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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中國經濟實踐的特殊性與經濟學解釋的難點  

　　周天勇：找到打開中國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因果之謎的學理鑰匙  

　　意見領袖 | 周天勇

　　2023年11期《學術月刊》刊載的筆者所著論文，嘗試建立中國二元體制經濟一個新的分析過程和體系，以此思路和方法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和速度放緩一個數理邏輯的解釋， 并基于符合中國實際的經濟學理展望未來的經濟增長。開一《 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新數理邏輯框架》的專欄，今天發出之三。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從生產—收入—需求各方面看，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存在著年平均在向1.5%到2.5%區間放緩的壓力。

　　從生產方面看，用道格拉斯生產和索洛增長函數模型研究生產產出和增長的機構和學者，如果從未來勞動力的負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的回落和資本收益率下降規律，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即使年均增長1%（1978-2022年平均增長0.6%）等因素預測，未來10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就在2%到3%之間。從需求方面研究看，消費需求、資本形成額、出口三大增長速度，因人口增長下行和老齡化壓力，社會商品需求相對收縮，制造業核心投資國內市場呈不足態勢，世界貿易增長趨緩和出口國之間競爭加劇，如果對外市場掉以輕心，國內居民收入和需求占GDP比例低得不到改善，從低水平生產與需求均衡角度看，未來10年期平均GDP增長率也會處在2%到3%之間。

　　對此，如何應對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1）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建議。因為道格拉斯生產和索洛增長函數變量中不涉及體制安排與經濟增長內生關系的分析中，著眼于生產方面預測的學者和機構，主要的政策建議是，提高人力素質、加大研發投入和加快產業創新。對其，我在2023年11月2日”天勇談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困惑及其增長潛能的疑慮》中進行了討論。結論是，未來將中國廣義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年平均從改革開放以來的0.6%提高到1%就很不錯了；實現提高到3%以上水平愿望的概率可能很小。（2）強化國家干預、多放貨幣和加大投資的建議。著眼于需求推動的研究機構和學者，有的呼吁增加財政赤字、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加大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并且在戰略上還是用重生產建設和輕生活消費推動增長速度。然而，一是中國目前遇到的主要矛盾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為生產過剩的主因，進而成為增長下行的壓力。二是由于技術進步和施工機械對勞動力的替代，基礎設施投資轉化為勞動收入的比例，從20世紀80年代的40%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15%左右，政府投資轉化為消費需求的功能在持續收縮。三是政府擴大赤字、增加債務向經濟系統的流動，主要注入國有企業體系，而非中小微企業；國有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轉化為居民消費的比例還是很低。四是從歷史經驗看，相當多的財政赤字、政府債務和貨幣投放，除了主要流入國有企業外，再就是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沒有理想地流入工商企業，特別是容納大量就業的中小微觀企業之中。國家干預和加大投資的刺激，并沒有使居民收入和消費不足得到改善，甚至每一次刺激都使失衡加重。那么，如果我們尋求未來經濟還能夠中高速發展，增長的源泉在哪里？筆者這篇論文的含義是：啟動和加快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除了大力度和全面深化的市場化改革，其他方面的思路和建議可能行之不通。

　　我們觀察中國二元體制扭曲，可以從市場經濟標準值和各方面的實際值比較中，求出某種體制安排形成的差值Z——制度閘口的大小，或者允許和不允許的開關。當我們將二元體制國家的國民經濟運行看成是一個由流體、渠道和閘口組成的體系時，流體為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和工資、利潤和地租等產出，而z則可以看成是影響流動實體流速流量的體制安排。

　　首先，差值乘以所涉及的資源，就是體制扭曲造成的經濟損失。比如2022年非競爭性的國有企業總資產為360萬億元，其扭曲的資產總利潤率為1.20%[1]，因給市場競爭性民營企業的貸款利潤比國企高，其資產總利潤率標準值最低5.5%，標準值減扭曲值的差值為4.00%。

　　國有企業總資產360萬億元乘以資產總利潤率差值4.00%，計算出閑置浪費和低利用造成的產出利潤損失規模為14.40萬億元。

　　其次，計算體制性剩余也有規律可循[2]。如非價值性的閑置浪費資源，可以用式（3）計算。比如，2022年與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國家，其農業就業勞動力占總就業勞動力比率的標準值為10.15%。因遷移管制、教育城鄉隔離、住宅汽車外地戶籍限購和部分工作崗位外地農村戶籍歧視等阻礙，中國同期這一扭曲比率值為24.08%，差值為14.11%。差值乘以總就業勞動力74080萬人，農業中淤積低利用勞動力，即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規模為10218萬人。

　　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對價值產出，可以這樣用（4）式計算，低效率造成的產出損失除以市場經濟標準值，即體制性剩余數量：

　　這個數量也可以很確定地計算出來。如前面計算出2022年國有企業360萬億元資產的利潤產出損失為14.40萬億元，其除以民營企業資產利潤率標準值5.5%，全部國有企業沒有正常發揮作用的體制性剩余資產為288萬億元。

　　最后，如果推進大力度的體制改革，將體制性剩余盤活，提高其投入產出效率，可以用下列（5）式進行仿真計算。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盤活釋放這部分沒有正常發揮產出作用的體制剩余要素，以此加速經濟增長。提高效率而促進增長的算式是：

　　△Gst為由改革釋放體制剩余獲得的新增產出，等于改革后第t年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t）減去如未改革第t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t0）。Sur0為基年體制性剩余資源，mt為每年不同的改革強度，即盤活多大比例的體制剩余資本去發揮促進增長的作用，其中，下同。rp為某種體制剩余資源的投入產出系數。

　　比如2022年，就業總勞動力為73351萬人，體制性剩余勞動力為10453萬人，剩余率為14.25%，還包括國有企業事業社會管理組織等的冗員，剩余率在1/3左右，進行戶籍改革體制性剩余勞動力10年中向城市、工業和服務業轉移配置，深化用工市場化和績效化改革，假定勞動力產出系數為0.5，改革強度年度間平均，則未來10年體制性剩余勞動力釋放，年均可獲得0.81%的增長潛能。[4]

　　以上推導，建立起了中國二元體制“體制扭曲—扭曲差值—產出損失—體制剩余—改革釋放—經濟增長”內生變量的邏輯算式和計算過程。一些學者提出，無論是何種模型，預測未來的經濟增長，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是，這一數理邏輯推導和計算，可以證明體制剩余確實存在，那么市場化改革能夠獲得新經濟增長則基本被確定。[5]

　　[1] 數據來源：國家財政部網站，http://www.mof.gov.cn/gkml/caizhengshuju/。

　　[2] 周天勇：《體制剩余：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體制性剩余要素市場化改革及經濟增長的新潛能》，《學術月刊》， 2021年第4期。

　　[3]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data.worldbank.org.cn。

　　[4] 此處農業就業勞動力比率標準值和中國農業就業比率值，以及中國總就業勞動力和農業就業勞動力，均為世界銀行數據。

　　[5] 周天勇：《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增長潛能測算——基于體制扭曲差值內生的核算和仿真》，《財經問題研究》， 2023年第1期。

　　周天勇：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新數理邏輯框架———基于二元體制扭曲差值的分析方法，刊載于《學術月刊》2023年第11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