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賀 | 技術研究部(研究院)
2022年10月29日
數十年來高速發展的全球化進程近年來呈現出停滯或轉向的趨勢,這一變化曾被英國《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雜志用一個新創詞匯來概括,即稱之為“全球化放緩”(Slowbalization)。這一趨勢因近期出現的疫情和地緣沖突等黑天鵝事件而有所加快,與之相伴的則是全球產業投資和貿易格局的重構。重構的驅動力一方面來自本輪經濟全球化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自發產生的產業鏈調整要求,另一方面則來自地緣政治變化格局及政府引導下跨國企業對產業鏈由“效率導向”向“安全導向”的戰略轉變。全球產業鏈重構,一方面對我國多年來融入全球化發展而形成的產業鏈依賴形成挑戰,另一方面客觀上也形成了使我國補強產業短板從而增強未來產業全球競爭力的外部條件。同時,投資貿易區域化和產業鏈重構亦為區域評級行業發展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
全球產業鏈重構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全球化進程轉向的結果和表現。目前產業鏈重構進程的推進,雖然地緣政治沖突和疫情爆發是其導火索,但從更深層次的原因探究,卻是本輪經濟全球化開始轉向的具體表現。全球化轉向和產業鏈重構是多重因素共同形成的結果。因素之一:資本和技術輸出國國內貧富分化和失業等矛盾隨著資本和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而不斷發酵。從全球化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全球化一方面來自國際壟斷資本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追求,進而驅動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全球進行的優化配置;其中勞動力因素是資本全球化配置的最主要的動力。但伴隨著資本和產業由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地區的遷移,加劇了發達國家實體經濟的空心化,藍領階層失業問題加劇。尤其是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對外開放加快,勞動力優勢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吸引西方發達經濟體的資本和技術迅速流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呈現了加速的態勢,同時發達國家民眾和精英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從全球生產要素稟賦配置的角度,全球化無疑提升了生產效率。但效率和公平往往難以兼顧,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往往伴隨著社會財富分配的兩極化。世界銀行的相關數據顯示,近年來美國50%底層人群財富收入同1%富裕階層財富收入的差距不斷變大。而全球化背景下的兩極分化,則是近年來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國內民粹主義興起主要原因。國內民粹力量的不斷壯大,導致在全球范圍內民粹政府的上臺以及隨之而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抬頭。
因素之二:新一輪工業革命將改變傳統產業鏈全球配置的邏輯基礎。以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3D打印和物聯網(IOT)等新型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雛形正在形成,未來很大程度上將改變截止到目前為止的全球產業鏈配置邏輯。同前三次工業革命相比,第四次工業革命不同于前幾次革命的最大特征就是,它不僅將替代人類大量的體力勞動,也將在很多領域替代人類的腦力勞動。新技術革命一定程度上顛覆了支持現有經濟全球化邏輯基礎,也使很多產業格局發生根本性改變。例如,機器人技術和智慧制造技術將替代人力,這也意味著推動發達經濟體產業鏈全球化配置基本邏輯之一的勞動力優勢因素發生了改變。西方目前一個流行的詞匯叫“回岸生產”(Reshoring),就是指制造業由全球化配置向資本輸出國自身回歸的現象。隨著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深化,將顛覆過去幾十年所形成的全球產業鏈配置格局。
因素之三:全球產業鏈配置的原則逐步由“效率優先”(Efficiency-oriented)向“安全優先”(Security-oriented)轉變。本輪全球化伊始,效率和利潤最大化幾乎是資本配置的指南。但近年來這一原則隨著黑天鵝事件和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而有了大的改變。新冠疫情爆發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中斷暴露了以往產業鏈全球化配置格局的脆弱性;俄烏沖突爆發則導致全球目前嚴重的能源和糧食危機,揭示了地緣政治變化對世界能源和糧食供求格局的巨大影響。這些因素都促使世界各國重新審視過去多年來所形成的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慣性思維,進而以一種新的理念重塑下一階段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戰略。新理念的導向之一是各國在產業政策制定上提升了產業鏈安全性的優先級別,而效率因素的優先權則有所下降。這一理念的轉變將給全球各國的產業鏈布局帶來長期的變化:從發達經濟體的角度,不少西方國家政府和企業開始重新評估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產業鏈依賴的安全性并逐步調整其產業鏈布局;同時,俄烏沖突后西方主要經濟體將改變其能源戰略,逐步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探索能源供應的多元化和安全性等。而從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角度,對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定位也需要進行戰略性調整:一方面是傳統上以市場換技術等產業升級的路子越來越難走,需要更多依靠自身科技創新突破技術上“卡脖子”等問題,另一方面,發達經濟體產業鏈的收縮對目前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將帶來長期變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應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向國內市場的拓展。
