件查實率達到90%。

　　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黃江東對第一財經表示，信息披露違法、內幕交易、操縱市場、中介機構違法一直以來都是證券監管處罰的重點。2022年全年，涉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的行政處罰案件有135例、涉及內幕交易的有79例、涉及中介機構違法的有25例、涉及操縱市場的有11例，這四類違法行為占全年行政處罰案件總數的70%。

　　這些違法案件有哪些典型特點？對監管部門和市場主體而言，又有何借鑒意義？

　　黃江東在其領銜撰寫的《證券行政處罰年度觀察（2022年）》中提出，信息披露案件中，財務造假仍然多發，違規方式更為隱蔽；內幕交易“窩案”增多，知情人違規交易時有發生；操縱市場案案件數量下降，但更趨組織化、團伙化；中介機構違法違規數量較多，“看門人”責任仍有待壓實。

　　實控人、董事長百余人涉案

　　系統梳理384份處罰可以發現，上百位實控人、董事長牽涉其中。

　　據黃江東團隊統計，去年信息披露違法處罰案件處罰涉及87家上市公司責任主體、467名個人責任主體，其中就有42名上市公司實控人、99名董事長涉案。而這還是信息披露行政處罰在責任追究上日趨精準化之后的結果。目前，“簽字即罰”或“陪綁式”的責任認定方式已有所轉變，不少處罰案件中，董秘等人員已不再成為財務信息違規的“陪綁者”。

　　董事長在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中也多有涉案。據黃江東團隊統計，去年內幕交易處罰涉及99名處罰對象，其中有4家單位主體、95名個人主體。個人主體中，法定內幕信息知情人從事內幕交易的共處罰29人次，占比30.53%；基于聯絡接觸從事內幕交易的共處罰60人次，占比63.16%。

　　而上市公司董事長因內幕交易受到處罰的為5人次，占比5.3%。“關鍵少數”內幕交易屢禁不止，提高上市公司“關鍵少數”的合規意識是降低內幕交易違法的主要路徑之一。

　　操縱市場案中亦有董事長、實控人的身影。據證監會通報，去年證監會辦理操縱市場案件78件，同比下降30%，案發數量逐年下降。2022年作出的操縱市場行政處罰數量僅為11起，與往年相比大幅下降，但案件所呈現的組織化、團伙化的特征則較為顯著。

　　其中，有的上市公司與操縱團伙簽訂偽“市值管理”協議，并提供人員、資金及證券賬戶等參與操縱，行為極度惡劣。

　　比如“宜華集團等操縱市場案”。在3月24日證監會公布的“2022年證監稽查20起典型違法案例”中，該案也作為操縱案代表之一名列其中。

　　該案是一起上市公司大股東操縱本公司股價的典型案例。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宜華集團與浙商產融等投資機構簽署《合作協議》，利用投資機構開立信托和法人賬戶，在賬戶組中進行連續交易、對倒交易等操縱宜華健康股價。劉某喜作為宜華集團董事長、史某興作為安某誠公司大股東及實控人，二人以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身份帶頭組織操縱宜華健康股價，涉案賬戶共計132個，具有較強的組織化特征。

　　上市公司平均罰金過百萬

　　新證券法打破了原來“60萬封頂”的罰金上線，去年適用新證券法的案件中，罰款金額較以前明顯提升。

　　據黃江東團隊統計，信息披露案方面，適用新證券法案件共計72例，其中，上市公司的罰款金額為50萬元至1000萬元不等，平均罰款金額為106萬元；其他責任人員視所涉違法行為及情節輕重，被處以20萬元至500萬元不等的罰款，平均罰款金額為90.12萬元。

　　內幕交易案方面，獲利型內幕交易案件共計60例，占比76%；虧損型內幕交易案件共計19例，占比24%。其中，“陳華升內幕交易案”獲利最多，共計1818.12萬元，證監會對該案作出“沒一罰三”的行政處罰；“陳華內幕交易案”虧損最多，共計131.85萬元，證監會對其作出罰款50萬元的行政處罰。

　　操縱市場案方面，王寶元操縱案獲利近1.43億元，系全年操縱獲利之最；宜華集團操縱案虧損高達8.17億元，系全年操縱虧損之最。去年操縱市場案中，5例遭“沒一罰一”，1例遭“沒一罰三”，1例遭“沒一罰四”，另有3例因沒有違法所得或違法所得不足法定金額，被處以固定罰款。

　　不過有業內人士認為，新證券法施行后，依然缺乏證券行政處罰領域的執法裁量基準。

　　“新證券法的亮點之一是大幅提高了對各類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賦予了監管機構極大的行政處罰裁量權，如將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的罰款倍數均從原本的1至5倍提升至1至10倍，裁量空間極大，如何確定量罰倍數至關重要。”黃江東團隊表示，縱觀2022年全年內幕交易和操縱市場行政處罰案件，無論是虧損狀態下的固定罰款，還是獲利狀態下的倍數罰款，適用新舊證券法的處罰力度并無顯著差別，多數案例罰款倍數為1~2倍，該等倍數不但在新證券法規定的法定倍數范圍內趨于底線，即使與原證券法時代普遍2~3倍的罰款相比，也相對較輕。

　　因此他建議，研究制定操縱市場的行政認定標準，并對全市場公開，明確劃出紅線，穩定市場預期，引導投資者行為。

　　“細察2022年執法數據，不難發現，盡管新證券法大幅提高了各類違法行為的違法成本，但實踐中違法者實際承擔的法律責任卻未明顯加重。”黃江東團隊認為，行政執法周期過長、尚無案件適用當事人承諾制度、行政聽證難以從實質上改變預處罰決定等現實問題也依然突出。

　　據其統計，以2022年信息披露違法、內幕交易、操縱市場案件來看，自違法行為發生至行政處罰作出，最短間隔4個月，最長間隔甚至可達111個月，平均周期為34.4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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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