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Economics一克納米

　　新經濟學家智庫獲悉，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休教授曹鳳岐去世。

　　曹鳳岐，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45年出生，1965年進入北大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畢業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副主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其代表著作有《貨幣金融學》、《中國企業股份制的理論與實踐》、《股份制與現代企業制度》、《貨幣金融管理學》、《金融市場全球化下的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等。 

　　《說曹操 曹老師就到》一文主體是根據在2012年5月24日慶祝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成立100周年的“杰出校友論壇”上的發言整理和擴充而成：

　　‘說曹操 曹老師就到’

　　我們常講：“說曹操，曹操就到”，這句話從何而來呢？當年，漢獻帝在李催與郭汜火拼時曾一度脫離險境，然而李郭二人合兵后繼續追拿漢獻帝，有人獻計推薦曹操，說他平剿青州黃巾軍有功、可以救駕，然而信使未出時聯軍已殺到，眼看走投無路之際夏侯敦奉曹操之命率軍“保駕”成功，后將李郭聯軍擊潰，故有“說曹操，曹操到”之說。

　　一戰成名的曹操，不僅是位玩“三國殺”的高手，還是一位富于開創性的詩人，在其知名作品《龜雖壽》中有一名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這句話，不僅讓一位同姓后人——曹鳳岐感同身受，還繼承了他“說曹操，曹操到”的風格，中國產權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曹老師作為經濟改革先鋒，和老一輩經濟學者并肩攜手，為經濟振興喚來一陣“及時雨”。

　　曹鳳岐老師一直把《龜雖壽》字畫掛在自家廳堂中央，以此來激勵和鞭策自己。但與曹操不同，他不僅淡泊名利，而且身擔道義。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與曹操有不同的人生哲學，他是一代梟雄，野心勃勃；而我是布衣常人，一介書生。在我60歲生日之時，寫了一首詩《七律·花甲有感》，其中有兩句話“榮辱盛衰淡如水，灑向人間一片情”，這也許是我人生的感悟和注解。”

　　寒家多病成金鳳 

　　陋室書生有真情

　　“60多年來我的經歷可以寫成一部跌宕起伏的小說。我經歷過貧寒和苦難，小時多病，幾乎沒有人相信我能活到成年。上大學剛剛一年就趕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斷學業。1970年大學畢業3個月就遭受了喪父之痛，于是我擔負起整個家庭生活的重擔，用我46元的工資去供養母親和4個沒有成年的妹妹和弟弟。”

　　生活的苦難并沒有打磨掉曹老師對人生的希望，經過他的艱苦努力，教學和科研逐漸走向輝煌，一步步成長為知名學者，北大教授。但命運多舛的他，事業也曾遭受挫折。“1990年我申請破格晉升教授職稱，在院、校兩級學術委員會都通過的情況下，因為我提出要在中國推行“股份制改革”。被認為是鼓吹在中國要搞“資本主義”、“全盤西化”、“私有化”，甚至扣上“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最終還是被取消了教授資格。我從80年代中期就開設的“股份制研究專題”課也曾被迫停掉。但實際我把這些看得很淡，這些經歷使我更加成熟，使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我有一個信念，人活著總要為社會做些事情。人的能力有大小，貢獻有大小，但只要努力了，認真去做了，就會覺得踏實、充實和自信。我做事的動力可以歸結一個“情”字，追夢求真皆為情。一個“情”字真是了得，有著廣博浩渺的涵義。親情、友情、愛情、師生情、愛國情……“情”字本身包含了真情、感情、激情、熱情……情愛不分，“情”字當頭就會有愛心。有一首歌唱道：“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明天”。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會不遺余力地獻出我的情，獻出我的愛，有多少熱發多少光。”

　　曹老師五十五歲時寫過一首七律《五十五歲情懷》，開頭兩句便是“從小寒家多病體，長大陋室一書生”，這種自嘲自謙的態度，只源自曹老師淡泊的心境。

　　成長·見證·回饋

　　“1965年，我從東北一個小縣城考到北大經濟系，迄今為止在北大學習和工作已經47年了，是北大經濟系把我從一個窮鄉僻壤出來的孩子培養成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知名教授，我對北大，對經濟系有著深厚的感恩之情，是經濟系的老師們、大師們對我的教導，是他們深邃思想的熏陶，使我懂得了經濟學的宗旨是經世濟民，為我后來積極投入經濟體制的改革奠定堅實基礎。”曹老師發自肺腑的話，包含著他對成長的回憶，對學校發展的見證，對北大老一輩教師的感恩。

