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鄧學平

　　簡單地把滴滴和不安全劃等號不符合實際。讓這樣一種不理性的輿情蔓延，會制造虛假的安全恐慌，最終損害的不僅是滴滴公司的經濟利益，還有我們每個人的出行便利。

　　至今，我仍然記得有一年的春運高峰，我在上海虹橋火車站為搭乘一輛出租車等候數小時的經歷。當時的上海虹橋高鐵站沒有網約車，回家要么地鐵，要么公交，要么出租車。可一旦時間晚了，公共交通停運，只能搭乘出租車。

　　那一次，火車到達上海已經接近凌晨一點。等待乘坐出租車的人排成長龍，一眼望不到盡頭。在長龍邊上，是一直吆喝不停的“黑車黃牛”。不時的，也有人禁不住等待，跟著黃牛走了去。那一夜，我挨過了漫長的等待，到家時天都快亮了。

　　我一直在想，為什么會有滴滴網約車？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哪些便利？除了能明顯感受到的網約車比出租車更干凈，司機服務態度更好之外，兩者最大的不同是：以滴滴為代表的網約車通過互聯網的方式將需求端和供給端更直接、更高效的連接在了一起。運營車輛的人和需要車輛的人從此能夠克服信息阻隔，便捷地進行信息溝通。不論我們在什么時間或什么地點，我們只要通過網約車軟件，總可以讓周圍的車過來搭載我們。可是如果沒有了這樣一款軟件，那么搭乘傳統的出租車就只能是坐在原地消極等待。在特定的時刻、特定的地點，等待出租車會像等待戈多一樣讓人絕望。

　　網約車是互聯網經濟下的產物。它之所以能夠驟然興起并蓬勃發展，關鍵就在于它通過互聯網這樣一個工具，便利了大眾的出行和交通，便利了大家的生活。

　　但是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兩年來陸陸續續發生了一些網約車安全事故，導致一些輿論將滴滴和犯罪劃上了等號。其實對于這樣一種輿論，我一直持一種保留態度。總體來看，就像滴滴公司前幾天發布的統計數據所顯示的那樣，傳統出租車并不比網約車更安全。只不過網約車是新鮮事物，吸引了更多的目光聚焦，產生了放大效應。

　　毫無疑問，任何企業都應當將安全置于首位。無論是鄭州空姐遇害事件，還是樂清女孩遇害事件，滴滴公司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都暴露出了嚴重的安全漏洞。滴滴公司應當從中汲取深刻教訓，進一步完善其安全保障措施。但我們也應該理性的看到：任何社會，任何企業都無法完全避免極端事件，無法徹底杜絕犯罪事件的發生。一些刑事案件發生在網約車上，并不意味著網約車是犯罪的元兇，更不能簡單的認為是網約車誘發或者導致了犯罪。

　　我早就提醒過，簡單地把滴滴和不安全劃等號不符合實際。讓這樣一種不理性的輿情蔓延，會制造虛假的安全恐慌，最終損害的不僅是滴滴公司的經濟利益，還有我們每個人的出行便利。我們對安全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但任何企業的安全防范一定是有邊界的。這個邊界就是它的成本收益邊界。如果一個企業的安全成本大于它的收益的話，那這個企業是不會再從事這個行業的。

　　我們現在終于看到了滴滴放棄了深夜服務，從深夜11點到凌晨5點停止運營。其實，這是一個早就可以預期得到的決策。因為從深夜11點到凌晨5點這個時間區間內，滴滴的收益是有限的，但面臨的安全風險是比較大的。在這樣一種成本收益權衡之下，放棄這段時間的運營，是完全符合經濟人的理性的。

　　滴滴停止夜間服務，很顯然，消費者是沒法得利的。消費者要么減少出行需求，要么改換其他交通工具。如果存在客觀的交通出行需求，那么誰來填補這個空白？傳統的出租車司機，更多的會在一些人口比較集中的交通樞紐、鬧市區、夜店等客。如果有人深夜在普通的街道等車或者深夜短途出行，搭乘出租車也許就會很難。這個時候就有可能被迫搭乘黑車或者其他的更小規模的網約車。但黑車或其他更小規模的網約車，安全隱患不是更大嗎？

　　當然，如果有其他的網約車以更高的安全標準趁機切入這塊市場，并由此發展壯大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長遠看，解決解決網約車安全問題，除了靠政府監管，促成行業內的良性競爭也是關鍵中的關鍵。滴滴整改期間，其他的游戲玩家會有雄心逐鹿中原嗎？

　　總之，市場有其自身的理性，網約車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互聯網是一項偉大的發明，我們應當最大化地利用這樣一個工具去改造傳統產業，去為我們的生活便利服務。我可不想下次出差回上海的時候，又要在深夜為搭乘出租車而辛苦等待數個小時。

　　(本文作者介紹：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副主任，高級合伙人。雷洋案律師團核心成員，著有《法影下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