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京都街頭為自民黨候選人進行演講時，遭人以自制武器暗殺身亡。

　　作為“二戰”后，擔任首相時間最久的安倍晉三，在任期間為扭轉“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停滯的日本經濟頹勢，推出名為“安倍經濟學”的一整套刺激措施，短期內恢復日本經濟活力。

　　什么是“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アベノミックス）是指安倍晉三在2012年底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后，加速實施的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三支箭”。

　　第一支箭“寬松的貨幣政策”，即大膽的金融政策，無限制的量化寬松措施。促使金融機關向企業貸款，使得企業有足夠的成本進行設備投資和擴大生產。

　　第二支箭“大規模的量化寬松財政政策”，即通過寬松的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以公共投資帶動GDP和雇傭，達到刺激經濟、帶動GDP增長的目標。

　　第三支箭“結構性改革，包括各種戰略協定、放松管制和促進創新等在內的一攬子增長戰略”，即喚起民間投資的成長策略，日本產業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革，增加產業的預期收益。

　　“安倍經濟學”推出的背景是自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長期處于通縮之中，全社會的消費和投資意愿不強，通脹率長期疲軟，GDP增長也相對羸弱，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后，借助國內高人氣開始推動日本經濟結構性改革，包括限制國債發行的財政改革，以及“郵政私有化”等特殊法人團體改革等。

　　小泉純一郎沒有完全實現自己的改革振興目標，就將首相一職交給了同派系的安倍晉三，這也是安倍第一次拜相。可見，小泉純一郎將安倍晉三視作自己政治事業的接班人，也希望安倍晉三能夠將自己的改革繼續下去。

　　只不過，正式上任不到一年，由于所在的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敗給民主黨，安倍晉三辭去首相，由另一派系的福田康夫接任。

　　在之后的5年時間內，日本連續更換了兩個黨派的五位首相，分別是自民黨的福田康夫（2007.9.25-2008.9.1）、麻生太郎（2008.9.24-2009.9.16），和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2009.9.16-2010.6.2）、菅直人（2010.6.4-2011.8.26）、野田佳彥（2011.9.2-2012.12.26）。

　　由于日本政壇的持續動蕩，小泉純一郎啟動的全面經濟改革也陷入停滯，直到2012年安倍晉三經過眾議院選舉后第二次拜相。

　　第二次擔任日本首相后，安倍晉三就提出以“三支箭”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目的依然是為了改革和推動日本經濟健康成長，但是從內容上看，“安倍經濟學”與小泉純一郎的經濟改革卻有非常明顯的差別。

　　更像凱恩斯主義的“安倍經濟學”

　　小泉純一郎的經濟改革中，兩個主要方面，第一是限制日本國債的發行，第二是私有化特殊法人團體，前者是為了加強日本財政紀律，平衡日本經濟收入與債務規模，防止債務危機可能造成日本國家破產的風險，后者是為了通過私有化，加強市場活力，減少行政資源造成的壟斷效率降低。

　　所以，小泉純一郎的經濟改革更側重于發揮市場的力量，更接近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經濟學”。

　　當時，為了扭轉各自國內的經濟頹勢，里根和撒切爾政府對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里根實施高利率壓制高通脹，變相限制了國債的發行規模，而撒切爾不顧工會的反對，強力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最終都成功讓本國經濟暫時擺脫了牢籠藩籬，實現經濟恢復常規增長。

　　但“安倍經濟學”卻恰恰相反，三支箭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導，一方面由央行實施量化寬松，另一方面由政府推動財政投資，從而刺激并帶動社會資本進行信貸擴張、加速消費和投資。

　　這在一定程度上，更像上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即當社會總需求出現收縮時，為了減輕社會總供給的過剩，由政府進行財政投資，填補總需求的缺口。

　　也是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核心觀點，即當經濟運行出現減速時，由政府投資提升社會總需求，從而為經濟運行加速。

　　“安倍經濟學”也正是遵循類似的邏輯，一方面政府大規模提高國債發行數量，另一方面央行實施超級量化寬松大舉購買日本政府發行的國債。

　　但遺憾的是，從結果來看，“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前兩支都做到了，唯獨作為整個“安倍經濟學”重頭戲的第三支收效甚微。

　　如果說“安倍經濟學”是安倍晉三為日本經濟開出的藥方，那么前兩支箭只是“藥引子”，真正要治病的則是依靠第三支箭，只有恢復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活力，才能實現日本經濟長周期穩健運行的基礎。

　　可是，日本人在“泡沫經濟”快速破滅后，信心被嚴重打擊，對國家未來前景保持負面情緒，“少子化”也是這樣“躺平”心態的一種體現。

　　即使日元利率已經接近于零，日本企業或個人也依舊不愿意過多借貸用于投資或消費，顯然日本政府的渾身解數也沒有恢復日本企業和個人的信心。

　　而未能完全實現的“三支箭”卻給日本經濟造成更大損害，原本的“藥引子”在“主藥”無效時，就成了續命的藥方，但畢竟“藥引子”的作用不是為了治病，吃多了一樣有害。

　　不斷用量化寬松支持財政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必然實施長期低利率，否則日本國家債務就增加財政負擔，既無法繼續吃“藥引子”續命，還可能直接引發“藥引子”的毒性斃命。

