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黃志龍

　　要密切關注特朗普減稅政策，可能引起新一輪的全球減稅潮。全球減稅潮勢必削弱中國營商環境的吸引力，給實體經濟造成負面沖擊。

特朗普稅改對中國經濟喜憂參半

　　12月2日，美國新一輪的稅改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關注，12月6日日本緊跟美國步伐，把公司所得稅率降到美國同等的水平20%。新一輪全球減稅潮或許即將來臨，美國稅改對于中國經濟和企業將會產生哪些影響，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

　　一、美國新一輪稅改的關鍵內容有哪些

　　本次稅改是美國又一次大規模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做法是為企業和個人減稅，簡化稅制。同時，該法案鼓勵海外企業回流美國，進行本土投資。與現有稅制相比，本次稅改有幾大主要變化：一是簡化個人所得稅制，稅率由七檔減少為四檔；二是遺產稅提高起征點并將最終廢除；三是公司稅由原來的35%降低到20%；四是海外利潤匯回將享受更低的稅率，由原來的35%降低至5-12%。

　　特朗普政府希望通過大規模降低企業與家庭稅負，刺激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提振經濟增速。然而，此次參議院院通過的稅改方案與11月16日眾議院的稅改方案在減稅方向上一致，但仍存在諸多細節分歧（參見表1），如參議院仍維持了7檔個人所得稅，而眾議院已簡化到4檔等。因此，最后的稅改方案需要專門成立臨時兩院聯合委員會協商解決，提出兩院均同意的稅改法案，最終由總統簽字生效。

　　二、此次美國減稅政策與歷史上三次減稅背景差異較大

　　作為典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減稅相較于政府擴大開支更加直接，且不存在擠出效應，是力度較大的擴張性政策。從減稅歷史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過三次較大規模的減稅，分別是里根政府在經濟滯脹背景下減稅政策，第二次是小布什政府在互聯網破滅和911事件后的減稅政策，第三次是奧巴馬政府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減稅政策。此次減稅與前三次減稅政策在背景、措施和規模上并不完全相同，減稅的效果也差異較大。

　　第一次是里根政府的減稅政策和稅制改革。1981年里根總統上臺，美國經濟正處于“滯脹”的蕭條期，時任美聯儲主席的保羅?沃克爾通過大幅提高利率，高通脹降了下來，卻沒有解決經濟停滯難題。里根政府認為，稅收負擔過高是美國經濟低迷的根源，在供給學派“拉弗曲線”減稅理念的主導下，里根政府先后頒布了1981年的《經濟復蘇和稅收法案》和1986年的《稅制改革法案》。特別是1986年《稅制改革法案》，不僅涉及到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減稅，且對美國整個稅制結構進行了重大改革，包括削減稅收優惠、合并稅基、簡化稅收征管等，改革后的美國稅制體系延續至今。

　　里根減稅和稅制改革，使得美國經濟不僅走出了“滯脹”泥潭，還于1983-1988年實現了戰后最長的增長周期。

　　第二次是小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世紀之交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滅，美國經濟陷入低迷，2000年上半年美國實際 GDP 增長4.0%以上，下半年便降至2%以下，2001年全年經濟增速僅為1%。

　　為此，在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支持下，2001年小布什政府連續頒布了《經濟增長與減稅協調法案》，降低個人所得稅和遺產稅，刺激居民消費；2002年頒布《增加就業和援助雇工法案》，降低企業所得稅，刺激投資；2003年頒布《就業與增長稅收減免協調法案》，降低最高邊際稅率，為富人減負。

　　小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美國經濟增速回升和失業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與里根時期相比，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助力作用明顯減弱。

　　第三次是奧巴馬政府的減稅政策。2008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不僅延續了小布什減稅政策，還于2010年出臺了《減稅法案》，擴大了遺產稅、企業和個人所得稅的減稅力度。但是，在巴菲特和比爾蓋茨等美國富豪的呼吁下，奧巴馬減稅政策兩年后出現了逆轉，2012年美國政府頒布了《新減稅法案》，恢復了對富人增稅的政策，同時將面向中低收入群體的多項減稅措施永久化。