　　“我親身見證了北大經濟學科的發展。剛入學的時候，經濟系只有2個專業，一個是政治經濟學專業，一個是世界經濟專業，政治經濟學專業每年招生60人左右，世界經濟專業是隔年招生，每年只招20人。到了1978年，增加了國民經濟管理教研室，1980年國民經濟管理專業開始招生，這為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到了1985年，建立了經濟學院，我清楚地記得經濟學院是1985年的5月25日成立的。經濟學院下設三個系，即經濟學系、國際經濟學系和經濟管理系。1993年底，經濟管理系從經濟學院里分出來成立了工商管理學院，1994年9月更名為光華管理學院。應當說光華管理學院的產生也是經濟學科、經濟管理學科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學院進一步發展的產物。”

　　成長于北大，工作在北大的曹鳳岐，一直用自己的辛勤回饋著學院，回饋于社會。曹鳳岐本著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作貢獻的初衷，不斷對中國經濟和金融體制改革中的問題進行探索和追求。是最早提出在中國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推行股份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學者之一。此外，他還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提出了“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原則。為中國資本市場制度創新做出突出貢獻。

　　命運百轉千回，榮譽實至名歸，曹老師2007年獲“中華十大經濟英才特別獎”，2008年被北大聘為“葉氏魯迅社會科學講座教授”。他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付出與成就，得到國家的肯定。

　　身承教誨 心系恩師

　　曹老師人生最重要的時期都是在北大度過的。對于老一輩北大教授，他永懷一顆感恩之心。

　　“首先我受到北大厚重文化的熏陶，得到大師們的教誨。我從大師們的身上不僅學到了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學到了他們的優秀品質，進一步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懂得了要先做人，再做事。這些大師們低調做人，扎實做事，謙虛謹慎、虛懷若谷的優秀品質，甘于清貧、勤奮鉆研、勇于探索，百折不回，鍥而不舍的精神是激勵我認真教書、努力科研。在這物欲橫流，誘惑多端的年代，有些人對科研已經失去興趣，有些人變得很浮躁，功利色彩非常嚴重。這多年來我能夠扎扎實實努力科研，與從這些大師們身上吸收營養分不開的。”

　　“我非常感謝前輩先生給我的教育和指導，比如厲以寧先生，我的很多經濟改革思想是從他那里學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股份制改革思想。我記得1981年7月在煙臺的芝罘賓館開中央銀行研討會，我和厲老師住在一個宿舍里。厲老師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他說，鳳岐，你看中國用股份制來集資的辦法行不行？我說完全可以。厲老師說，那你就研究股份制問題。于是我開始研究股份制問題。經過兩三年的研究我撰寫了《試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股份制度》文章，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一期上，這篇文章是在厲老師指導下寫成的，并由他推薦到《北大學報》上予以發表。這篇文章闡述了股份制的性質，中國為什么要推行股份制以及中國如何推行股份制和開放股票市場等問題。這是我系統研究股份制的第一篇文章，該文章影響深遠。

　　七五期間，在厲老師的支持和幫助下，我承擔了國家教委青年科研基金項目‘中國企業股份制實施途徑與管理研究’，1989年4月出版了項目的成果之一《中國企業股份制的理論與實踐》一書，這本書關于股份制改革的理論方面有很大的創新和超前性，在股份制的實踐方面有很大的可操作性。厲老師在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中，對我們的研究作了充分肯定。

　　我和厲老師有著特殊的關系和感情。首先他是我的老師，我的一些知識和學術思想是從他那里得來的。第二，厲老師也是我的同事，我們在經濟系、經濟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共同教學和科研，我們曾聯合指導過多名碩士、博士后，共同主持重大科研項目。第三，厲老師是我的領導，我是他的助手。1985年成立經濟管理系時，他是系主任，選擇我作副主任，作他的助手。后來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共同創設了北大工商管理學院和光華管理學院。他任院長，我出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長。”

