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連平、常冉

　　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直接影響來自外匯市場供求變化，而外匯供求改變主要來自國際收支的推動。國際收支的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影響的機制和路徑是什么？2023年國際收支格局有什么變化？本文擬對上述問題展開分析，并基于開放泰勒規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展望，提出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穩定的政策建議。

　　一、國際收支規模和結構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國際收支對匯率具有重要影響。當國際收支順差擴大，市場外匯供大于求時，對人民幣的需求就會上升，人民幣具有升值壓力；反之國際收支逆差，外匯供小于求，對人民幣的需求可能走弱，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從2015年以來國際收支與人民幣匯率的走勢中，可以看到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呈較為明顯的負相關性（圖表1）。

　　長期以來，我國經常賬戶順差是國際收支順差的主要來源，其順差規模與人民幣匯率的升貶值走勢大致同步（圖表2）。2015年以來國際收支總順差與經常賬戶順差走勢基本一致。經常賬戶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四個子項，其中貨物貿易收支差額是經常賬戶中差額變動最大的項目，是經常賬戶順差的主要來源，去年貨物貿易順差占經常賬戶順差的比重高達167%。服務貿易多年來一直是逆差，但服務貿易總量占比較低，約為15.3%，對經常賬戶差額的影響有限。初次分配近年來持續逆差，其中占比最高的投資收益這一項起到主要作用，主因是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大，且外來投資回報率高于對外投資收益率，從而造成外來投資收益的持續凈流出。二次分配主要指的是國際轉移性支出，數額相對較小，與經常賬戶的總差額占比僅4%左右。可見，貨物貿易大幅順差是支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和偏強的主要因素。

　　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體現的是短期跨境資本流向，可解釋多數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短期波動。在債券投資方面，中外利差走闊（或收縮）影響資本流動，推動人民幣匯率升貶值（圖表3）。其中體現最為明顯的是兩個時期。一是2020年2-4季度，美國天量的貨幣寬松帶動其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不斷下行，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差由1.3%走闊至2.5%，債券投資項下資本大量凈流入約1519億美元，同比增速高達70.2%，人民幣匯率在此期間升值約8%。二是2022年1-3季度，隨著美聯儲開啟激進加息，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之差急速收窄并倒掛，由1.4%降至-1.1%，外資機構的人民幣債券持有量連續8個月減持，共計6648億元，加之國內經濟受疫情拖累，人民幣匯率期間貶值約10.6%。

　　在股票投資方面，跨境資金流動是通過陸股通（即北向資金）實現的，主要受市場風險偏好的影響，對人民幣匯率的階段性影響明顯。2015年以來，北向資金出現4次單月凈流出規模超400億元，基本都是來自風險事件的影響，并直接觸發了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圖表4）。2019年5月，中美貿易戰升級導致人民幣匯率承壓，跌幅約3.0%；2020年3月，全球疫情大范圍蔓延，美股市場風險指數急劇上行，北向資金凈流出679億元，是2014年以來的歷史最低點，當月人民幣匯率貶值約2.6%；2022年3月，在俄烏沖突和疫情封控的雙重影響下，北向資金連續數日大規模凈流出，人民幣結束升值周期，4月急貶約4.2%；2022年10月，在美聯儲激進加息、國內經濟修復不及預期和房地產風險增大的影響下，北向資金再度大幅流出573億元，當月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突破1：7.25。

　　一般情況下，其他投資與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收支情況互補，但其他投資的波動性較大，其差額變動與人民幣升貶值走勢不完全一致，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既有順周期性也有調節性（圖表5）。其他投資項在2020年以來成為非儲備金融賬戶中波動最大的一項（圖表6），是因為其他投資項下的市場主體來自于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這些機構的資金行為或帶有市場調節性或帶有投機性目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波動方向和規模有較大不確定性。

　　其他投資項的資產和負債端的變動主要受到“貨幣存款”、“貸款”、“貿易信貸”三個子項的影響。2015-2016年期間我國出口增速明顯放緩，經常賬戶順差的降低意味著負債端“貨幣存款”和“貿易信貸”減少，即跨境資金凈流入的降低。“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下對外直接投資增加，帶動了資產端“貸款”的增加。最終其他投資項下跨境資金凈流出與人民幣匯率貶值同步呈現。但在2020-2021年期間，我國出口保持高景氣，不僅提升了對“貿易信貸”的融資需求，也促進“藏匯于民”和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的增長，帶動了資產端“貨幣存款”和“貸款”的擴張，即跨境資金流出的增加。此時，其他投資的資金流出只是持匯金融機構的市場調節行為，并未影響因強勢出口和證券投資資金流入帶來的人民幣升值趨勢。

