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企業演繹的興衰史
一出在瘋狂中謝幕的悲劇
一面令人正襟危坐的鏡子
1996年:“沒有上市,便沒有ST鄭百文”,但上市卻讓它日后捅出個天大的窟窿。
應該說,ST鄭百文在上市之初并不顯山露水。
這家前身是鄭州市百貨文化用品公司經1988年改制而來的企業,雖然頭頂著十年時間銷售收入增長45倍、利潤增長36倍的光環,在1996年4月18日進入股市交易時,當日僅錄得7.48元收盤的中等股價水平;公司在上市公告書中提出的“大市場、大商業、大流通”商品批發戰略口號,當時也未引起太多人的關注。即使有關“亞細亞”的炒作進入高潮,也未對ST鄭百文的股價走勢構成任何助動作用。
只是到了1996年5月,有關公司的消息才多了起來,起因是5月9日下午,公司接到了上交所通知稱:北京金昌投資咨詢服務公司收購ST鄭百文上市流通股7124797股,占總股本6.88%;此外,個人投資者袁某持公司股票7685445股,占總股本的7.43%。北京金昌公司是何方神圣,如何在短短時間里就通過二級市場搜羅到ST鄭百文如此多的籌碼?袁某又是何許人也,憑何斗膽個人超比例持股?引起市場多方猜測,ST鄭百文遂進入人們的視野。不知是否在有意“做秀”,ST鄭百文在這一事件的通報中,反復強調其連續三次被評為全國500家最大服務企業之一,在全國300家最大股份制企業評選中,公司榮獲批發零售貿易企業第23位的背景。
雖然上述事件很快得到中國證監會的處理,ST鄭百文卻因此浮出水面。伴隨股價的步步走高,ST鄭百文96年度中期每股收益0.11元(依送股前股本計為0.143元);全年每股收益0.37元,比上年增幅達42.31%,銷售收入更增長150.79%,其中下屬家電分公司增幅就達245%,這就是說,ST鄭百文96年度業績增長多半是賴于家電批發業務迅猛增長。與此同時,公司“大批發、大商業”的口號也日漸響亮。
與此相較,甚少有人注意到ST鄭百文屬“歷史遺留問題”,上市沒有募得資金,92年通過增資擴股募集的資金,有680萬元參股組建的鄭州中意百文鞋業公司始終未能進入正常生產狀態,到1997年已處于停產狀態,公司決策的隨意性已見端倪;更為嚴重的是當時公司資產負債率已高達68.9%,在利潤高速增長的同時,股東權益卻逐年“縮水”。雖然公司董事長對ST鄭百文高負債率并不以為意,甚至認為“負債經營對公司有利”,但正是這個高負債率日后幾乎要了ST鄭百文的命。
筆者日前接觸到的幾位ST鄭百文的員工均將公司淪落到今日窮途末路境地的原因,歸咎到它的上市。但河南省政府一位官員則針鋒相對:沒有改制和上市,ST鄭百文根本不可能生存到今天,自己念歪了經,卻責難于改革,可見公司管理層至今也沒有認識到公司沒落的原因所在。
可問題是,沒有ST鄭百文弄虛作假蒙混上市,又何來日后捅下這么大的窟窿呢?