　　教之有道 

　　“不算本科生，我帶過的碩士、MBA、博士、博士后有300多人；在光華，這個數字大概除了厲老師就是我最多了。”在談起自己的學生時，曹鳳岐臉上洋溢著桃李滿天下的自豪。而談起光華的教育，曹鳳岐的眼光也放在了更高、更深的教育理念上，并總結出三大原則。

　　第一，寬口徑、厚基礎、大目標。本科是一個打基礎的階段，學生們來到光華后并不馬上分專業，這是對的。為什么？因為這些剛剛從高中畢業的學生對經濟學、金融學、管理學、營銷學并不熟悉。如果直接進入太專業化的領域對于他們的發展并不有利。通過兩年的基礎學習后，從大三開始再選擇專業，然后提供專業化的訓練，應該是最有好處的。這就是所謂“寬口徑、厚基礎”。現在，許多院校對學生的培養目標過于具體了，這反而可能會給學生誤導。不能把本科的目標定義成培養高級管理人才，這不是本科的任務。有戰略眼光，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能力，這樣就是合格的本科學生了。本科教育的目標要更“大”一些，太高端、太專業的人才培養在本科階段很難實現，以此為目的的教學也會影響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

　　第二，重德育，塑品格。我們那代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有理想，有抱負，或者說，我們遵循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的底線，先學做人，后學本領。過去講“德、智、體”，德是放在第一位的。而現在，社會和家長開始偏離這種傳統，過早地就告訴孩子們如何賺錢，如何出人頭地，并因此造成了許多的問題。光華管理學院非常注重本科生的品格教育，比如為每個學生設立學術導師，開設有關中國傳統文化的選修課程等等。我覺得這是非常正確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光華的學生、北大的學生需要有自己堅持的內心“底線”。有品格的人才才能真正對社會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第三，感恩、責任與承擔。光華的學生畢業走向社會時，我希望他們能記住三點。第一，要有感恩的思想。不要忘記北大，不要忘記光華，不要忘記老師，沒有他們的付出，就不會有學生的成就。第二，要有社會責任感。光華的學生是時代的驕子，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和培養，因此他們更加有義務用自己的知識反饋社會。第三，要敢于承擔。改革開放后的前30年，經濟發展是比較順利的，但是今后肯定還會遭遇到很多的困難，乃至挫折。光華的學生要勇于承擔歷史的重任，為國家的振興做出貢獻。

　　放情詩歌 人生幾何

　　雖然身為經濟管理領域的專家，但曹鳳岐從小對文學有所愛好，喜歡古文，也喜歡詩詞。作為一個感情豐沛的人，他常有觸景生情之感，喜歡用詩的形式來抒發。

　　“我喜歡李白的飄逸灑脫，杜甫的樸實無華；佩服蘇軾豪放，岳飛的威武。尤其是蘇軾的詞，有些這是千古絕唱，后人很難超越。例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寫出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傳世佳句。《念奴嬌·赤壁懷古》，寫下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詩句，反映了詩人的氣魄。我雖讀過唐詩、宋詞，但總體上還是不得要領。真正影響我寫詩詞的還是當代‘詩人’，首先是毛主席，年輕的時候，毛主席出版的三十幾首詩詞我全能背下來。直到今天，在學生畢業時我會一字不差地給他們朗誦出《沁園春·長沙》，另一位對我影響大的是厲以寧先生。厲先生是經濟學家，但他又是詩人，他最大的特點是詞填得好，他把人生五味全反映在詩詞中，有人稱他是“詩意人生”。也許因為近水樓臺先得月，厲先生的詩詞我幾乎全都看過，不僅從他的詩詞中學習一些真知灼見，學習做人的道理，而且我也一直在學習他填詞作詩的方法與技巧。”

