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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播發的“假典型巨額虧空的背后——鄭百文跌落發出的警示”一篇文章，在市場內外引起強烈震動。投資者對因重組事宜暫停交易逾70多天的鄭百文是生是死極為關注，但記者卻對以文章風格短小而享譽媒介的新華社竟以3000多字的篇幅給上市公司“揭短”的背后意味著什么更感興趣。

　　有報道，新華社的這篇文章引起了高層領導的重視。近日，由國家有關部門組成的調查組已陸續抵達鄭州。調查組將按照國務院領導的指示精神，在河南省、鄭州市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對鄭百文巨額虧空問題展開徹底調查。而由此文掀起的一場大討論，話題之廣泛、剖析之深刻，足以讓人感覺中國的證券市場離規范化運行不會太遠了。此信心并非偶然。

　　關注資本市場的讀者一定還記得，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就其從銀行手中接管的十幾億元“不良股權”，早已于去年12月份向有關司法部門提出申請，要求破產上市公司河南鄭州百文公司，但并沒有被當地法院受理。當然，不受理并不意味著有關部門不想解決問題，只是受理一家上市公司的破產案太棘手了：任其破產吧，巨額國有資產將化為泡影，盡管這些資產的主人有十幾億，平攤給全中國人民每人也就兩三元錢，但會讓與此有關的一些面子挺大的人顏面掃地；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就更不能忽視——沒準會有極“個別”的中小投資者想不開而“跳樓”什么的。不許其破產吧，《公司法》出臺已有時日，法理上又說不過去。面子要保，“里子”也要顧，司法者勉為其難。

　　其實，以什么方式化結此案，無非是怎么“分配”損失，別引起市場內外太大的震蕩而已。這就不能不讓人關心鄭百文的虧損額。假設一下，要是鄭百文的窟窿沒有那么大，假如資不抵債只有幾十萬、幾百萬，再往大點說一個億，要是司法機構能夠及時將其破產的話，經濟損失由銀行或資產管理公司承擔一點、地方政府承擔一點、股民承擔一點，破產還會像現在這樣難嗎？換句話說，讓一家剛剛資不抵債的企業破產與讓一家拖來拖去累積資不抵債幾十億的企業破產可能完全是兩碼事兒。

　　但不管是破產案還是其它的什么案子，沒有原告，官司還怎么打？于是祖上老早就傳下來了“民不舉、官不糾”的說法。當然，官也是舉的重要力量，并且是我們過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誰也不能否認，自打證券市場一誕生，官方就一直在強調監管的重要性。為此，還為企業上市設置了一整套“審批制度”，力求把偽裝者擋在門外。盡管這么多年下來，漏網之魚不僅存在一定的數量，也有一定的“質”量。進而有官員就提出，對上市公司要實行動態監管，比如目前被列入監管部門巡檢名單的上市公司就有8類。還有人說，如果鄭百文能夠早點進入巡檢范圍，也許監管部門能夠掌握更多的情況。

　　暫不論監管部門掌握了更多的情況是否意味著鄭百文就能夠得到及時的處理，終究天網恢恢，總有疏漏之時。就像經濟學家們常說的，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要比其它任何一種方式來得有效，但有時市場也會失靈。于是，有學者表示，媒體要敢于揭上市公司的“短處”，而且還要刨根問底，媒體就應該代表社會對上市公司進行輿論監督，上市公司有關人士對此不必過于敏感。

　　這讓筆者想起不久前《財經》雜志由于刊登“基金黑幕”一文而引發的一場爭論。該刊主編胡舒立在“嚴正聲明”面前不帶任何火藥味地解釋了在金融市場上媒體的批評權與公眾的知情權。大概的意思是說，不管已揭示的黑慕算不算很黑，為什么媒體就不能有舉的權力？更何況是署著真名實姓地舉。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何來資本市場最被推崇的公開性呢？反過來想一下，如果鄭百文的事兒早被媒體給捅出去了，即使后來的鄭百文也不得不破產，那么誰愛跳樓也只好任其跳了，誰讓你非往火坑里鉆，那么多績優股你不買呢。

　　這里不由得要推薦《財經時報》新證券主編董少鵬的一篇回顧文章。

　　董曾經于1997年在《上海證券報》發表了關于鄭百文的系列文章。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董過去的報道，不能不承認，董少鵬沒有將鄭百文、四川長虹及建行鄭州分行等三家企業作為典型來描述已實屬不易——這是我等今天也常犯的毛病。正如董的自述“當時我雖然并沒有把鄭百文的模式往壞處想——畢竟這個模式剛剛開始，不會立刻就壞掉”，“我在文章中寫到：‘在這種信用聯合模式下，可以出現不同企業的組合，而為防范風險，發現情況就要作出及時的調整’。遺憾的是，鄭百文的風險不是沒有被發現，而是被蓋住了，更何談‘及時調整’？回顧當年的報道經歷，我更加感到，作為一個記者，責任重大。單憑一兩次采訪，當然不可能掌握很全面的情況，更要考慮到有些情況是被掩蓋住的。但是，冷靜可以矯正偏差，盡量使報道回歸客觀。”某種程度上，董是在做反思。當然，沒有人非讓他這么做。說真的，媒體真的要想擔負起舉的責任，還真需要具備這種社會責任感和基本的素質。(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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