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貨幣為了自由而來。它作為一般等價物，作為一種價值尺度和會計單位，將一切質上的不同淹沒在量的數字上。

　　當你企圖將寬松的貨幣定向流到中小企業，當你企圖消除結構性存款和票據貼現間的循環套利，當你企圖監測貨幣資金用途流向的時候，你可能沒意識到你正在破壞貨幣的本性。甚至這種思維，正在將“貨幣經濟”重新退化到計劃年代的“票證經濟”。因為貨幣，從來不是結構的特指，而是數量的自由。正是這種自由，才有了現代經濟的繁榮。

　　貨幣為了自由而來。它作為一般等價物，作為一種價值尺度和會計單位，將一切質上的不同淹沒在量的數字上。也就將一切存在的不自由，“自由化”在一張張鈔票上：在那一刻，你可以拿著鈔票購買世界上任何可以標價的東西，不會有人問你的身份，性別，顏值，信仰和癖好，也不會去問你的錢從何處來，是辛苦所得還是貪污搶劫而來。這時候，貨幣用同質化和量化給了你最大的自由。

　　這是西美爾用晦澀的語言寫的《貨幣哲學》，凱恩斯用復雜的邏輯寫的《貨幣論》，馬克思用宏大的思想寫的《資本論》等諸多經典文獻中努力闡述的。如果你能理解貨幣的這種自由，那么在此思想底蘊和基本范式下，你就會理解當前中國政策語境中的“定向降準”，“結構化寬松”，“精準滴管”等詞匯與經典貨幣理論，與貨幣自由本性是該多么的格格不入，以及這些政策終究變形的必然結局。此刻或許你應該記住西美爾的這句話：

　　貨幣的量就是貨幣的質。

　　這也就是貨幣自由的本性所在。我將一再重申，貨幣把世界的多樣和復雜掩蓋在簡單的數字下面，萬物歸一同時一歸萬物。一般等價物的威力和殘酷，將一切異質性掩蓋在蒼白枯燥的量下，并無奈也或欣然接受其統治。馬克思說那是“驚險的一跳”，從商品到貨幣，只有完成這一跳，資本才實現了自由，只有把帶有質的，人性的，汗水的勞動和技術種種，量化為一種一般性的存在，整個勞動付出的過程才有了意義。這是貨幣與商品的對立，也是貨幣對商品的統治，以及對人和世界一切個性價值的抹殺。馬克思因此憤慨，西美爾因此憂傷，凱恩斯卻冷眼相看。從對貨幣的態度上，我們分別看到了社會學家，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兼商人的不同性格，色調。人因貨幣獲取了自由，還是加上了另一套枷鎖？抑或這就是自由的代價？

　　同時作為自由主義和貨幣主義者，弗里德曼的雙重身份正呼應著我的題目，或用“一語雙關”的語言結構來論證貨幣自由的本性。弗老寫過兩本書：一本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本是《貨幣的禍害》。在第一本書里面，他舉了一個電影公司“消失的黑名單”的例子，大意是一些編劇受到政治歧視，他們的作品本來被禁止拍成電影上映，但是電影公司仍然可以通過貨幣購買暑上“筆名”的這些黑名單編劇的作品，并屢屢得獎。弗老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可以將你的政治歧視和藝術才華分離，這自由需要市場交易的體系，需要貨幣支付的手段。

　　貨幣在此成就，也在此遮掩。圣經里說愛能遮掩一切的過犯。在資本主義體系下，貨幣才會遮掩一切的過犯。笑貧不笑娼，當你的一切行為——道德的還是不道德的——轉化為貨幣時，在無法追溯的限度內（比如現金交易），貨幣將遮掩你的手段和過程而終將呈現給你一個圓滿的結局。一切已經結束一切同時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貨幣在無序的格局里將一切差序秩序磨平，于是你可以從頭再來。此時你帶著萬貫錢財還鄉，他們并不知道你的過去，他們只知道你擁有自由交換他物的錢財。于是，貨幣不僅在空間上，也在時間上賦予了你自由。

　　這種自由也將終將走向不自由。這是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里要說的。弗老非常嚴厲的指出，貨幣的發行必須在政治有效制衡的范圍內，否則毫無節操的印鈔征收鑄幣稅將所有人帶向不自由：物價飛漲，努力用勞動價值換回的自由不斷的在被損耗，最后變成無法買到一切都不自由，也就是不名一文。更加不自由的是限購，這導致的是一種更加嚴重的對稱性破缺。也就是你用勞動汗水（假設）換回的貨幣，卻不能自由購買想要的對象。萬物可以歸一，但一不能轉為萬物。這種對稱性破缺將不僅形成一種貨幣的損害，還有對物化在貨幣背后的汗水和尊嚴的破壞。

　　是誰決定著這一切呢？是誰掌握著貨幣的大權，這個可以裁定人自由的權力？弗里德曼《貨幣的禍害》里暗指，當一種強權毫無約束的享受貨幣自由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人因此不自由。凝結在勞動里表現在貨幣中的價值不斷被侵蝕，無論是飛漲的物價還是飆升的房價，正在讓你手中的貨幣變得蒼白虛無。原先被貨幣釋放出的自由，在更高漲的房價和物價面前變得虛無。自由的手段變成了征稅的工具，貨幣成為一種毫不留情的強權，打著自由的名義巧取豪奪。

　　我指的當然是美元的世界霸權，一方面給予了全球化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在侵蝕著其他國家的自由。全球正在以一場場金融危機，來為這個原本自由的貨幣世界買單。終究，沒有自由的貨幣，也沒有永恒的貨幣之錨，人們只能在特定的范圍內追求有限的自由。當信任消失，共識不再，無限制的量化寬松讓貨幣的自由變得虛無，人們必須重新尋找最初那些可以帶來自由的普世價值。但至少在這個時間局域內，央行要想取得好的政策效果，需要重新認識并尊重貨幣的數量意義和追求利潤的自由本性，否則你所要的結構性效果，并不會那么真實。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