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趙建

　　滴滴順風車兇殺這件事鬧的很大，而且不長的時間間隔接連發生。是順風車這種帶有平臺模式的固有問題，還是兇手個人的極端心理扭曲？

　　我們來談談平臺經濟。這是在互聯網革命之前，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并沒有形成超級規模的一種資源組織形式。

　　所謂的平臺經濟模式，就是一方構建類似的“基礎設施”，有硬件有軟件，前者是一些物理設備和空間場所，后者主要是游戲規則——正式的，非正式的。個體參與其中，但是與平臺主是弱聯系。這個弱聯系弱到什么程度呢，不太好定義。具體到經濟關系來說，至少不是雇傭關系，或者不牽涉到買斷要素的使用權問題，否則就是企業而不是平臺了；應該是類似市場主體間交易的利潤分成關系，租借應該不算。

　　介于企業和市場之間，平臺無處不在。在互聯網革命之前，這種平臺模式是廣泛存在的，一些交易和活動空間。樸素的是集市，廣義的是社區，城市，甚至是國家。狹義的所謂的線下平臺。

　　平臺經濟的一個特征是，固定成本比較高，但邊際成本低，主要的成本用在了搭建基礎設施上。用公司財務的語言就是經營杠桿非常高，因此流量異常重要。

　　互聯網革命之前，主要是由于物理空間所限，線下平臺無法降低邊際成本。比如一個集市的攤位就那么幾個，到最后是邊際成本遞增的。

　　互聯網帶來了零邊際社會，帶來了線上平臺模式歷史性的發展繁榮。因為互聯網平臺的零邊際成本甚至是負邊際成本（比如社交平臺），可以帶來超級規模效應，這恰恰是平臺經濟最需要的。流量為王成為平臺模式的基本生存法則。

　　平臺型經濟是贏家通吃的經濟業態。這也是因為互聯網零邊際成本結構對規模的超級偏好。因此，平臺型企業初期的競爭是非常慘烈的，既生瑜何生亮。他們的競爭是靠價格戰，靠燒錢，靠資本作為后盾。在成功以前，流量就是一切；在成功的兼并天下后，一切都是流量。

　　最后業態漸漸行成，流量飽和之后，零邊際的成本紅利沒法再獨自享有，就要向存量攫取價值了。這個時候即使消費者發現被攫取價值但也無濟于事，因為就是他參與的價格之戰中，贏家吃掉輸家，消費者在獲取補貼好處的同時，不知不覺幫助某一家實現了壟斷。這就是平臺經濟的原罪之一。最后消費者站在唯一的平臺接受被壟斷的現實。

　　平臺經濟的另一個問題是，它與參與其中的主體之間，是一層非常弱的聯系。他們之間，既不是雇傭關系，也不是平等的市場主體的關系。平臺模式，到底是企業還是市場？這在企業理論上都是難題。

　　研究企業和市場的關系，成就了科斯的產權經濟學。在科斯的定義里，企業就是通過雇傭關系買斷勞動者的要素使用權，以便來實現威權的、計劃的和命令式的科層級統治（有德姆賽斯，張五常等的理論推進）。市場則不然，市場的交易主體是平等的，一切都是價格問題。

　　滴滴是什么呢？在筆者的認知里，按照科斯的理論，滴滴平臺與滴滴司機的關系，既不是企業的勞動雇傭關系，也不是完全的市場交易主體關系。他們或許介于兩者之間。多年前筆者已經撰文分析過這個問題。

　　也應分情況來看。如果按照聯系的強弱程度排個序，應該是專車，優享快車，快車，順風車。專車已經有了雇傭關系的意思，因為從招聘，到車型，到著裝，到培訓，到服務，到考核等，都有一套標準的硬約束。而快車就隨意很多。順風車呢，基本上就是個平臺和玩家的關系。

　　既然不是傳統的企業雇傭關系，那么就不必用傳統的企業標準來衡量。至少不用為平臺上的司機繳五險一金，這樣就省去了一大部分人力資源成本。平臺的流動資產是輕的，這樣可以較好的盤活。然而，卻制造了一批游離于社會保障的局外人。美國暢銷書作家史蒂文*希爾寫的《經濟奇點》，說的就是這個問題。這可能是平臺經濟說不上原罪的原罪。

　　兇殺發生在順風車司機身上，也就是滴滴體系里最松弛的那種關系，也是距離公司雇傭關系最遠，最完整的平臺關系。入駐這個平臺的標準很低，主要有駕照和行駛證等證件，就可以成為順風車司機。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模式也是最接近共享經濟，最集約化利用資源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本身沒有罪，技術中性，而且充分利用了零邊際成本的互聯網、物聯網技術紅利。

　　問題出在平臺的責任邊界上。平臺的重要性，一是提供技術保證，比如GPS定位和空間算法等；二是確定游戲規則；第三，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提供對緊急事件的救助，要為平臺上的參與者兜底。順風車這種如此松散的關系，就應該想到會有這種極端事情的發生，要進行多次應急演練。

　　然而讓人失望的是，即使發生了一次悲劇，期間還有無數次危險信號的投訴，滴滴都幾乎視若無睹。據說他們進行了精算，得出的結果是，提供這種應急機制的成本要高于用錢賠償處理極端事件的成本。

　　這是一種商業倫理和道德的問題嗎？因為財務已經無法實現有效的約束。原因何在？可能就是執法部門（滴滴平臺的“平臺”）對其處理的過于松散，讓他們這種“殺人”的精算模型可以有利可圖。執法部門這次應該認真追究滴滴平臺的責任，既然他們用金錢來衡量生命，那就讓社會給生命一個真正的定價，直到平臺們被罰的肝疼肉疼，讓生命在他們的商業精算公式里變得最珍貴！

　　中國最大的平臺經濟應該說是淘寶，最初誕生于阿里巴巴這個信用支付系統。然而發展到一定規模后，也飽受假貨贗品的詬病。筆者也有幾次不愉快的購物經歷，但投訴后感覺仿佛面對茫茫大海毫無回音。而且這些造假的商家，平臺給的信用等級還不低。這說明了什么呢？平臺不應該只是一個技術型架構，還應該有基本的價值體系、倫理體系。否則，平臺經濟就會變得脆弱不堪。

　　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新技術、新模式的背后，龐大的平臺經濟背后，個體的位置在哪里？如何將視流量和規模為第一的平臺經濟與個人人本主義相結合，既能發揮平臺的規模效應，又能聽得見渺小個體的心聲和呼喊，是每一個平臺型企業家和商業領袖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我們希望從此刻開始，每個人在平臺上的的吶喊和呼救，能第一時間讓人們聽到并第一時間處理和救助。這是平臺經濟對原罪的自我救贖，也是其賺的盆滿缽滿后必須擔負的社會責任。

　　(本文作者介紹：西澤資本（香港）首席經濟學家，濟南大學商學院教授，西澤金融研究院院長，曾擔任青島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平安銀行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