　　“我寫詩的歷史已經很長了，在初中的時候班上出文藝節目，就由我寫詩并朗誦。高中的時候（1964年）我曾經寫過達200行的長詩《祖國之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我把詩的一部分抄錄在一個筆記本上，一直保留在身邊。我還記得其中的幾句：從漠河到曾母暗沙，從東海之濱到喜馬拉亞，人民奮發圖強，祖國蒸蒸日上！1966年春，大慶鐵人王進喜來北大作報告，作完報告后下臺與同學握手，我有幸與他握了手，之后我寫了一首詩《緊緊握住鐵人的手》，并在一次會上朗誦，受到好評。其中寫道：緊緊握住鐵人的手，激動得淚水往下流。鐵人的手，粗大的手；鐵人的手，有力的手。鐵人一握拳，大地出石油。鐵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現在回憶起當時的作品，雖然不免有些稚嫩和可笑，但卻包含著一種對時代的記載和自己成長的印跡。我寫詩的功底雖然不深，有的詩也顯笨拙，但詩中確實寄托了我的情思和希望，反映了我對生活的向往、對祖國大好山河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追求。”

　　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曹鳳岐認為：“雖然路途艱辛與曲折，但是我自己努力了，我付出了，我感到欣慰。對我走過的路，我無怨無悔，多年來我確實為自己能夠成為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而努力踐行著，在今后的日子里，我還會繼續努力做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事。”

　　曹鳳岐言出必行，2011年4月24日，北京大學曹鳳岐金融發展基金設立。曹鳳岐金融發展基金是經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批準設立的一個專項基金，主要由光華管理學院金融系曹鳳岐教授和弟子以及社會各界人士捐助而設立，首批已募集資金600多萬元，其宗旨是加強金融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鼓勵金融理論與實踐的創新。對于中國當下的金融行業，人近暮年的曹鳳岐，再一次有如當年曹操救漢獻帝一樣，說到就到，為金融教育事業保駕護航。

　　曹操詩言“神龜雖壽，猶有竟時”。曹鳳岐修身處世也恰如其詩——“坦蕩人生無悔路，熱血丹心寫春秋”。■

　　《曹鳳歧：我的坦蕩無悔人生路》一文是曹鳳歧老師在“看懂經濟讀書會”上的讀書會的實錄。來源：看懂經濟（KANDONGJIGNJI）

　　‘曹鳳歧 我的坦蕩無悔人生路’

　　我是北大六五級學生，畢業的時候被幸運的留在學校了，當時只留了五個畢業生。我當時又管辦公室、管文體，沒有說讓我上課。后來招收工農兵學員，我先當輔導員，后來當班主任，除了學習以外，帶他們上山下鄉，搞很多事，還得給他們上課，當時上《政治經濟學》。

　　當了快十年班主任后，我面臨一個選擇，今后是搞教學，還是搞行政。后來我找了陳岱孫（北大的老系主任），我說陳老，我要搞教學，他說好，建議你搞金融，我說我沒學過。他說：“不要緊，誰都沒學過，北大經濟系15年沒開金融課了，沒人搞金融，金融你來搞，從頭開始。”

　　所以，金融一點都不會，陳岱孫給我寫了個條子，說你去上人民大學進修一下，聽黃達的課，人大有一個財政金融系，這是中國金融學的基地，他給我寫了個條子，條子寫：“黃老，讓曹鳳岐到你那去，跟研究生。”

　　黃達拿到條子，“什么黃老（當時他不老，現在老了，他是1925年的，1978年還不老），管我叫黃老？好，那就聽吧”。我跟著他們研究生聽了兩年課，所有金融課我都聽了。

　　我有時候跟人大的朋友說，我是你們半個學生，是沒有注冊的學生，或者沒拿到學位的學生，因為我是旁聽，沒考試，人家是考試進來的，我是陳岱孫介紹我去旁聽的。但無論如何，金融這一塊北大也沒人，聽人大的課學習，那時候人大很多的東西是前蘇聯的理論，包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貨幣性流通和信用，我覺得挺好。

　　陳岱孫是中國金融學會的常務理事，78年恢復活動。陳岱孫說：“我帶你參加金融學會會議，中央領導接見，那個會很重要。”就這樣，我進入了中國金融學會，怎么進呢？是這么進來的。

