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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丨瑞士百達

　　作者：戴卓鳴（Christophe DONAY）瑞士百達財富管理資產配置及宏觀經濟研究主管

　　應對氣候變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已經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早在1896年，瑞典科學家Svante Arrhenius就曾提出二氧化碳排放與全球暖化可能存在聯系。Charles David Keeling從1958年開始記錄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這為后來一項影響深遠的科學工作奠定了基礎 —— 將全球氣溫升高與溫室氣體排放緊密聯系。然而，直到現在很多投資者才真正意識到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后果。

　　有些影響已經顯而易見。全球平均氣溫已經比工業革命之前的水平上升了約1攝氏度，降水形式在變化，海洋在酸化。極端天氣事件開始變得更頻繁、破壞性更大。然而，如果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保持在目前的軌跡上，未來等待我們的遠遠比我們當前所經歷的要嚴重得多。

　　人們已經開始采取行動應對這一巨大挑戰。在2015年巴黎協定中，各國達成一致，承諾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工業革命之前的水平高2攝氏度以內，并通過進一步努力將其維持在1.5攝氏度以內。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如果有66%的機會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將剩余4200億噸碳預算，相當于10年的當前排放量。

　　迅速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可以緩解其帶來的影響，但是這取決于社會采取行動的意愿和能力。而這些又取決于無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性因素，這些因素使得我們無法準確預測經濟與生態的未來。盡管如此，我們依然能夠基于科學家設計的典型路徑規劃可能的情形。

　　自20世紀80年代起，將物理、生物、經濟和社會科學研究結果整合的整體評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的發展極大地幫助了人們量化氣候變化可能會帶來的影響。然而，W． Nordhaus和N． Stern的研究結果表明，這種模擬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例如，他們在全球氣溫變化對于全年經濟產量損失的假設差異很大，如果全球氣溫上升3攝氏度，在Nordhaus的案例中全年經濟產量會下降2%，而在Stern案例中則達到14%。由此，Stern早在2006年就開始倡導采取強硬的應對措施，而采取“最佳路徑”觀點的Nordhaus總體上更為細致。

　　盡管如此，經濟學家們一致認為，溫室氣體排放是一種外部因素，它們為社會帶來排放者難以承受的成本，至今市場仍無法將其內部化。因此，為碳定價不僅是必需的，也被廣泛認為是一種向低碳經濟過度的最佳方式。盡管如此，對碳排放征稅的價格仍舊引發了激烈的討論，預估值從每噸40美元到幾百美元不等。當然，政府還可以通過適當的激勵計劃（補貼、分類法等）在引導投資和行為方面發揮主要作用。

　　眾所周知，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氣候變化對資產類別的影響難以評估。比如，無論人類是選擇通過創新還是“去增長”來應對氣候變化，都意味著將對未來經濟產生截然不同的結果。因此，我們采用一種基于場景的方法，將多種變量包含其中，以此來識別所有潛在的風險和機會。

　　通過對每一種資產類別的特定驅動因素和經濟變量到資產價格之間的傳導機制（比如實際增長、通脹率和利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主要趨勢。隨著氣候變化帶來的實質影響不斷顯現，以及投資者對向低碳經濟轉型成本的意識不斷增強，對環境變化韌性較強的資產與其他資產類別之間的巨大差異也可能出現。

　　氣候變化不僅僅涉及風險。新冠疫情為我們帶來的啟示是，即使重大的大流行疾病也可創造機會。那些能針對氣候變化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的公司，或是在疫情面前展現出強大韌性的公司，不論從相對還是絕對層面而言都是明顯的“受益者”。而綠色債券等金融創新也將有利于將資金流引入到對環境有益的項目中。

　　央行就氣候變化對于金融穩定性的潛在影響保持警惕，越來越傾向于將生態環境的考量納入到決策過程中。這可能會引發超低利率政策，為大量來自公共或私營部門的長期投資創造條件。因此，固定收益工具的回報可能會受到負面影響。

　　氣候變化絕不應被資產擁有者忽視，他們擁有廣泛的選擇權。一些資產擁有者可能會直接避免投資于最污染環境的企業，而另一些則通過主動參與股東事務而對企業策略施加影響。真正的關鍵在于，不論他們站在什么立場，都有足夠的機會立即采取行動。

　　(本文作者介紹：瑞士百達是歐洲的獨立私人財富與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于18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