　　二、2023年我國國際收支仍可能保持“一順一逆”格局

　　2023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總量和結構特征會怎樣？是否仍能保持整體順差格局？有必要展開分析。

　　1、經常賬戶順差可能減少

　　2023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可能縮小。全球通脹居高難下，發達經濟體滯脹壓力增大，歐美銀行業風險蔓延，都將加劇外需走弱。開年以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東盟、非洲等地區的出口增速亮眼，但歐美傳統市場的持續低迷不利于出口平穩增長，歐美地區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仍有28%左右的份額。預計今年貨物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左右。再看進口方面，當前內需的回暖更多地集中在服務業，商品需求增長相對較慢，進口回暖仍需時日。農產品和能源品等初級產品約占我國進口總額的42%，今年大宗商品國際價格呈回落趨勢，對進口金額支撐作用有限。當前我國對芯片和二極管等高技術中間品的需求較高，卻因美國等地區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而受阻。預計今年貨物進口增速可能下探至-6%左右。貨物進出口順差能否轉化為貨物貿易收支順差，還需考慮市場主體的結售匯意愿。在美元加息周期的背景下，2022年的月均結匯率和購匯率分別為54%和55%，購匯率高于結匯率。2023年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放緩，美元利率依然維持較高水平，預計購匯率仍會階段性高于結匯率，中樞可能在55%-60%左右。2021-2022年貨物貿易收支差額占進出口順差的比重約47%，參照這一比例，根據“逢高結匯、逢低購匯”的市場調節規律，預計全年貨物貿易收支差額約4000億美元左右。

　　2023年我國服務貿易的逆差規模將擴大。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2015-2019年服務貿易收支差額均值為-2500億美元，2020-2022年均值為-1000億美元。今年，隨著海外出行限制的松動，留學和旅游逐步恢復，服務貿易規模將向疫情前的水平回歸，逆差相較于2020-2022年的均值將邊際擴大，其規模可能更接近于2015-2019年的均值水平。服務貿易中進口的最大支出集中在旅游留學服務項目，僅這一項的逆差占服務貿易總逆差的比重約為85%。今年服務貿易進口需求可能會集中釋放，但考慮到出入境政策的有序開放和出國留學用匯需求的滯后性，服務貿易的逆差可能接近疫情前的水平，預計全年服務貿易收支差額與2015-2019年均值大致相當，約為-2300億美元。

　　2、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逆差可能收窄

　　2023年直接投資項的擴增量有一定難度，順差可能下降。疫后全球產業鏈重構呈現兩個變化趨勢，一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少數高附加值產業正在入駐東南亞，二是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業布局基于區位考量的鄰國合作增多，例如西歐-中東歐、美國-墨西哥等。基于此，今年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增量可能較為有限。雖然歐洲去年二季度開啟“去工業化”進程而增加了對我國的投資項目，但基于美歐之間更為緊密的能源協定，今年歐洲的化工能源投資大概率傾向對美國保持增量，而對我國的增量趨于下行。2022年11-12月，我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為-36%和-32%，為2010年以來最大降幅。在直接投資流入減少情況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卻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長。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2015-2019年的直接投資收支差額均值為400億美元，2020-2022年均值為1080億美元。預計2023年直接投資的收支差額將顯著小于2020-2022年均值水平，但不同于2016-2017年“一帶一路”對外投資支出擴張，今年直接投資的收支差額可能略高于2015-2019年均值水平，預計約為600億美元。

　　2023年證券投資項可能仍是逆差，但國內經濟復蘇推動資金流入促使逆差收窄。今年在高通脹影響下歐美貨幣政策并未明確轉向，當前中美利差仍處于倒掛形勢，債券市場的凈流出在短期內難以扭轉。但因歐美金融風險不穩定性加劇，外資機構對人民幣債券的減持境況可能逐步改善。1-5月，外資機構共減持人民幣債券2016億元，其減持規模較去年同期減少了1429億元，債券市場資金流出壓力有所緩和。在海外風險暴露下，年初以來北向資金大幅凈流入，一季度凈流入1860億元，與去年同期凈流出的243億元形成鮮明對比。尤其海外金融風險將會進一步凸顯人民幣資產的避險優勢，未來有望持續吸引跨境資本流入。3月，監管機構將1000多家內地上市公司添加到外國投資者可通過滬港通進入的名單中。據《經濟學人》預測，此舉可能帶來600億美元的海外資本流入。基于債券市場凈流出縮減和股票市場凈流入增加，預計2023年證券投資項整體的資本凈流出狀態尚難以扭轉。其規模可能接近2015-2016年期間-600左右的水平，預計2023年證券投資的收支逆差為800億美元左右。

