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獵互聯網大廠房補：中介和二房東聯合“做局”、大廠員工收割新人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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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子睿 編輯/卓然
來源：顯微故事
有了互聯網大廠的房補加持，就能實現“租房自由”嗎？
答案是否定的。
恰恰是因為互聯網企業為員工所提供的租房補貼，帶動了大廠附近的房租漲價。
有媒體曾報道，互聯網大廠的員工所面臨的真實租房窘境——受限于公司租房范圍，他們只能圍繞工位三公里以內租房，而租房平臺、房產中介也瞄準了這一群人，通過各種方式使房租上漲。
本期顯微故事試圖揭露互聯網大廠房補背后的故事：
在房東、中介、租客的生態鏈條里，我們看到高收入的大廠青年為了房補被困在公司30分鐘的距離里；
中介和二房東，圍繞房補政策絞盡腦汁，只為了讓“漂一代們”掏出更多的房租；
而那些曾被高漲的房租所收割的老一代大廠員工，在見證了互聯網企業對房價的影響后，將所有身家壓在公司附近，購置住房，收割下一代年輕人……
在這場追逐房租的游戲里，互聯網企業承擔更高昂的成本招聘人才、年輕人明面上享受了房補但卻繳納了本不應該漲價的房租、想進大廠的年輕人則被迫在沒有房補的情況下、承擔高昂的房租。
誰才是最終受益人？
以下是關于他們的真實故事：
擠在50平老破小的6個年輕人
深夜12點，有人敲響了鐘靜的房門。
門外是一個70多歲的老奶奶，見鐘靜開門，對方操著濃重的上海口音指責她，大意是抱怨年輕人生活作息混亂，大晚上不讓別人睡覺，沒有社會公德。
鐘靜很委屈。這個點她才剛剛下班到家，正準備換衣服洗澡，累得不行，哪兒有功夫“生活作息混亂”？
她所租住這個不到60平的一居室，樓齡超過30年，電線、水管、木地板老化，在看房時鐘靜就發現只要踩著地板、就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但她還是迫不及待地花7500元/月的房租租下了這個開間。
沒想到，這個木地板卻成了鄰居們抱怨的來由。鐘靜此前已額外花了1000多元找人刷墻、去除墻壁上的霉斑、重新購置家具，她實在不愿意再多付其他的錢了。
“沒一個年輕人，能笑著租下房子”，送走老人后，鐘靜委屈地在朋友圈留著這么一句話。
今年4月，鐘靜剛成功跳槽到北新涇附近某互聯網視頻平臺，工資漲到每個月2萬元。
面試時，HR表示會額外增加1000元每月的房補，但鐘靜必須在半個月內入職，并在公司附近租房，以確保加班時能隨時趕來公司。
確定入職后，鐘靜在兩天時間內看了7套房子，租房預算從6000元跳到7500元，但始終看不到滿意的房源。
大部分房源都集中在北新涇地鐵站附近，以“新涇村x號”命名。盡管屋外被市鎮工程美化過，但走進樓道，潮濕昏暗的走廊、無人打掃的樓梯、半懸在天花板的雜亂電線，都反復地強調著它們年邁的樓齡。
這片區域的住房大多沒有學區，但房租卻依然“挺拔”，甚至逐年上漲。隨同的中介聳聳肩，“北新涇房子不靠挑，靠搶，能租到房子就是幸運。”
圖 | 北新涇租房，稍有遲疑，房子就被租最讓鐘靜驚訝的是，她還看到一間月租6500元、樓齡超過30年的50平開間，那里擺了4張床，其中3張都排列在客廳。
中介說，這套房最多時住過6個人，“這里有很多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就沒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圖 | 鐘靜遇到的6個人合租房間2010年前后，北新涇入駐了大量互聯網企業。沿著北新涇，到威寧北路，全長不過4公、地鐵相隔4站的道路上，聚集了如美團、攜程 、愛奇藝、拼多多、京東、餓了么等數十家互聯網大廠。
互聯網企業需要新鮮血液，北新涇每增加一家互聯網公司，就意味著上千個新租客將涌入這里。
互聯網的高收入、額外的租房補貼政策，也抬高了附近的租金。在豆瓣“上海租房”小組，2017年時還有人發過3000元月租、60平兩室一廳的房源，但到了2021年，同樣的房源租需要6500元，翻了一倍還不止。
充足的資金也未必能搶到合心意的房源。中介告訴鐘靜，她想要的一套月租在7200元的、相對較新的房源，已被另一個人交了定金。
他還暗示，如果鐘靜可以增加預算、給房東寫個小作文好好介紹一次自己，說不定還有一次搶到房源的機會。
鐘靜照做了，最終這套房子被鐘靜以7500元每月的房租定下。