1997年:“我們上上下下都昏了頭,從瘋狂地批發商品到瘋狂地批發理論”。
進入1997年,ST鄭百文迎來了最后的瘋狂。在這一年,公司營建的營銷網絡已延伸到除西藏、青海、新疆、臺灣以外的省份,下設20個專業分公司,120個商品經營部,經營商品31000種,一躍成為河南省最大的家電、日用百貨批發商。與此同時,ST鄭百文媒體上大肆“批發”自己的經營理念:信用銷售,具體而言就是由銀行出面承兌,向四川長虹[微博]出具銀行承兌票據,ST鄭百文買斷長虹的產品,并以賒銷方式向下游零售商或批發商供應。這樣公司就存在巨大的現金流,雖最終流向廠家,但由于承兌期有六個月,對于這部分資金,公司就完全可以加以利用。ST鄭百文從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曾三次與當時君安證券簽訂了資產托管協議,1997年公司投資收益就有4100萬元,而同年公司主營業務利潤也僅有4900萬元。公司董事長李福乾放言:商業銀行、生產商和銷售商三者的信譽加在一起,就指明了中國市場經濟未來走向。他打個比方:ST鄭百文就象一個轉動的盤子,兩頭牽著銀行和生產商,資金供應的多寡和商品脫手的快慢,決定ST鄭百文這個盤子轉動的速度。李董事長旁白:公司1996年貸款也就是1個億,卻做了40個億的貿易,也就是就一年當中資金周轉了40個圈,算下來也就是七八天一圈。
正是這種“轉盤”理論的指導下,ST鄭百文的盤子越轉越快:1997年1-6月,公司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79034.75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4.18%,每股收益達0.39元;下半年雖略有下降,全年主營業務收入仍是1996年1倍,每股收益(攤簿)0.448元。是年7月,鄭州市委和市政府發出向ST鄭百文學習的號召,公司一舉成為該市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而公司內部也積極宣傳為公司利潤做出最大貢獻的家電公司經驗。ST鄭百文股價早已升天,在商業類股中大有唯我獨尊的氣派。ST鄭百文和它的當家人名聲大噪。在這種近乎狂熱的背景下,ST鄭百文通過了實施配股方案,募集資金擬用于組建異地商品配售中心、收購鄭州市化工公司等項目。
狂熱掩飾了一切。ST鄭百文信用銷售模樣和“轉盤”理論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抗風險能力差。由于公司是以出具銀行承兌匯票的方式向廠家買斷商品,廠商即將產品的銷售風險全部轉嫁給公司,一旦公司不能在規定的期限內將產品銷售出去或資金回籠上了現問題,公司與銀行的信用關系就受到了危脅,若公司的負債率超過銀行所能承受的極限,信用關系也就嘎然而止。鄭百文1997年度銷售利潤率僅有0.69%,遠低于其時商業類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除去虧損上市公司外,在商業類上市公司銷售率排名中列居倒數第二名。如此低的利潤率,如何能彌補基87.97%高負債所帶來的企業潛在的風險?自1997年下半年開始,亞洲金融危機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國內商業銀行已普遍出現收緊銀根的跡象,失去銀行庇護的ST鄭百文,靠資金利差堆出的業績又能維持多久?而當年底,家電行業價格戰已是弓在弦上,行業巨頭開始馬不停蹄營建自己的銷售網絡以代替ST鄭百文以往所扮演的大批發商角色;同時,ST鄭百文靠信用關系維系的廠商聯盟也開始出現松動,他們對公司一味依賴壓價銷售方式頗有微詞。如果銀行與廠商脫離原先轉動的軌道,ST鄭百文這個盤子又能轉動多久?然而,這一切關乎公司未來生死的大問題,卻沒有一個人坐下來冷靜地想一想。
據ST鄭百文的員工回憶,當時公司高管人員天天飛來飛去,忙著營建各地的銷售網絡,陶醉在自己設想的所謂輝煌中。是的,我們現在根本看不到監事會和大股東當時哪怕是片言只語的異議。用員工的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那時我們上上下下都昏了頭。
難道這正應驗了《圣經》中那句箴言: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1998年:“在銀行和廠商的雙重擠壓下,公司掉進了虧損的深淵,而混亂的管理,注定公司玩完也是遲早的事!