　　可見，美國政府的大規模減稅政策，都是發生在美國經濟處于“滯脹”、互聯網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之后的增長低迷期，迫切需要減稅政策提振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信心。然而，此次特朗普力推減稅政策的內外環境卻明顯不同，美國經濟不但沒有處于增長低迷期，反而是強勁增長的趨勢中（見下圖）。

　　當前美國經濟已接近充分就業，經濟增速發達國家中也處于領先優勢?？梢?，特朗普之所以力推減稅舉措，相當程度上是為了兌現競選的承諾，同時逆轉其急速直下的民意支持率，消除在其他內政外交方面的挫敗感。

　　三、美國減稅的政策效果面臨三大挑戰

　　此次特朗普減稅政策，沒有得到美國民眾的支持，根據昆尼皮亞克大學的一項最新調查，53%選民不贊成特朗普稅改，64%受訪者表示該計劃有利于富人。同時，減稅政策還受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斯蒂格利茨等經濟學家的激烈批評，他們認為特當前減稅不但無助于提振美國經濟增長，還將使得美國財政赤字快速擴大。事實上，從過去三次減稅政策的效果來看，此次美國減稅降面臨以下三方面挑戰：

　　首先是財政赤字可能出現急劇擴張。理論上，“拉弗曲線”為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稅基，進而提高稅收收入提供了完美的邏輯鏈條，在實踐中，拉弗曲線的效果越來越弱的趨勢明顯。特別是，本次特朗普稅改將企業所得稅稅率從 35%降至20%，15%減稅幅度高于里根時期的減稅幅度（48%降至 34%，降稅14%），大幅降低企業稅率勢必導致企業稅收收入短期內大幅下降。與此同時，2016年美國財政赤字為 5873億美元，是里根時期 8倍（GDP僅為2.5倍），且美聯儲未來將處于加息通道，政府債務成本將可能進一步上升。因此，特朗普減稅政策一旦落地，短期內或可進一步促進美國就業增長、經濟溫和復蘇，但最終成效關鍵在于其對聯邦財政赤字的控制。

　　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TPC）的估計，本次稅改將使得美國財政收入將在2017-2027年減少2.4-2.5萬億美元， 2027-2037年減少3.4萬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局測算，未來十年中美國財政赤字將增加1.5萬億美元。如果要保持赤字占GDP比例不變，美國GDP增速需要達到4.5%以上，而美國國會預算局估計GDP潛在增速僅有2%左右，即便是在此次減稅政策刺激下，實際增速也將不到3%。因此，“減稅可以擴大應稅收入和稅基，進而增加稅收總額”的拉弗曲線原理似乎不再起作用。

　　其次是減稅并不必然提升美國長期增長增速。減稅政策短期可刺激消費和投資，提升經濟增長速度，但過去三次減稅助推經濟增長的動力越來越弱。從歷史看，僅里根時期的減稅有效刺激了長期經濟增長潛力，也僅有里根時期拉弗曲線產生了預期效果，其根源在于里根不但實行了減稅，還實行了一系列稅制改革。但是，在小布什、奧巴馬和此次特朗普的減稅政策中，涉及全面稅制改革的內容較少。

　　與此同時，減稅對于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弱，背后的邏輯鏈條可能如下：一方面，降低個人和企業的稅負，可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及企業稅后利潤，從而刺激消費和投資；另一方面，減稅的經濟刺激作用有一定時滯，短期內可能導致政府稅收收入下降，財政赤字擴大，聯邦政府通過發行公共債券為赤字融資，從而引導市場利率走高，抑制消費和投資。前者為減稅的經濟刺激效應，后者為減稅的經濟下拉效應。前者大于后者時，減稅成效顯著，如里根時期，當后者大于前者，減稅成效甚微，典型如小布什時期（見下圖2）。更為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還面臨美聯儲加息和市場利率走高的壓力，這必然會進一步削弱減稅的經濟刺激效應。

圖2 美國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助推作用越弱越弱

　　最后，減稅與美國勞動生產率提升沒有必然聯系。勞動生產率提升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源泉，美國經濟也不例外。有意思的是，過去三次減稅政策周期中，里根時期勞動生產率年均增幅為2.27%，而小布什和奧巴馬減稅政策效應期勞動生產率年均增幅僅為1.72%和0.7%，減稅對勞動生產率改善的效應不斷減弱。相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克林頓執政后6年期間，不僅是近40年來美國勞動生產率改善最快的時期，年均勞動生產率增幅達3.02%（見圖3），也是美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實現聯邦財政盈余的年份?？梢?，減稅與勞動生產率改善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或者說在過去三次減稅周期中，減稅對勞動生產率改善的作用越來越弱。

