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劉明彥

　　中國不愿實施真正的減稅的深層次原因是對市場經濟的不信任，尤其是對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不信任。中國更傾向于國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使經濟增長和稅收均在國家的掌控之中。

　　八月的最后一天，萬眾矚目的個稅改革在毫無懸念中一錘定音，起征點維持在征詢意見稿的5000元、最高稅率保持45%不變，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抵扣項增加贍養老人支出，盡管財政部官員預測此次減稅將為個人一年節省3200億元支出，但當天股市仍報以大跌，表明此次稅改并沒有提升投資者的信心，居然連一根陽線都沒有出現。

　　客觀地說，此次減稅明顯好于上次，因為上次減稅將最高稅率的起征點由10萬元降至8萬元，并調高部分稅檔的稅率，結果很神奇，減稅之后政府個稅收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多，而且增速更快，尤其是在經濟下行的今年。但此次減稅確定無疑的是對僅有薪資收入的工薪層稅收不會增加（但社保由稅務機關征收后，社保支出可能增加），據推算年收入100萬的白領，每年可以減稅27960元，大約減少10%。盡管政府部門大力宣傳此次減稅的輝煌成就，首次將子女教育、繼續教育、房貸利息、大病醫療等支出列入稅前抵扣范圍，但是，至今沒有實施細則，而這些支出彈性范圍極大，北京有人房貸超過千萬，有人全款買房，教育支出方面公立學校與國際學校支出相差懸殊，在抵扣項無法落地的情況下，工薪階層對這些減稅都不抱太大希望。

　　其實工薪階層對此次減稅最寄以厚望的是把起征點由意見稿中的5000元調到至7000元以上，把最高稅率45%調低到35%以下，盡管有數十萬人在征詢意見時表達了提高起征點的愿望，也有無數專家、學者苦口婆心、旁征博引、曉以大義地勸說政府降低具有懲罰性質的最高稅率，但是有關部門依然大義凜然、不為所動，所有意見均被無視，這是市場對減稅失望的主要原因。

　　市場之所以希望政府能夠大刀闊斧地減稅，原因是美中貿易戰愈演愈?，中國需要通過增加國內市場需求來對沖對美國出口的減少。特朗普對中國另外2000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關稅的大棒即將落下，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商品總共1500億美元，中國應對美國貿易戰的籌碼即將用盡。另外，以中興通訊為代表的所謂高科技企業命運完全掌握在美國之手，中國在應對貿易戰中還需小心翼翼不激怒美國，避免引發經濟制裁，因此，中國只有大幅減稅，包括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增強企業盈利能力和個人可支配收入，促進企業投資與個人消費的增長，用國內市場部分替代美國市場，來對沖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但現在看來這一切均以落空，在中美貿易戰中中國采取的是無為而治，或者等待美國國內力量制衡特朗普貿易戰的消極策略。

　　中國政府為什么在減稅時患得患失，猶豫不決？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回顧一下已流傳兩千年的“桑弘羊之問”，也許有助這個問題的解答。話說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維持與匈奴的長期戰爭，不僅耗盡漢文帝、漢景帝積累的所有財政盈余，而且還通過實行鹽鐵專營獲取壟斷收入，來充實國庫，維持帝國運轉，雖然這些策略短期奏效，之后導致經濟凋敝、人口銳減，國庫收入減少。漢武帝死后在帝國的議事大殿發生了一場經濟政策辯論，辯論雙方是財政大臣桑弘羊和民間代表儒生們，儒生們對國有專營制度進行猛烈攻擊，指出其種種弊端，但桑弘羊反問儒生：（1）帝國運轉需要巨額財政開支，僅靠農業稅根本不夠，不搞鹽鐵專營，請問錢從哪里來？（2）一旦遇到戰爭等急需用錢，國庫卻空空如也，怎么辦？（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財源掌握在手中，形成壓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勢力膨脹，怎么辦？儒生們啞口無言，這就是聞名后世的“桑弘羊之問”。“桑弘羊之問”解釋了兩千年來各個王朝實施國家專營和加征稅賦的根本原因，即中央政府需要絕對掌控經濟資源，認為藏富于民并不利于帝國的穩定。