1998年,ST鄭百文盛極而衰。
春節剛過,危機就已顯現。銀行開始發現發給ST鄭百文的承兌票據出現回收難,此后半年間累計墊款486筆,墊款金額17.24億元。而此時亞洲金融危機愈演愈烈,銀行從謹慎貸款到了終止貸款。事實上,從ST鄭百文98年度中報就不難看出公司已處于資金短缺的因境:為支付到期應付票據,貨幣資金較期初減少了62.59%,而預付廠商訂金致預付帳款較期初卻猛增至1481.74%。雖然依靠著慣性,ST鄭百文這個轉動的盤子勉強在98年中期保持盈利,但隨著彩電行業價格戰的升級,多米諾骨牌終于倒了。
首先是信用銷售體系的瓦解。由于ST鄭百文買斷的產品未能順利銷售,而此期間廠商卻已大幅降價,鄭百文只能做賠本買賣了。公司1998年主營收入33.6億元,而主營業務成本卻是36億元,換句話說,公司的進貨成本要高于其銷售額。而公司下轄各營銷點此時不僅沒有起到支撐危局的作用,反而為完成公司下達的指標任務,為做大銷售額不斷地高進低出,致公司主營業務虧蝕程度加深,截止1998年底,公司賴于生存的家電公司銷售收入驟降59.26%,百貨文化各公司下降19.54%。另一方面,看到ST鄭百文回款出現問題,銀行從先初的審慎貸款到最后終止貸款,更使ST鄭百文無力回天。失去銀行信貸的支持,廠商越發減少供貨量,截止1998年底四川長虹應收票據余額61億元中,ST鄭百文出具的票據額僅是1億元,而1997年卻是17億元。從17億元到1億元,ST鄭百文與廠商關系已今非夕比,在銀行與廠商雙重擠壓之下,ST鄭百文終于掉進了虧損的深淵:是年每股收益為-2.548元。
其次是公司財務狀況惡化。1998年ST鄭百文負債率繼續上升到97.85%,而公司和集團的流動比率卻較上年分別下降了23.74%和22.76%。在公司資產中,流動資產的比重最大,占91.66%,而在流動資產中,則又是應收帳款和其他應收款的比重最高;而在三年帳齡的應收款項中,一年以上應收款竟占到了23.27%。與此同時,公司又背負著沉重的銀行罰息負擔,公司1998年財務費用高達1.3億元,同比增長1434.27%。據公司財務人員私下講,看一看當時的財務狀況就知道,公司已徘徊在破產的邊緣了。
第三是公司耗費巨資營建的銷售網點陷入癱瘓。公司為網點的建設的支出在1998年就達到2.7億元,但在如此巨大的投入之后,公司的銷售不僅沒有提高,反倒下降了43億元。按公司員工的說法,雖然公司在1999年上半年才開始著手清理整頓網點,但實際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由于廠商減少供應量,各銷售網點,也相應地從壓價傾銷積壓走到了彈盡糧絕的境地。而公司為掩飾內情,沒有及早清理這些已陷入癱瘓的網點,結果包袱越背越大。ST鄭百文在1998年這一年開始品嘗到幾年盲目擴張所帶來的惡果。
第四是管理失控。ST鄭百文改制十年來,公司始終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正如公司員工所講,公司高管人員天天飛來飛去,忙著建造自己的“獨立王國”,公司重大決策全憑幾個人說了算,100多個銀行帳戶中巨額資金流向不明;公司只懂得為各網點制訂指標,卻從不嚴加管束,各網點通過低價傾銷來做大銷售額向公司伸手要錢,卻不懂得為公司分憂,這樣的公司不衰敗才不正常。據一位已離職的原公司管理人員說:公司決策人在1998年上半年并不是沒有意識到管理上的失控,只是出于各種原因其中包括私情,始終拿不出“壯士斷腕”的勇氣,結果一錯再錯,最后覆水難收。
事實上,ST鄭百文與換回敗局的時機失之交臂又何止一次。1998年6月下旬公司取得配股資金1.47億元,如果公司當時能正視其經營情況,將這筆寶貴資金用以償還負債或補充自身的流動資金,公司還不至于一敗涂地。遺憾的是,公司反而在配股資金到位的不到一年時間里,在全國九個城市和地區建立了12家配售中心,使公司98年這一項支出就達到2.7億元,直接導致99年中期134 .18%的負債。不僅如此,令人驚異的是公司又以配股資金中的600萬元兼并了與自己主營業務毫無關聯的鄭州化工原料公司。在主營業務大幅滑坡的情形下,任何一個明智的企業都應將重心放在如何成功地經營主營業務上,而遠非不能及時變現的“土地資源利潤增長點”上。公司董事長曾進一步解釋兼并的目的,是為了將公司轉盤的軸子做大,但“皮之不存,毛將焉負”這個最淺顯的道理,不僅董事會不知,就連監事會和大股東也避口不言。正是這些都“昏了頭”的“公司上上下下”,成了ST鄭百文的掘墓人。
值得注意的是,ST鄭百文第一大股東鄭州市國資局將其持有的國有股股權在這一年底劃歸與上市公司為同一法定代表人的鄭州百文集團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1999年:在ST鄭百文演繹的興衰史中,我們聽不到股東和監事會的聲音。
