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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走菜販生意的互聯網巨頭,讓買菜更便宜了嗎?

2020-12-02 14:42:48    創事記 微博 作者: 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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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看理想

  來源:看理想(ID:ikanlixiang)

  前幾天,一篇名為《互聯網巨頭正在奪走賣菜商販的生計》的文章引發了熱議。

  這一年,“社區團購買菜”的模式開始流行起來,并迅速由小區業主們自發組織的拼團行為,演變為互聯網巨頭入場后的混戰。互聯網巨頭們又開始了幾十億補貼往里砸的價格戰,在明顯的價格差面前,諸如低至0.49元/斤的土豆、5.99元/20個的雞蛋,很難不讓人心動。

  這些年來,新零售、互聯網+、私域流量……各種互聯網新詞匯層出不窮。

  咖啡、共享單車、打車……我們也早已見多了互聯網巨頭們蜂擁進入一個“新賽道”,廝殺一番,成為行業的壟斷巨頭,或是留下一地雞毛,甚至可能一夜之間這種生態系統就被淘汰了。大家都帶著一種焦慮感,拼命想要抓住一個“風口”,不想被時代所拋下。

  書店、花店、咖啡店,前幾年,我們眼睜睜看著許多實體經濟一點點消亡。直到巨頭們把觸手伸到了買菜行業,或許是因為它涉及到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具體生活,又涉及到那么多農民、辛勤勞動的菜販,還包括著我們的父輩,才讓矛盾變得尖銳了起來。

  社區團購買菜一時“薅羊毛”固然很爽,但我們熟悉的劇情,卻往往是形成固定用戶習慣后的大數據殺熟,甚至壟斷抬價。

  為什么補貼卻反而可能損傷消費者的權益?“菜販跟不上時代就應該被淘汰”的說法有什么問題?為什么菜市場對我們很重要?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們采訪了兩位看理想的主講人,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與梁捷(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師),試圖去探尋這些問題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01.

  不完全契約

  不夸張地說,今天我們可以不用出門,動動手指,就能在互聯網上采購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也適應了這種效率。

  互聯網確實是一種革命性的技術,起到了信息中介的作用,把相隔萬里的需求和供給瞬間撮合在了一起;由無數快遞員等所構成的物流系統,則進一步保證這些交易的實現。

  經濟學上有一個概念,叫“交易費用”,體現在生鮮產品上,就是交通運輸和儲藏折損等成本。交易費用往往是很高的,經常比商品本身的價值還要高。

  因而不管是互聯網巨頭運營的還是社區自發的買菜團購,看起來本質都一樣,就是減少中間環節和交易費用,從而降低最后的價格。

  但聶輝華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這兩者的不同,最開始每個消費者單獨面對菜販,談判和議價空間都較小;因而消費者聯合在一起組成團購,也就提高了自己的議價能力,可以協商說,我們買得多、要降價。

  當互聯網巨頭進來時,很可能會打破這個平衡,極高地提高賣家一方的砝碼。當互聯網巨頭把上游的很多供應端都整合起來,形成了更為強勢的供應商時,那么消費者就算集成一個買菜團,也沒辦法跟它單獨對抗。

  與我們已經習慣網購了的書、衣服、電子產品等標準化產品不同,這次社區團購的對象,生鮮產品卻又是非常特殊的、難以標準化的產品,在質量和品質方面容易存在爭議。比如想在網上買一份新鮮、又大又圓的草莓,那什么程度上叫新鮮?多圓算圓?都很難界定化。

  一般我們簽訂合同,買賣雙方對于交易的內容、方式、時間、地點需要協商清楚,出現了爭執也容易找到第三方,比如說法院來裁決。

  但合同的關鍵的條款不可證實,就容易產生爭議,因而社區團購往往就是一個“不完全契約”(GHM)。

  我們可能會遇上這樣的場景,在網上買了一個生鮮產品,到手后發現有問題,對方不太會愿意上門換貨,因為來拿一趟的成本比產品本身的價格高得多。最后商家往往會說,我們給您退款。但我們要的是產品,拿著退款有什么用呢?再說,中間折損的時間成本又怎么衡量?

  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聶輝華分析,當出現這種不完全契約時,單純依靠第三方是很難做到公平的。就買菜這個場景而言,恰恰反而是小商小販更有優勢。當面購物,覺得不滿意就現場就可以不要或是協商。如果在互聯網上買菜,看不到實物,更難以換貨。

  在電商平臺上可以給差評,但在現實中我們往往發現沒有太多用處,好評可以買,差評也可以花錢消除,甚至還會收到威脅電話。

  而小商小販往往長期、穩定地在社區里販賣,很受到聲譽的影響,買了不好的東西上當受騙了,不僅可以當面對峙和索賠,甚至還能告訴和發動身邊人,再也不要來這里了。

  原因還是因為社區內部往往還是一個熟人社會,從經濟學講的角度來說,越是不完全契約,越是非標準化的產品,可能更適合熟人交易和線下交易。

  梁捷也認為,菜場和小商販不會就這么簡單地完全被替代。生鮮蔬菜不像電子產品,可能受眾只是一小部分人,生鮮是每個老百姓每天的生活必需品;而恰恰中國老百姓對于“新鮮”的追求往往要求很高,可能就差幾個小時,蔬菜葉子稍微蔫了一點,就完全不一樣了,必須要有大量的生活經驗和實際接觸,才能夠區別食材質量的好壞。