　　但現在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信用貨幣早以取代以金銀為代表的金屬貨幣，短期政府可以通過印發貨幣推行赤字財政，緩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時刻掌控大量社會資源以備不時之需。另外，政府應當通過精減機構，壓縮公務員規模、削減不必要的基建項目來降低財政支出，將生產經營活動交給市場，而不是越俎代庖，親自上陣。無數實踐證明，國家經營由于無法克服預算軟約束和激勵不相容的硬傷而缺乏效率。

　　當前制約中國減稅的原因之一是政府龐大的支出，包括巨額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投資，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壓力，表面上看，減稅的空間受到限制。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債務總額約30萬億元，占GDP的36%，遠低于美國政府超過100%的負債水平，但有好事者將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計入政府負債，這樣推算，中國政府債務比率甚至高于美國政府。但是，中國各級政府擁有幾乎所有社會資源，可以通過拍賣土地，出讓礦產資源、甚至轉讓國有企業股權等方式籌集資金，即中國政府擁有的資產規模遠超美國政府，唯一差別是中國政府不能發行國際儲備貨幣。因此，只要政府放棄經濟增長的目標，不再為實現經濟增長而進行低效率的龐大基礎設施投資，因為這只會帶來短期的、一次性的經濟增長和極為有限的階段性就業，投資回收則需要數十年時間，這造成嚴重的信貸期限錯配，無謂地加大政府的財政壓力和銀行金融風險，加之目前中國基礎設施已經相當完善，只要停止此類投資，政府支出壓力會迅速減輕，同時可實現降低企業和政府杠桿率的戰略目標。

　　出于意識形態原因，政府傾向于認為只有國有企業才能為政府提供穩定充足的收入來源，這抑制了政府減稅的積極性。由于對國企來說，利潤和稅收并沒有本質區別（都屬于國家），因而減稅理論上講受益的是民企和個人，讓民企壯大、實現藏富于民并不完全符合堅持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設想，因此，中國政府并沒有切實減稅的動機。但無數事實已經證明，國有企業缺乏壟斷支撐將毫無經營效率可言，即使是那些盈利豐厚的國企，也是以損害消費者剩余為代價，并沒有推動社會的進步，比如漢武帝時期的國家專營鐵具公司，打造的家具既笨重又昂貴，不僅損害農民的利益而且降低農業生產效率，相比文帝、景帝時期是一個巨大的退步，盡管這些專營公司獲得巨額盈利。只要國家堅持國有經濟為主體的戰略，使民企和個人受益的減稅就因不符合國家化趨勢而擱淺，這就是中國缺乏真正有力度的減稅的原因。

　　中國不愿實施真正的減稅的深層次原因是對市場經濟的不信任，尤其是對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不信任。中國更傾向于國家主導下的市場經濟，使經濟增長和稅收均在國家的掌控之中。目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未得到歐美的承認，當然這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自身市場化程度確實需要提升。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不取決于企業家的管理和創新，而由閉門造車的發改委官員制定，結果自然是南轅北轍，比如從2003年中國就開始化解煤炭、鋼鐵等行業的過剩產能，但直到今天，這些行業產能過剩更加嚴重，效率更加低下，原因是去產能政策規定對一定規模以下的企業進行限制，甚至關停，結果那些低于這一規模要求的國企通過擴大規模來獲得生存，結果具有諷刺意味，行業產能在壓縮中不斷膨脹。其實，政府主要職責應該是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比如提供社會安全網，對市場競爭失敗的個人提供失業救助，而不是動用國家資源為僵尸企業輸血。目前中國應對經濟下行的重要手段是增加基礎設施投資，而能夠不計代價、堅定不移地推行這一政策的主體只有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比如已經負債數萬億元的中國鐵路總公司，這些機構激進投資那些能增加GDP但并沒有效益的項目，最終為之埋單的將是國家財政，由于中國還無法像美國政府那樣向全世界印錢，結果只能是加稅，包括加強對社保基金的征收。

　　人們在擔心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還在憂慮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我們真正需要擺脫的是黃宗羲定律，避免陷入稅賦每改革一次，就加重一次的歷史怪圈。

　　(本文作者介紹：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研究員。供職于中國民生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