圖 | 位于北新涇的互聯網企業辦公樓鐘靜的狀況并不是孤例，在近幾年的媒體報道中也可得知，互聯網大廠已成為了帶動附近房價、房租的有力參與者。
2020年7月，螞蟻金服上市的消息傳開，其總部幾公里外的之江九里，房價一路看漲，到9月每平上漲7000元，90平的戶型漲價超過63萬元。
2021年3月，字節跳動宣布上海電商部門宣布將選址在楊浦區B站所在的尚浦中心，消息剛一出，附近三湘海岸小區、高鏡小區房租應聲上漲，最高上漲千元。
在深圳南山科技園，2018年之前還有幾百元的“農民房”，但是隨著互聯網公司的擴張后，全部由二房東承包，搖身一變成了“公寓房”，以2000元至4000元的價格租給附近互聯網工作的年輕人。
在這些零零總總的新聞里，“含網量”構成了當地房租的重要指標。
在整個生態鏈鏈條里，互聯網企業擴招、房東漲價、中介賺取更高額的傭金、年輕人們跳槽漲了工資，看起來一片繁榮。
然而，被媒體所忽視的另一面，這個生態鏈條到底是如何一步步產生、并導致目前的狀況，哪些群體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一片繁榮的陰暗面又有哪些人被收割了？這些卻鮮有人提及。
房源捕手的租金獵人們
中介、房東和二房東，是這條生態鏈的直接受益人。
其中，中介是最關心互聯網企業房補政策變動的一群人。他們熟悉各大互聯網企業的政策——哪怕那些企業還未到其所屬區域開設分公司。
在武漢光谷做房產中介的向琦向顯微故事表示，字節跳動要求北上廣深的員工必須在騎行20分鐘的區域內租房，才能申請到房補。其他城市要求必須在步行30分鐘以內，該時間由地圖軟件里租住地址到工位的時間估算截圖為準。
此外，在總部位于上海的小紅書也規定，如果想要拿到每個月1500元的房補，必須提供租住地址到工位的地圖距離截圖，要求是“3公里以內”。
“但是在武漢，你要了解更多一點”，向琦做了4年的房產中介，從2017年開始，陸續有大廠在光谷建設“第二總部”。
以字節跳動為例，優化師、銷售崗位不享受房補，研發等崗位才能享受房補，“推薦的房源不同”。
每當有字節跳動的員工來詢問租房時，向琦都會多問一句，“哪個部門”，然后再根據有無房補推薦：
有房補的硬性要求步行30分鐘以內，如曙光，青年城，融科天域，坐標城等小區中比較好的房源，價格在2500-3000元不等，無房補的則根據對方價格推薦，多集中在1500元左右。
也正是這些大廠的到來，讓光谷原本偏遠的地區租金水漲船高。
“2016年的時候，光谷核心地段米蘭映像，兩室一廳2500元左右，15公里外的光谷五路桃花源小區根本沒人租”。
但隨著小米、華為2018年將第二總部落地在光谷五路附近后，桃花源當月三室一廳房子的租金就漲到2500元，如今更是漲到3500元，接近核心地段房租，租金3年漲幅40%。
圖 | 桃花源小區2018年2500元，如今漲到3500元左右隨著第二總部入駐，周圍房租的抬高，武漢也有許多本土互聯網公司效仿大廠推出房補政策。
因此，向琦會格外留心不同公司的房補規定以及薪資水平，她也會在手機備忘錄記下一些公司的政策和工資水平，比如“美麗X行，畢業2年內，房補300元；X點公司，十點后打的報銷……”
為了幫更多的年輕人申請到房補、幫助自己換取更高額的傭金，向琦也會裝作面試者去和HR聊天，核實信息后告訴前來看房的租客如何申請房補。
為了獲取更高的租房傭金，向琦甚至和同事聯合作局，比如帶著急入職的客戶去看房補范圍內即將簽約的房源，制造“緊迫感”；也會幫手上的房東集體控價，避免租金波動太大，影響房價。
除了向琦這樣的中介，虎視眈眈盯著“互聯網大廠”這塊肥肉的還有二房東。
曹虎在西二旗做二房東7年時間，平時他大量囤積符合互聯網公司房補政策的回遷房房源——這種老房子價格便宜，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租客經常需要修理服務，需要更有時間管理租客的二房東們的存在。
囤積房源后，曹虎會用幾天的時間改變房子格局，做成隔斷單間出租。
以位于北京西二旗城地鐵東100米智學苑小區為例，101平室兩一廳的房子在鏈家上整租費用每月8000元。
但是在曹虎手里，95平的兩居室被隔斷成3間，按照3000-3500元不等的價格租出去，每月租金可達10000多元。如果曹虎再稍微裝修一下、征收管理費，每個月租金能超過11000元，比房東直租多3000元。
圖 | 曹虎手上擁有可以享受快手房補的房源曹虎只做互聯網企業員工們的生意，他篤定這群高收入且有房補的年輕人掏錢爽快。
除了中介、二房東以外，還有一群房東的“貢獻”也不容忽視。這群房東大多年齡在35歲左右，是媒體標題里被定義的、最容易被優化的那一批互聯網員工。
但他們經歷了2012-2018年互聯網飛速發展時期，也享受了一波早期互聯網財富的紅利，成為了較早在購房這件事“上車”的人，在發現公司分部附近有價格洼地樓盤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加入購房大軍。