　　2023年其他投資項的資產和負債規模可能大致同步縮小，帶動逆差規模下降。當前美聯儲利率水平維持高位，海外資金高成本可能導致負債端的“貸款”和“貿易信貸”資金流入減少，同時貨物貿易凈出口和直接投資凈流入的收窄可能造成負債端“貨幣存款”資金流入規模走低。在負債端規模下降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對外資產端擴張也將受限。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2020-2022年其他投資項差額均值為-1500億美元，鑒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調節性作用，今年逆差規模相較2020-2022年的均值水平將有小幅好轉，預計2023年其他投資項的收支差額為-1300美元。

　　綜上，2023年我國國際收支將呈現“一順一逆”和“均衡收窄”的格局，能夠實現基本平衡。經常賬戶順差規模可能達到1700億美元，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規模約1500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穩定偏強形成基礎性的支撐。

　　三、基于“開放型泰勒-基本面”模型分析國際收支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本章以開放型泰勒規則模型為基礎，選取7個代表性解釋變量，構建“開放型泰勒-基本面”模型，討論其對CNY人民幣匯率（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影響。解釋變量有：DJI道瓊斯工業指數、SEI上證指數、CIR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UIR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PPIUS美國PPI指數、PPICHINA中國PPI指數、CEXP中國出口增速。數據選取了從 2015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月度觀測值，來自于萬得數據庫。“開放型泰勒-基本面”模型擬合效果較好，通過顯著性檢驗。基于上述實證結果，并結合匯率實際走勢，國際收支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影響研究得出三點結論。

　　結論一：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不斷增強。根據實證結果，2015年以來，上證指數SEI、道瓊斯指數DJI、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CIR、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 UIR，作為影響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關鍵指標，對人民幣匯率CNY的彈性系數較高，影響程度僅次于常數項。2015-2016年期間，我國跨境資本流出壓力凸顯，季度流出峰值接近800億美元，雖然貨物貿易順差強勢支撐，但國際收支因外儲余額降低和遺漏項資本外流而呈現逆差狀態，資本外流再度強化了人民幣的貶值趨勢，期間人民幣貶值約14%。2022年，在美聯儲等央行開啟強力加息的外部壓力下，金融賬戶面臨大規模資本流出，季度的平均凈流出規模高達838億美元，加劇了人民幣貶值，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一度突破7.24高位。 

　　為什么資本與金融賬戶中的因素指標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增強？原因一是資本與金融賬戶開放程度不斷推進。2014年，我國陸續推出并實施實施“滬港通”“深港通”“熊貓債”和“債券通”等諸多創新安排，放寬了保險、基金、銀行等金融機構境外證券投資和代客理財等限制。2019年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證券投資雙向開放程度也有了較大提升。目前完全不可兌換的交易項目數量已經由90%下降到10%，部分可兌換和基本可兌換的項目合計達到了90%。二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據IMF和外管局的統計，2022年約有20%和8%的全球跨境貿易和投資結算使用人民幣，人民幣的國際結算份額達到3.2%，今年4月人民幣的國際支付占比2.29%，在跨境貿易中的占比4.72%，創下歷史新高。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逐步推進，海外市場對人民幣兌換的邊際影響增大。特別是離岸市場匯率波動幅度的擴大體現了人民幣匯率定價市場化水平的提升。三是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之間存在“內在強化”機制。當資本與金融賬戶順差走弱（甚至逆差），外匯供給降低，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導致資產價值縮水；而這會強化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投資者拋售人民幣資產的動機，導致資金外流壓力加大，從而可能形成“資本外流—人民幣貶值—資產價值縮水—貶值預期增強—資本外流壓力加大—貶值預期再增強”的循環。

　　結論二：我國出口擴張有助于人民幣升值。2015年以來，出口對人民幣匯率的拉動程度小于證券投資資金流入的拉動程度。根據實證結果，中國出口增速CEXP對人民幣匯率CHY的回歸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系數僅為-0.002，影響彈性小于資本與金融賬戶的各項指標。