下一階段全球化的逆轉,在國家層面將表現為由經濟全球化向經濟區域化的方向演變,地區間貿易保護主義或有所抬頭,傳統上區域間貿易和投資逐步向區域內轉移。本輪全球化截止到目前的大部分時間里,資源、市場、技術的全球化配置弱化了區域位置的重要性,資本依據各國的比較優勢實現了在全球范圍內產業鏈的跨區域配置。今后,隨著產業鏈的安全性逐步成為各國制定對外政策和跨國企業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參考,過去幾十年的由效率驅動的全球化進程將逐步淡出歷史舞臺,并逐步被由意識形態和安全考慮所主導區域性合作模式所取代。同時,區域伙伴的選擇上更注重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相容性。例如,歐盟的能源供應將由俄羅斯轉向意識形態更為一致的北美市場,從而加大了彼此的依賴和區域合作。世界其他地區也將出現類似的分化。這一分化的結果是傳統上區域間貿易和投資轉向區域內,區域間貿易和投資的比重將逐步下降。
伴隨著投資貿易的區域化,世界主要國家圍繞著區域貿易投資主導權的爭奪也日趨激烈,以亞太地區為例,一面是由東盟十國和中日韓等國共同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而另一面則是由美國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旨在增強成員國之間尖端技術領域的合作,如5G通訊和生物技術官民對話機制,并有意識制定共同準則減少各自產業鏈中對中國產品的依賴,目的帶有明顯的“選擇性和排他性”。此外今年美國還提出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這是美國在上屆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后重返亞太區域合作的重要舉措,目的在于增強其自身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可以說,亞太地區近年來的區域合作框架之爭呈現出了全球化退潮大趨勢下的一個縮影。
與之對應,由中國、俄羅斯、印度等國家主導形成上海合作組織(SCO),則在區域合作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當前我國增大區域經濟影響力的一個重要平臺。該組織包含約34億人口和占全球約三分之一GDP的合作組織,是當前全球化轉向大格局下新興經濟體尋求突破西方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有效機制。此外,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也是未來我國區域合作的另一個重要窗口。總之,未來的“全球化”將更多以“區域化”的方式呈現。
在產業和企業層面,產業鏈重構則表現為由傳統的供應商模式向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模式轉變,目的在于增強產業鏈的安全性。垂直整合,簡單說就是產業鏈由外部供應轉為內部供應,也就是說一個企業從零部件供應到終端產品完成都在企業內部完成。垂直整合的一個明顯好處是由于對外部供應商依賴度的下降,從而使得整個產業鏈的安全性得到提升。但其缺陷也是明顯的,同傳統上產業分工的模式相比其在效率和靈活性等方面有所下降且企業投資的成本會明顯增加。垂直整合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目前從電池生產到電機制造,從自動駕駛算法到中心控制系統等都由特斯拉自己完成。這一模式顛覆了傳統上汽車行業跨國公司汽車生產的供應商模式。特斯拉的成功以及新冠疫情對汽車行業全球供應鏈的擾動,也促使其他公司向垂直整合模式轉型。如美國福特公司計劃在汽車電池生產領域實現從終端電池產品一直垂直整合到電池原料礦山開采的長期目標。
雖然垂直整合替代傳統供應商模式是企業技術競爭的要求,但無疑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供應鏈中斷促進了該行業向垂直整合方向的轉變。預期更多行業的跨國公司將采用垂直整合模式以減少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傳統的供應商模式固然具有成本和效率上的優勢,但供應彈性和安全方面的考慮是改變傳統業態的主要動力,這也是全球化轉向階段全球產業鏈布局重構的一個調整方向。
全球范圍內的產業鏈重構對新興市場尤其是我國產業短期內形成調整壓力,但同時也為產業鏈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戰略發展機遇期。全球化逆轉短期內給我國經濟帶來沖擊不可避免。一方面由于跨國資本向母國回歸造成短期內資本跨境流動的風險會有所加大,另一方面則隨著發達經濟體產業鏈向本國國內市場的收縮,新興市場經濟放緩的風險有所增大,傳統上全球性外部市場需求將轉向區域內或由該國國內市場消化。舉例來說,2021年歐盟、美國和日本三個市場占我國當年出口總量約38%,如果未來十年對這些市場的出口減半,則我國產出的20%將不得不轉由國內市場消化。當然,這一輪全球化趨勢的逆轉將是一個緩慢的調整過程,目前部分產業鏈的轉移有資本主動尋找價值洼地的因素,也有產業鏈安全替代的考慮因素。但全球化以來我國作為世界工廠所形成的完備產業鏈以及健全的基礎設施等優勢,短期內難以被其他經濟體所完全替代,也為我國產業轉型過渡期提供了難得的時間調整窗口,尤其是要在芯片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術等新興產業鏈的發展上取得突破。事實上,我國在十四五規劃中也對國家未來產業鏈調整升級等領域給出了戰略性指引。
全球范圍內貿易投資區域化轉變和產業鏈重構格局的形成,對近年來逐步走向國際化的國內評級行業將產生較大影響。一方面是隨著貿易投資由全球化向區域化轉變,評級行業也由全球化向區域化收縮,具體體現在目前在全球評級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穆迪、標普和惠譽等西方評級機構在歐美市場以外區域的影響力逐步減弱,為區域內評級機構的發展讓出部分市場空間。對我國的評級機構而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啟動和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大將帶來區域內更多的評級需求。同時,經濟全球化向區域化模式轉變將催生產業鏈安全評估需求,為評級機構開辟了新的市場領域。另一方面是評級主體產業供應鏈的垂直化,意味著評級主體將逐步由單一主體向產業鏈鏈條上下游相關的多個主體延伸,需要評級機構在評級方法、要素和模型等方面進行相應的調整。
(本文作者介紹:大公國際作為中國國新控股子公司,成立于1994年,擁有獨創的評級方法和評級技術,科研成果豐富。)
責任編輯:趙思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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