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在年初對地方政府債務嚴格甄別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此次將存量債務中屬于政府直接債務的部分,從短期、高息中解脫出來,變成長期、低成本的政府直接債務,有利于讓債務的期限結構、成本與地方政府項目更加匹配合理。【今日相關專欄:地方債務置換計劃是中國式QE嗎?】
一則中國政府實施10萬億存量債務置換,即將出臺中國版QE的消息擾動資本市場。在筆者看來,此則消息難以自圓其說,也有聳人聽聞的意味。
實際上,但凡對中國財稅改革整體框架與步驟有所了解的投資者,就不難發現,早在去年9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文件,即43號文中,決策層便已對如何處理存量債務有過明確部署,即地方政府可申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必要時甚至可以處置政府資產以償還債務。此次財政部周末確認已下發1萬億人民幣額度供地方政府用債券置換存量高成本債務,并非緊急決定,也非全新內容,只是落實早前處理存量債務的要求之舉。
進一步,談及中國版QE,由央行[微博]直接購買地方政府債務的傳言在筆者看來,則更加不切實際。其實,與西方國家退出QE明顯不同,如美國財政問題一直是兩黨的兵家必爭之地,歐元區內部并非財政同盟多年來深陷債務危機困擾,日本深陷債務過高困擾。這些國家的財政債務都在GDP的100%左右或更高。相比之下,中國國債占GDP只有20%,加上地方債也不超過60%,中國財政空間仍然很大。
中國明顯的問題在于結構性矛盾。比如,不難發現以下奇怪現象,即當前中央財政國債存量較低,截至2014年余額僅為9.6萬億,占GDP比重僅為15%,且同期的國債收益率僅有3.5%左右。可以說,國債存量少、利率低。而與此相對,早前地方政府發行的城投債收益率則高達5%-6.5%,通過影子銀行融資成本則達到10%甚至更高。同樣是承擔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融資成本卻大相徑庭,恰恰反映了我們制度性的扭曲,關后門開前門是積極應對的改革舉措。
筆者曾提出過建議,中國財政空間充足,未來考慮通過發行特別國債以取代地方平臺發債也是可行方式之一。
從這個角度而言,沒有緊急危機出現,且財政空間較大,由央行出手QE的判斷確為不實之詞。當然,也有觀點認為,央行出手可以在外匯占款放緩的同時,實現基礎貨幣直接投放。
在筆者看來,這樣的想法更是對中央銀行缺乏了解的表現,其實保持央行獨立性全球幾乎所有央行的共識,且中國的中央銀行法也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微博]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退一步而言,若要實現投放基礎貨幣的目的,降準也明顯更加符合情理。
實際上,考慮到此次購買置換債務的主體主要是商業銀行,正如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回應傳聞時強調的,這是企業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契約行為,在此框架下,筆者認為,央行只需根據流動性監測,適時做好貨幣政策儲備如降息、降準應變即可。
總而言之,在年初對地方政府債務嚴格甄別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此次將存量債務中屬于政府直接債務的部分,從短期、高息中解脫出來,變成長期、低成本的政府直接債務,有利于讓債務的期限結構、成本與地方政府項目更加匹配合理,既是財稅改革的進一步升級,也是防止改革對短期經濟造成波動的必要措施,是個利好。
而從長遠來看,避免一刀切的處理方法仍是化解矛盾需要把握的思路,與此同時,加快全口徑預算管理、信息透明,促進地方政府債務評級等措施仍然是“開前門、堵后門”之際,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與努力方向。
(本文作者介紹:瑞穗證券亞洲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中國金融40人論壇特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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