　　為什么2015年以來出口形勢對人民幣匯率影響力減弱？原因可能有，一是貨幣投放方式改變。2014年之前，外匯占款曾是我國貨幣發行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持續大量被動購入外匯，外匯占款占央行總資產的比重曾高達約83%。2015年之后，以外匯占款投放貨幣的方式基本退出，致使我國的出口形勢對人民幣供給的作用不大，從而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減弱。二是意愿結售匯制度的推進，市場主體持匯意愿提升。2008年我國取消強制結售匯制度，確立意愿結售匯制度。迄今為止，商業銀行的各項外匯存款余額增長約6倍，表明在意愿結售匯制度推行下，企業的持匯意愿持續提升，商業銀行外匯流動性不斷增加。而這些由企業和商業銀行持有的外匯并未直接進入市場，“藏匯于民”了，故而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不大。

　　結論三：我國穩定的物價水平支撐了人民幣匯率。根據實證結果，美國PPI指數對人民幣匯率CNY的影響系數為負，中國PPI對人民幣匯率CNY的影響系數為正，兩者的回歸系數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與匯率決定論中的購買力平價理論符合，說明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高通脹不利于本幣升值，而低通脹對本幣形成支撐。2020-2022年，美國CPI累計上漲約13.1%，我國CPI累計上漲只有3.9%。美元匯率因大幅度加息升值約6.1%，人民幣匯率則小幅貶值約1.1%。由于我國通脹水平較為溫和，人民幣應該對美元有相應幅度的升值。但在美聯儲強力緊縮貨幣政策的背景下，上述問題被掩蓋。當美聯儲緊縮性貨幣政策基本結束后，人民幣對美元相對較高的內在價值就會體現出來。當前，美國通脹為4.0%，而我國核心CPI則-0.2%，所以在美聯儲此輪加息進程結束后，較高的購買力水平則會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表現。

　　國際收支整體將呈順差格局，有助于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首先，進出口貿易差額可能趨于改善。WTO的全球貿易展望預測明年商品貿易的增速達3.3%，顯著高于今年的0.8%，其中亞洲明年的預測出口增速從2023年的0.6%走高至明年的5.1%。因我國具備產業鏈穩定的優勢，在低基數效應的影響下，明年出口或將改善，貨物貿易順差為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奠定基礎，將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支撐。其次，中美利差邊際收窄可能減輕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明年全球央行進入降息周期的概率較高，而我國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相對海外更小，中美利差倒掛程度可能逐漸收窄，驅動債券市場資金回流。再次，跨境資本流動可能反彈。明年美元利率將有所下行，全球風險偏好或階段性好轉，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對地方債務、房地產和資本市場做出進一步部署，市場面臨的不確定性或將減弱。國內經濟政策環境改善將會吸引海外資本流入，使得國際收支金融資本賬戶收支差額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形成支撐。

　　四、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為此，應從出口促穩提質、資本賬戶開放、跨境資金監管、匯率機制改革、匯率預期管理、離岸人民幣匯率管理等方面多管齊下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推動貨物和服務貿易的高質量發展，維持經常賬戶合理規模的順差。加快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和升級發展，協調推動跨境電商、海外倉等新業態和新模式的擴大發展。繼續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擴大實施互聯互通和產能合作項目。充分利用RCEP的稅收優惠和貿易便利條款，促進政策紅利的進一步釋放。積極推進加入CPTPP和DEPA，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和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升級。注重推進國內生產性服務貿易的提檔升級，尤其是知識產權、商業服務、金融服務、計算機信息服務等新興服務貿易的發展，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收入，縮小服務貿易逆差，均衡服務貿易的進出口，增強國際收支的自主平衡能力。通過推動貨物和服務貿易兩個方面的促穩提質，努力保持經常項下順差達到一定規模，為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打下良好基礎。

　　推進跨境投貸聯動，提高我國的對外投資質量。跨國公司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發起者和組織者，要積極擴大對外投資，提高投資質量，為穩定外貿和平衡收支奠定基礎。應在開展基礎設施和產業合作中，發揮商業銀行關鍵作用，多渠道滿足融資需求，加強境內外分支機構之間的協作，充分發揮離岸市場的功能，建立投貸聯動機制，將進出口貿易與投資、貸款相互銜接，降低對外投資的風險，提高投資收益。在投貸與進出口聯動的過程中，推動形成人民幣跨境貸款的“借—用—還”閉環，形成操作便捷、安全高效的人民幣投融資新模式，以提升對外投資的質量和效益。