  尤其對于老年人,那些做了一輩子飯的人來說,這一點點差別是很大的。他們為了追求新鮮,可以大早上就去買,一定要親手挑到自己滿意的食材,而不會信任互聯網這樣通過“別人的手”來挑選的蔬菜。

  蔬菜、水產這些生鮮產品,永遠面臨這個問題,當搶到這個市場以后,只要品質控制不能夠保證,消費者馬上就會離開了。并不一定說你搶占了這個市場就一直占了這個市場,只要有中老年人存在,菜市場的需求就會存在。

  這某種程度上反應了另一種割裂,退休的老年人可以有大把的時間挑選蔬菜,但許多年輕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疲于通勤、甚至996的年輕人,他們對于新鮮的要求沒有那么高,在生活中更為看重的則是如何壓縮時間,節約所需的精力,確實社區買菜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選擇。

  02.

  補貼,還是大數據殺熟?

  有評論認為,不管怎么樣,反正菜價降低了,老百姓不是得到了實惠嗎?聶輝華指出,從微觀效率的角度來看,短期菜價是降低了,但往往在大規模的補貼之后,商品或是服務費用會恢復原價。

  許多人也發現,不僅沒有了價格補貼的優惠,還遇到“大數據殺熟”,比如同樣一件商品,賣給張三一塊錢一斤,賣給李四就是一塊二一斤;因為通過大量的數據比對,對消費行為、消費水平等的分析,知道李四可能不太在乎那兩毛錢,這就是“價格歧視”。

  因為在互聯網上,我們被分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個體,在消費者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很難進行比較。

  因此也有許多人擔心,“一旦被社區團購壟斷后,東西就不便宜了”,確實這樣的故事已經見得太多太多,似乎每天都在“新賽道”上發生:咖啡、打車、共享單車、點評軟件……

  “老實說,我感覺圈內的人都有點懵了。因為社區團購起來太快,巨頭們一上來就幾十億補貼往里砸,幾乎沒有給出任何機會”,一位投資人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表示。

  這篇報道還指出,在市場格局未成型之前,補貼大戰還將持續下去。買菜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剛性需求,也是高頻消費場景,一旦可以培養起用戶習慣,建立消費粘性,便可以極大地提高用戶的活躍度,更大限度地占據用戶時間,甚至帶動平臺其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

  而小商販在這種互聯網巨頭猛烈的攻勢面前還能撐多久?也是我們所擔憂的。其實很多時候,在線下買菜甚至可能會比線上便宜。

  在小商販那里買菜,尤其是當一個社區里有兩個或以上的小店時,如果因時令或是流通環節成本降低了,小店往往會相互降價,因為他們之間會有競爭。由于比價也非常方便,他們也更加難以對你進行信息不對稱的價格歧視。

  價格歧視可能是后果,聶輝華還提供了一種從規則出發的視角,社區團購的那些大規模供應的低價商品,很可能有著不正當競爭的嫌疑。

  為什么互聯網巨頭能把生鮮價格壓得這么低?因為有打價格戰的補貼,而且補貼的錢往往不是通過降低買菜成本所節約的,而是通過壟斷得來的。

  許多互聯網巨頭在各自細分行業往往處于壟斷地位;本來在競爭性行業打價格戰就是有爭議的,用壟斷行業的利潤到新的行業打價格戰,這就更是一種惡性競爭了,甚至可能涉嫌違反了《反壟斷法》。

  “我們不要被短期的線上交易的效率和成本所迷惑,要從長遠和全面一點的角度來看”,聶輝華提醒我們,對消費者來,這很可能是一個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而非雙方共贏的正和博弈。

  03.

  城市不只有整潔的街道,

  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人

  還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既然菜販們“跟不上時代的潮流,那就更應當努力追上,否則別抱怨被淘汰。”

  但假如互聯網巨頭擠占了菜販的生存空間,損失的不止是這些就業崗位,更是連社區的多元化都消滅掉了。

  一個文明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包容、多元化的社會,在線上購物和線下購物本來都只是個人的選擇和偏好。但當互聯網巨頭用交叉補貼把實體店的小商小販都擠走了以后,這種社區多元化就被破壞了,個人選擇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當然,我們不是反對消費者層面的個人的選擇;而是更擔憂于價格戰的后果,和有關部門是否能起到引導和監管的作用。

  互聯網買菜業務的旺盛,除了巨頭們的價格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現實中菜市場的逐漸消失。

  梁捷指出,現在全國各地的市場管理中,普遍存在一種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傾向。士紳化的特征是,城市中產階級以上階層取代低收入階級重新由郊區返回城市中心區;而城市中心區原本都是人口、市場最為密集的區域,現在不得不被搬遷甚至驅逐。