　　當時，通用的課叫財政與信貸，或者財政與信用。我說這不行，財政是財政，銀行是銀行，貨幣是貨幣，信用是信用。我說我自己開一個課，當時叫貨幣銀行學，我就自己開了。

　　1989年，我寫出來了一本教材，這本教材影響很大，有很多人說看了我這本教材成長起來的，那時候金融教材很少，這是在全國第一個叫《貨幣金融學》的書，過去都是《貨幣銀行學》。我說應該有資本市場了，應該有長期金融市場了。當時的提法叫一切信用歸銀行，我說這個提法已經過時了。后來統編教材是黃達的《金融學》，我的書比那個還早，這本書影響非常大，全國都用我這個教材。很多人怎么認識我呢，就是通過這本書。我前兩年到廣州開會，有人拿了一本書，說曹老師給我簽字，我一看《貨幣金融學》，那本書1994年之后就不印了，后來我的學生們在我的基礎上又出了新的版本，不斷更新。

　　接著這個我開始研究金融，我覺得金融在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我們的理論很貧乏，我們的實踐更加落后，所以我就開始研究金融，開始是研究銀行、研究貨幣、后來研究資本市場。最早我的研究跟股份制聯系在一起的，這里面又提到股份制的研究，股份制研究是怎么開始的呢？

　　我與現代企業制度

　　大家知道厲以寧，外稱叫做“厲股份”，實際上他應該是中國股份制的鼻祖，1980年在一個勞動工作會議上，他最早提出來中國應該搞股份制。

　　1981年，我們倆在煙臺參加一個中央銀行研討會，當時中國要建立中央銀行，我和厲以寧在一個宿舍——煙臺的芝罘賓館。

　　有一天早晨，我們倆在宿舍，厲以寧老師就說曹鳳岐，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說用股份制的辦法進行集資行不行？我當場就說完全可以，因為我本來就是搞融資的，我說股份融資可以，股份融資融的是自有資本，債務融資融的是債務資本，還要還的，股份制可以不還，還可以用，我說在西方是股票。他說你就趕快研究這個問題，我是從那天開始研究股份制。

　　那時候，正好有股份制的企業都搞起來了，萬科、天橋，一直到80年代中期小飛樂，這一塊都出來了。所以，應該說在中國，我比較早提出來要發展資本市場，在80年代中期，我就明確提出來要發展資本市場，也有文章發表。還是要感謝厲以寧老師給我的啟發，我就說資本市場是股份制的延續，是股份制的高級階段。

　　1989年4月，我出了一本書，這本書是《中國企業股份制的理論與實踐》，是我主編的，實際上帶領一批年輕人寫的這個書，書的相當部分都是我寫的，最后是我統的稿，這本書解答了什么是股份制，中國為什么搞股份制。我第一個提出來，股份制的形式是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這是在中國沒有的，我是第一次在書里提出建立一個現代公司制度，實際就是后來的現代企業制度，而且里面談到了股票市場，談到了如何監管。這本書厲以寧是顧問，厲以寧很支持，也寫了序。但是，這本書出來，生不逢時。1989年以后，思想有點回潮，股份制是自由化，這本書很快被打成大毒草。那時我正好申請破格提升教授，北大經濟學院的學術委員會通過了，學校的學術委員會通過了，最后還是被拿掉了。

　　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以后，我的命運發生了改變，教授職稱也給我了，書又重印、加印，成了搶手貨，很多人都買不到，出版社說再加印點，我說別印了，我再寫一個，我又寫了修訂版，1993年1月出來了，又印了一萬多冊。

　　很多人是拿我這兩本書，作為股份制試點的理論和實踐，整個股份制發展推開了，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套都出來了。不管我受到什么委屈，我覺得我堅持是對的，而且股份制企業現在是遍地，我有一首詩《芝罘回眸》回顧了我參與股份制改革的歷史，其中有兩句“而今星火燃遍地，回眸當初自為榮”，自己感到光榮就行了。

　　我與資本市場

　　股份制咱們先談到這兒，因為后來大家已經知道了，現在所有公司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談到上市公司，這又涉及到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實際上在開始搞股份制的時候就提出來了，當時就開始有股票的私下轉讓，最早是深寶安、深萬科，從80年代初期就開始轉讓。上海飛樂、沈陽金杯，他們急需提出來能不能有二級轉讓市場，沒有二級市場，發了股票就是債券，當時寫著按照儲蓄存款利息，另外三年還本付息，我說那不是股票，因為它沒有轉讓，所以轉讓的問題就提出來了。