1999年,ST鄭百文單憑自身力量已無力回天。
這一年,公司中期每股收益-2.702元,年度每股收益(攤薄)-4.8435元,創出深滬兩市上市公司之最。
這一年,公司的北京分公司、遼寧分公司等12家公司已處于停業清理狀態。公司除了清理營業機構和請求與債權人和解之外,已是一籌莫展。公司董事長曾描述當時的感覺:恐怕用在火上烤來形容還輕了點。
這一年,會計師事務所繼98年后再度拒絕為公司年報出具審計意見。
這一年,公司股票被特別處理。
這一年,公司所負21億元債務已由中國建設銀行轉讓給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12月,ST鄭百文資產重組委員會成立。
這一年,公司應訴或起訴官司接踵而來。
這一年,公司股價創出了3.95元的歷史新低。
也在這一年,當投資者還未從ST鄭百文“跳水”的驚諤中驚醒過來的時候,有關媒體對公司敗落進行反思的文章漸漸多了起來。有的從行業角度入手,認為公司1995年至1997年粗放式擴張迎合了國內家電行初期發展需要,但也為日后在內控建設方面的失敗埋下隱患,雖然公司在1998年上半年也曾提出走集約化的道路,但已積重難返;有觀點又認為,行業無序競爭的日趨激烈,使批發商受到來自廠商和零售商的雙重擠壓,迫使批發商重新考慮自己的定位,走批零結合的道路。盡管公司在1998年也曾提出類似批零結合的口號,但“船大掉頭難”,尤其是公司1998年背潮流繼續構建配售中心,是公司敗落的觸發點。有的則著眼公司經營理念,認為信用銷售天生脆弱,一旦銀行緊縮和廠商減少供貨,銷售體系便土崩瓦解。
但不容忽視的是,ST鄭百文敗落的最大原因是管理上的失控。表面上看,ST鄭百文完全符合時下公司治理觀念上的要求,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僅為14.64%,前十大股東持股比例也僅占到總股本的26%;相比之下,流通股高達54%;不僅如此,第一大股東所持國有股股權甚至交給與ST鄭百文同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經營管理,外部力量對公司經營管理的干預能力已降到極至。在ST鄭百文所演繹的興衰史中,我們不難發現,主宰公司生存的不是股東,也不是監事會而是極少數決策人,在公司決策過程中,也根本聽不到來自股東和監事會任何反對的聲音!耙谎耘d邦,一言廢邦”,在ST鄭百文身上得到了絕好的體現。兩年前,公司董事長曾對媒體暢談他的“信用銷售”經營理念。從理論上講,生產商與銷售商角色分離是沒有錯的。但再好的理念,沒有高素質的人執行和健全的制度保障,永遠都是空中樓閣。如ST鄭百文的營銷網點,員工就認為它們只能是“網點”而不是“網絡”,因為它們沒有聯通的支脈,“僅憑公司幾個人走馬觀花,四處看看,這種監管等于沒有。”
從公司法理上講,公司董事會是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并對公司負責的組織體系;而經理是由董事委任產生的受托人,對董事會負責;監事會獨于股東和董事會之外。但在現實中,董事會不過是大股東的代言人,董事、監事和經理在職能上往往發生重合,這就為內部人掌控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最大化的空間,公司興衰取決于個人的沉浮成為必然。如此,僅憑減持國有股和實現股權多元化,根本就達不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ST鄭百文就是前車之鑒。
歷史學家湯因比就曾鄭重地告誡他的后人: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其衰亡是從內部開始的,外部力量不過是其衰亡前的最后一擊。企業又何嘗不是如此?
2000年:是生存還死亡,公司和股東已沒有了發言權。
2000年中期,ST鄭百文繼續虧損,每股收益-0.3071元,每股凈資產值-6.8856元,資產負債率216.9478%。這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不過是在虧損基礎上數字上的增增減減。
2000年3月,債權人中國信達公司向法院申請ST鄭百文破產還債。這也不重要,因為按照公司員工的說法,公司早在一年前就資不抵債,現在不過是誰來申請它破產了。
“是生存還是死亡”,大概是ST鄭百文現在唯一的獨白,只是對于生或死,公司和它的股東已沒有了發言權。(記者艾鈞李映宏[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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