圖3 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幅（%）

　　數據來源：Wind資訊，蘇寧金融研究院整理計算。

　　四、特朗普稅改將使中國經濟喜憂參半

　　特朗普稅改，無疑將對市場形成一系列預期變化，如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可能提高，美元指數出現反彈、海外資金回流美國等。稅改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無疑是利弊兼而有之。具體來看，特朗普稅改可能將從三方面影響中國經濟。

　　第一，特朗普稅改將通過金融渠道使中國金融體系承壓。從金融渠道看，由于稅改會刺激2018年美國經濟增長，美元指數可能改變當前疲軟的態勢。更為重要的是，稅改將鼓勵美國企業回遷美國和匯回海外利潤，這將導致較大的美元兌換需求。如2004年美國通過《本土投資法案》時，次年的利潤匯回約為3600億美元左右，在疊加當前的美國加息周期，美元升值預期將更加劇烈，相應地，人民幣可能重新面臨貶值的壓力。人民幣匯率預期的變化，將可能對國內資產價格形成一定的壓力，特別是國內資金的外流，會對房地產價格形成一定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金融體系的風險。

　　第二，特朗普稅改將有利于中國擴大對美出口。短期內減稅將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加上美元可能會重新走強，使得美國的私人部門更傾向于增加進口（見圖4）。在最近的三次大規模減稅中，美國進口均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在里根1981年第一次減稅時期，美國進口大幅出現大幅增長，1986年的第二次減稅和稅改，進口同樣出現了反轉；小布什減稅政策實施后，2003-2007年美國進口年均增幅達到了11.1%；奧巴馬減稅政策實施后，美國進口同樣呈現大幅增長趨勢。因此，作為美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見圖5，此次特朗普減稅，或許對中國的外部需求穩定是一個利好因素。

圖4 每次稅改后美國進口都顯著增加

　　資料來源：Wind，蘇寧金融研究院

圖5 2016年美國進口來源國分布

　　資料來源：Wind，蘇寧金融研究院

　　對于不同行業來說，減稅對中國的利好因素也有較大差異，這是因為此次稅改對美國不同行業的減稅力度是不同的。從本次稅改前景可看出，特朗普政府將優先支持本土企業發展和投資，其中對于基建領域的金融股權投資提供將近82%的稅收減免。隨著后期美國基建投資加碼，有利于提高我國大型建筑施工、交通運輸等相關產業的出口。除了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出口美國規模較大的我國制成品、材料制品、化學品等有關產業將獲得不同程度的利好（見圖6）。

圖6 中國出口美國的主要產業領域（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ind，蘇寧金融研究院

　　第三，中國對外資的長期吸引力可能將受到影響。長期來看，美國減稅可能引發全球范圍內的減稅潮，12月6日日本已經跟進美國實施減稅政策，英國政府早在特朗普減稅政策提出之初已先行一步，承諾到2020年將企業所得稅至17%，較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馬克龍政府10月末要求國會逐步取消家庭居住稅、資本利得稅等，意大利、荷蘭等政府也計劃降低企業稅負，匈牙利更是把企業所得稅直接降低到9%，成為全球企業所得稅稅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特別是我國企業所得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高達18.2%，正好是美國企業所得稅占財政收入比重（9.1%）的兩倍。如果中國跟進美國實行大幅的減稅政策，對于中國的財政收支平衡的沖擊，將遠遠大于對美國稅改的影響。由此可見，中國跟進實施大幅減稅的可能性較低。在此背景和趨勢下，外國資本的流出將帶走許多先進技術，這可能會給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帶來一些負面影響。

　　綜合來看，此次美國稅改政策對中國經濟的提振作用將低于預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并不如市場預期的那么大。但是，要密切關注特朗普減稅政策，可能引起新一輪的全球減稅潮。由于企業所得稅在我國財政收入高占比的狀況，中國財政跟進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全球減稅潮勢必削弱中國營商環境的吸引力，給實體經濟造成負面沖擊。

　　(本文作者介紹：蘇寧金融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