　　1985年9月份開始試點轉讓，當時我們都在上海調研，他們說必須有二級市場，所以就開始搞二級市場，上海他們搞的不錯，最早是中國工商銀行上海靜安信托部開始轉讓債券和股票，還編制了靜安指數。

　　這件事情到了1989年又出問題了，資本市場是資本主義最高級的市場，你們去看，資本主義最投機的市場就是資本市場，所以又有點銷聲匿跡，不讓公開搞。結果后來，中央說這個市場得開，中央最后決定開的，當然我們也一直在給中央提建議，必須開這個市場。所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開起來，當時全國公開發行股票13支，上海老八股，深圳老五股，我們就搞起來了。

　　在國外的學者，包括國內的一些學者，他們1985年在一個輪船（“巴山輪”會議）上開的一個會，說中國要開股票市場，說中國要搞證券市場得二十年以后，他們給我們定的2005年可能夠條件，還引經據典，說在落后地區銀行的作用比證券市場大的多，我們國內也有學者，不同意開這個市場。但中國1990年就開設了資本市場。

　　1990年以后，中國出現了很多非法交易，還有深圳810事件，這個時候又有人提出來，市場要關掉，不能開這個市場。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提出來，包括厲以寧老師當時在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當副主任，跟萬里都提了，說這個市場不能關，我們搞法治，我們起草法律，所以萬里說好，這個法由專家起草，所以厲以寧是組長，厲以寧當時找了高程德教授，還有就是我，我們把這班子撐起來了，起草《證券法》。

　　資本市場是有爭論，資本市場爭論一開始就有，小平南巡講話以后，講股票可以試，試不好可以關，實際上是沒想關，在這個時候大家先不爭論了，先搞起來了，搞起來出點事，一個起草法，另一個實際爭論并沒有停止，我在書上大概談了兩次大的爭論：

　　第一次1995年在上海有一個爭論，說外國學者托賓，諾貝爾獎獲得者都講，你中國不能搞證券市場，在會上爭論的很激烈。我當時提出來，開了就不能關，我們是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這句話后來中央也在用，是我最早提出來的。中國的事情是這樣的，中國確實存在問題，打籃球的時候我們連邊界都沒劃，裁判規則也沒有，裁判也下場，球員也下場，是亂，我們就劃場地，制訂規則不就行了，你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比賽了，比賽已經開始了，比賽沒開始可以不開，這是我當時提的論點。我說只能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什么意思？都發展了，你就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我們再發展，你把它關死了，也不用規范了，關掉了還規范什么，就是因為這個，所以這才引起后面起草《證券法》、《投資基金法》，都是因為這件事才開始做的。

　　第二次大爭論，有人說市場是賭場，還有說賭場都不如，賭場是不可以看牌的，又有一場爭論。實際上，我是不同意賭場論的，因為賭場論對市場傷害太大了，賭場也有不規范的地方，發牌的那些人老贏，現在你到香港看，他有自己的那些東西，但是他表面上是非常規矩的，他是靠運氣，而資本市場、股票市場不僅僅是運氣，要根據宏觀歷史分析，這是股票和賭場的區別，我們是不規范，但是不是賭場，這個是我非常明確的觀點。

　　到現在大家已經沒有什么爭論了，但是一到股市低迷的時候看，這個市場必須怎么樣，現在還有這個觀點，但是我一直不是這個觀點。到去年大家又沒信心，我在學習班上說，你們要有信心，要加強制度建設。

　　后來我又參與了起草《證券法》、《投資基金法》，參與建立光華管理學院，這都是我后來做的事情，我做了這么多事情，把這些事寫出來，主要談我的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精神，一種信念，我要對后來人有所交代，他們不了解改革的歷史。我們把這個書免費送給學生，讓他們看看光華的歷史，給大家重點講的是中國怎么過來的，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還談到人生的感悟，給大家一些啟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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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