　　審慎有序推進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開放。合理縮減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進一步放寬外資的準入門檻，加大現代服務業的開放力度。優化外資的營商環境，保障外資企業平等進入國內市場，保障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大金融開放，推進債券市場開放，促進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打通各個市場的融資者和投資者的交易渠道。逐步擴大證券投資領域的開放，簡化審批流程，促進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拓寬跨境投融資的渠道。圍繞服務實體經濟，以“一帶一路”、RCEP、東盟10+3機制等為突破口，健全金融基礎設施，培育并擴大市場對人民幣跨境交易和使用的需求。通過資本與金融賬戶的擴大開放，拓展境外資本流入的通道，為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創造條件。

　　系統性加強跨境資金流動風險的應對。應在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下完善跨境融資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使得市場主體跨境融資水平與宏觀經濟、償債能力和國際收支狀況相適應，控制杠桿率和貨幣錯配風險。進一步完善資本流動的監測預警和工具設計，建立涉及多部門、多幣種的立體化跨境資本監測系統，為有效防控短期跨境資本的異常流動，可對外匯衍生品杠桿率上限進行調整，對外國投資者匯入或匯出投資本金和收益的規模進行合理的限制調節，對QFII、RQFII、QDII等額度進行適度的調整，以及試點設立托賓稅等。通過系統和強化的監管舉措，有效控制由資本流動帶來的國際收支波動風險，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進一步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人民幣匯率已形成參考“收盤價”和“一籃子貨幣匯率”的雙參考定價模式。應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堅持市場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注重預期引導，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功能。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提高規則性和透明度，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更多地參考一籃子貨幣。適時增強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彈性，進一步擴大匯率的波動區間，使得匯率的雙向波動成為常態。要積極引導市場主體充分理解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特征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趨勢，樹立“匯率風險中性”意識。

　　完善并豐富匯率風險管理工具。根據2023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政策例行吹風會的數據統計，2022年企業利用遠期和期權等外匯衍生品的套保比率為24%，相較2021年提高了2.4個百分點，企業的匯率風險工具運用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應完善匯率避險成本分攤機制，探索引入政策性擔保公司、保險公司等機構，實現外匯衍生產品的風險分擔。完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銀企服務平臺，提升免收中小微企業外匯衍生品相關交易手續費的政策支持力度。金融機構外匯服務存在成本較高、品種有限等問題，與企業的實際需求之間仍有差距。商業銀行應進一步完善并細化包含遠期、外匯掉期、貨幣掉期和期權（普通歐式期權及其組合）的衍生品產品體系，降低金融衍生品交易成本，有序減免外匯衍生品的交易費用，增強企業使用匯率風險管理工具的意愿。豐富外匯衍生工具、完善外匯交易體系，可從微觀層面提升市場主體的匯率風險意識，增加外匯衍生工具的有效使用，控制匯率風險對實體經濟的負面沖擊。

　　強化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我國外匯和資本流動審慎管理機制日漸成熟，外匯管理工具的適時引入將利于壓降單邊升貶值預期。在調節人民幣過度升貶值的問題上，貨幣當局具備較充裕的管理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啟動匯率中間價逆周期因子、調整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發行離岸央票、調節企業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等。貨幣當局應結合上述工具的使用，以清晰的手段及時釋放政策信號，從而引導市場預期。

　　加快步伐構建和完善離岸人民幣匯率管理的政策框架和行為方式。隨著“去美元化”興起，人民幣跨境使用的規模可能會較快增長，離岸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將進一步增大，而我國貨幣當局對離岸市場的管理可能“鞭長莫及”。當離岸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波動時，如何有效管理匯率風險可能會成為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同時需要深入  研究新格局下人民幣離岸市場的供求關系特征，以及人民幣匯率運行的新態勢，以更有效的把握離岸匯率變動趨勢。

　　本文發表于《中國外匯》2023年第17期。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亞洲金融智庫首席經濟學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金融論壇創始成員、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名譽主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多次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曾任中國金融40人論壇常務理事和特邀成員、中國銀行業協會行業發展研究委員會主任、2007-2019年任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多次出席黨和國家領導人主持的專家座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