　　然而，長期低利率下的量化寬松會造成“不可能三角”結構的失衡。

　　“不可能三角”

　　“不可能三角”的理論，最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與英國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J． Marcus Fleming）在上世紀60年代共同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或“不相容三位一體”。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認為，在沒有資本流動和資本有限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能夠有效影響一國經濟，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而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不能有效影響一國經濟，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

　　隨后，20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用一個三角形清晰展示了“不可能三角”的內在原理。其中，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分別表示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這三個目標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個。

　　“不可能三角”是一種抽象的經濟理論，其應用范圍也有明顯的限制條件，但這都不妨礙用“不可能三角”去粗略分析一國經濟的平衡性障礙。

　　以日本為例，日元作為國際主要流通貨幣之一，顯然符合“資本自由流動”，而日本央行在黑田東彥行長的領導下雖然積極配合“安倍經濟學”，但仍然具有明顯的“貨幣政策獨立性”，當確定了這兩個目標實現時，“匯率穩定”就很可能成為犧牲品。

　　而當前日元兌美元的大幅貶值，似乎也佐證了“不可能三角”。

　　為什么日本不得不犧牲“匯率穩定”？

　　實際上，在此次美聯儲加息前，日元兌美元的匯率曾長期保持相對穩定，當美聯儲開始管理加息預期后，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快速上升，與日本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的利差不斷擴大。

　　國債利差擴大，會刺激國際資金棄日債、買美債，造成日債價格下跌，這讓日本央行陷入兩難境地，如果要穩住國際資金，就必須提高日債收益率，等于變相加息，會造成國債規模是GDP兩倍以上的日本政府破產，如果要接盤市場上被拋售的日債，就必須繼續印鈔，等于進入匯率貶值的下行螺旋，也會造成原本逆差的日本進口負擔進一步加大。

　　日本政府和央行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選擇犧牲匯率而保證財政穩定，否則“老齡化”的日本社會根本無法承擔財政破產、福利削減等激進措施的沖擊。

　　隨著安倍晉三的意外去世，“安倍經濟學”的最大支持力量消失，被安倍晉三視為衣缽傳承的岸田文雄政權是否還會繼續推動“安倍經濟學”，特別是在美聯儲持續加息、美日國債利差不斷擴大、日元匯率持續貶值的條件下，由安倍晉三任命的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還會任職多久？日本央行的量化寬松是否還會繼續？

　　“安倍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在疫情防控的“動態清零”政策和全球經濟衰退跡象頻出等不利因素影響下，中國經濟也遇到重大困難，2022年第二季度上海和北京都遭遇地區GDP負增長，在全國各地和統計局的協助下，中國在二季度勉強獲得0.4%的增長，甚至低于此前國內外經濟學家的普遍預期。

　　近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高層會議上，不斷提出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何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本質就是指要擴大財政支出，以財政投資為主導、帶動社會資本實現投資和消費，利用財政投資彌補經濟下行周期中社會總需求的缺口。

　　所以，疊加第二季度經濟困局的影響，國務院提出全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必須在6月底前全部發行完畢，盡可能在7月份做到財政投資項目“能開盡開”、“能動盡動”。從央行公布的6月份社會融資規模中，也不難看出政府債務增長近20%。

　　與此同時，“穩健的貨幣政策”意味著繼續保持合理的貨幣供給，包括M0和M2、即銀行系統的貨幣供給都出現明顯增加，但是也不可忽視，企業、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和居民個人的儲蓄意愿遠大于借貸意愿，居民儲蓄增加十萬億元，這也是M1增速不及M0和M2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國的民營企業和居民個人，也出現無論政府怎么刺激都更愿意“躺平”的跡象，這與日本當初推行“安倍經濟學”的環境類似。

　　而中國政府選擇的政策，也是希望通過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投資，來實現經濟結構的創新、改革，進而活躍民間投資和消費，幾乎也是“安倍經濟學”的翻版。

　　但是為什么中國沒有出現日本面臨的經濟政策窘境？

　　原因之一，龐大的貿易順差沒有讓中國步日本后塵，失去匯率的操控空間。

　　日本常年的貿易逆差，讓日本央行缺少足夠的、可自由支配的外匯，可用于在國際市場穩定日元匯率。

　　原因之二，中國不存在“不可能三角”。

　　人民幣不是國際自由流通貨幣，中國的外匯政策嚴格和全面，因此沒有給國際資金快速進出的通道。另外，中國的央行是政府的組成機構，沒有獨立進行貨幣政策制定的權限。同時，人民幣匯率也受到央行嚴格的管控。

　　但是，“安倍經濟學”想要實現的目標之一，即刺激國內通脹率提高，卻在中國出現。

　　眾所周知，中國通脹率的計算公式并未公開，但據多數經濟學家預計，豬肉價格在CPI中占有非常突出的比重，因此近年來中國能夠保持較低的CPI、為貨幣“非公開”量化寬松提供了充分的政策空間。

　　不過，近期中國國內豬肉價格在高成本產能逐漸退場等因素影響下，開始進入新一輪“豬周期”，國家發改委已經啟動各種方式進行宏觀調控，比如召開行業會議討論供求關系，比如釋放儲備肉，目的都是為了繼續壓低國內通脹率。

　　(本文作者介紹：香頌資本董事，多年從事企業金融服務與兼并收購的交易撮合，具有豐富的區內及跨境資本市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