2018年，年薪達到80萬的楊致得知武漢小米第二總部附近1公里左右的龍湖新壹城不限購的公寓開售時，他特地飛回武漢，以每平1.3萬元的價格購入面積38平、總價49萬元、產權40年的公寓，每月貸款2000元，10年還清。
楊致估計，“10年后，這套房子的租金至少得4000元”。
“沒早下手，錯失千萬“，是楊致常掛在嘴邊的話。和他同在2009年入行互聯網的前同事，在2012年以每平2萬多元的價格，在西二旗買下了一套70多平的小兩居。
2016年，該區域房價大漲，該同事攢夠了數百萬上車海淀區的另一個學區房，西二旗的房子則以8000元的價格租出去。
“讓那些年輕人替我養房，哪個互聯網人不想35歲提早退休，然后收租？”
圖 | 楊致經常關心自己房子的報價與其說楊致是對自己投資房產有信心，不如說是對互聯網有信心。
晚點LatePost《字節怎么都十萬人了》文中提到，字節跳動2020年內，員工從6萬人漲到10萬，平均下來，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有150人左右在入職字節，“僅在總部北京，字節跳動就有近40個辦公點，員工們每天在食堂吃掉上萬個雞蛋、10噸以上的蔬菜”。
互聯網源源不斷地新人，對于楊致來說，就是源源不斷地“流量”。
把源源不斷的“后浪”看作“流量”，通過流量獲取租金養房，是前浪楊致們心中除股權、年終獎外，另一個公認最接近財富自由的致富經。
那天和楊致一起排隊買房的，多是互聯網從業者。在簽訂購房合同時，置業顧問還還不忘“恭喜”他，“這地對口小米，未來不用愁租”。2020年，楊致手上的這套公寓已經飆升到每平方1萬7，而小米還在擴招年輕人。
這更加讓楊致堅定自己的判斷，“流量是一切圍繞互聯網生意的命門”。
被收割的“小廠”年輕人
任何繁榮局面的背面，總有一些陽光所照不到的陰暗面。
互聯網企業所帶動的房租暴漲，誤傷了那些和大廠在同一區域的互聯網公司中、渴望進入大廠的“小公司”年輕人。
根據《2019-2025年中國互聯網行業市場全景調研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互聯網從業者已經超過1677萬人。
而在智研咨詢發布的《2021-2027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現狀調研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互聯網上市企業147家，算上百強榜中公司，加起來也不過200家“大廠”，在職人數不超過100萬人。
這意味著，超過1500萬的互聯網從業者在互聯網“小廠”工作。
這些互聯網從業者每個月賬面上到手的工資雖然比流水線上的“廠哥廠妹”高，但扣除了生活成本、以及暴漲后的房租，他們的囊中已所剩無幾。
鐘靜還記得，那個6人合租的開間里，有人聽說她得到了大廠Offer，就激動地和她套近乎，加她微信，第一句話就是問鐘靜，
“你們那里還要人嗎，你入職以后可以幫我內推嗎？”
交談中，對方告訴鐘靜，居住在這里的6個人里，全部是在附近的公司“小廠”、工作年限1-2年間。
雖然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不過3年，但同樣要求996、大小周加班，卻沒有房補、車補，只有十點后下班免費打車的福利。
“為了節約，6個在網上認識了”，在這個房間里，人均租金1200元，算上水電不超過1400元。盡管房租貴、生活質量差，但這些非大廠的年輕人，不愿意離開，也離不開。
雖然在互聯網的范疇里，他們屬于“非高薪“的一批人，但是在傳統行業里，25歲左右的他們能拿上過萬的薪水、坐在辦公室里，已經是妥妥高薪。
沒人愿意放棄“高薪”離開，也沒人愿意放棄任何一個可能進入大廠工作的機會。
租客在和鐘靜寒暄幾句后，給她發了自己的簡歷，末了，還加了一句，“小姐姐，好羨慕你，有那么好的工作，可以租整套房子。”
然而，在幾個月被鄰居上門抗議后，鐘靜則開始對照工資思考買房的事情。她列出了自己的需求：學區，上班近，公積金可貸，好出租。
合租在大廠附近的小廠員工，擠破頭想混上能拿房補的工作，去拼一個更高收入的未來；而那些拿到房補的大廠員工，則擠破頭地想登上購房的列車，進而收割曾經和他們一樣的年輕人。
在這個龐大的社會算法里，每個人都是這場利益角逐中微不足道的流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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