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劉元春
我們要以高質量的發展作為根本要求,通過新型政商關系的指數來衡量中國城市的政商關系和發展變化的過程,以供政府進行自我對照,同時便于社會進行監督。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治理腐敗所獲得的壓倒性勝利使中國的政治生態得到了凈化,這種凈化使傳統的政治經濟關系得到了很好的改變,奠定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基礎。
第二個變化是十八大以來,特別是所謂的“后危機”以來,中國經濟本身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也就是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進入“三期疊加”的新時期,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建立的增長模式出現了拐點性的變化,政府和企業之間共融的利益紐帶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以地興企、以地興城,依靠土地財政形成政府官員、開發商和招商引資企業以及廣大民眾之間的利益共融的增長機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政商關系在十八大后全面反腐、世界性的后危機和中國步入新常態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政商關系的政治基礎、經濟發展基礎和社會道德正義基礎都已經消失,現在必須做出轉變。這種轉變首先是破,然后是立。立的就是“親”“清”政商關系,但如何構建這種新型的激勵相容的一整套機制是擺在整個社會發展改革中的一大難題。當然,我國從十八屆六中全會以來,圍繞著產權的問題、政府改革的問題已經進行了全面的破題,此次三中全會圍繞著黨和國家機關的調整,很重要的就是政府改革、機構改革這個核心問題。
構建“親”“清”政商關系,首先就是“親”,政府要親近企業,要向企業提供服務,要有一個服務之手。過去總理指出政府要進行“放管服”,通過各種行政性的管理程序減少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為企業的創新創業奠定基礎,這方面我國的進步很大,特別是從世界銀行公布的營商報告來看,這些年都在進步。當然,如果從世界銀行的數據來看,我國在全世界的進步不是最快的,這說明單純以“放管服”作為服務企業的一種模式是不夠的。
因此,要真正的服務企業、親近企業,就要進行政府功能的重構、政府機構的重構以及政府管理權限權力范圍的重構,這應該是三中全會當中最核心的命題,它很重要的就是政府服務企業不是相機決策的產物,而應該是規則導向的產物,不是政府的一時作為,而應該是政府服務企業的天職、本職,我們要從機構設置、權限設置等方面,通過科學化、透明化、信息化等一系列舉措更好地服務企業。前一陣子“放管服”的調整取得的效果非常好,但民間的段子是“門好進了,臉好看了,但是事難辦了”,這是為什么?因為很多政府部門的內心和職責功能并沒有定位在服務上,所以“親”的改革這些年分了兩步走:第一步以“放管服”為核心;第二步以政府的基礎性大改革為主導。
其次是“清”,也就是清廉。不能用看得見的手在服務之余變成獲取之手、掠奪之手。如何構建一個清廉的政府?一方面,要構建有效市場;另一方面,要構建有為有限的政府。政府的權力不能任意性、不能無限擴展,應該有約束。過去我國通過反腐倡廉形成了一整套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體系,這套體系對約束政府官員的行為非常有用。但這樣一套簡單的反腐構建還遠不夠,還需要有政府功能的科學化,必須要與新時代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主要問題,與行政管理的規律相匹配。因此,目前我國在“清”上所做的工作也分為幾個階段,并且永遠在路上。
中國圍繞著新型政商關系已經拉開了宏偉的改革藍圖,未來中國的營商關系會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綱領的統領下,發生一個質的變化。在這樣一種環境當中,我們人大國發院作為國家高端智庫應該做點什么?我們要以高質量的發展作為根本要求,通過這樣一種新型政商關系的指數來衡量中國城市的政商關系和發展變化的過程,以供政府進行自我對照,同時便于社會進行監督。目前,對政商關系的輿論監督已經到了新的時期,微博、微信等給企業提供了新的輿論渠道,這迫使各個地方的競爭關系發生變化,各地方不把營商環境搞好,招商引資就很難實現。所以,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
責任編輯:賈韻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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