  在中國,尤其是是許多大城市,許多市場和小販都被遷走了,光鮮的大廈一座座矗立起來,看起來確實十分“高大上”了。在看理想音頻節目《一平方公里內的經濟學》中,梁捷談到了自己的觀察,這種城市化并不能讓大家都滿意。

  以上海為例,原本上海人多住在傳統的石庫門中,鄰里之間有很多溫馨的交流。今天大家都搬到遠郊,人和人的關系被徹底打破;曾經上海市中心充滿了生活氣息,購買路邊小吃都很方便,今天這些路邊攤都不見了,只剩下形式大于內容的網紅店。

  市中心的歷史建筑也都被拆除,地名被改名,上百年的歷史被硬生生地抹掉,現在居住在其上的人,往往對于原本這片土地的舊有生活方式沒有任何興趣。

  這樣的城市化進程不止發生在上海,我們的一個個城市,都往往也成為了這樣沒有歷史的抽象符號,許多本地人,變成了文化意義上的“無家可歸者”。

  上海原本是個水鄉,今天變成了鋼筋水泥森林,河道全被填沒,其中有多少潛在成本?上海原本的石庫門文化,今天變成千篇一律的商場,這在文化和地方風貌的層面上損失了多少?城市人們的心理創傷又有多少?

  我們不止往往會忽視這些“非市場化商品”的經濟成本,也更是缺乏有效的估計手段。

  城市之所以是城市,不只是有干凈整潔的房子和街道,而更重要的是里面有很多的人,人才會有活力,能夠創造出更多經濟活動。但在士紳化的風潮里,往往只見房子不見人,人被認為是混亂的,房子是干凈的;但真正的城市精神,維系城市命脈的人的活力,反而被抽掉了。

  在采訪中,梁捷談到,城市規劃其實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人、房子、空間、經濟問題,都是聯系在一起的。只追求一個好看的城市,而不考慮其他問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們現在的城市化運動里就犯了太多這樣的錯誤。

  實際上,城市公共空間不完全是一個物理性的空間,它也包含著一種社會性的含義,當這些鄰里商販、小雜貨店在這里扎根了十幾二十年后,他們本身也像街上的樹、巷子和樓房一樣,成為了這個街道社區的一部分,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切近感和歸屬感。

  中國過去當然也有大量歷史悠久的市場。只是在士紳化的進程中,這些傳統市場都被拆除,甚至一點痕跡都沒留下。而且很多大城市甚至在短短數年內發動了好幾輪士紳化進程,新建的現代化商場很快又被認為過時,繼續拆除重建,以至于偌大一個城市,“十年老店”都不容易覓得,更不用說數百年的市場了。

  國外有許多歷史悠久的市場,既有賣吃的,也有賣日用品的,甚至還是一個城市的重要旅游景點。比如伊斯坦布爾的大巴扎,歷史也許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這樣的市場,直到今天仍在有條不紊地運作。

  即使是從最基礎的經濟學邏輯上看,人們既有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也有更高級的文化審美需求,兩者是相互補充的。就如同現在每個城市都希望招募高素質人群,提升整個城市的文化素質,但任何一個城市也都需要普通勞動者來從事街道清掃、家政服務等日常工作。

  從主流城市學研究的觀點來看,窮人就應該居住在市中心,因為市中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窮人只有到城市里面,才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發展機會。但現實卻往往是窮人被趕到了邊遠的郊區。

  借用著名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里的比喻:“每個人都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不管是互聯網補貼還是政策變動,但可以預見的是,菜販們的小本生意,經不起這些風險,當不知道這陣細浪會從哪個方向涌來時,他們很可能會就此被淹沒掉。

  也許在當下看來,這些代價只是落到他們頭上,但終有一天,這種代價是由我們所有人共同承擔的。

  04.

  效率并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

  還有人反駁說,為什么要反對和阻止一種“新的事物”?為什么要抵抗不可抗的浪潮?

  聶輝華認為,這是偷換概念的說法,汽車之于馬車,是幾十倍甚至更高地提高了效率,真正革新了技術。但社區團購只是把已有的蛋糕切走了一些,卻并沒有真正地做大蛋糕。

  像蔬菜這些生鮮產品,既沒有太多技術革新,更是低需求價格彈性的(Inelastic Demand)。

  也就是說,即使再有錢,一個人每天吃的蔬菜也就那么多,這種日常需求不太會隨著價格波動而大幅增減;更不會像書、電影、服飾產品一樣,能附著上大幅度的文化和品牌增值。

  社區團購,往往菜還是那些菜,只是通過不同渠道來到了手里,并沒有創造新的產品;甚至還可能會減少就業,過去的那些小商販,可能變成了一個互聯網零售的站長,一個提貨點的管理員。

  聶輝華認為,可能是因為太多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歷,導致我們對于效率的偏愛,和不公平的容忍,漸漸地走向了極端。好像只要有效率,就可以完全不管公平了。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曾在著作《經濟增長的道德意義》里分析,好的經濟增長應該帶來道德水平的提升。當過于強調效率,把道德從效率剝離出來,經濟也難以實現可持續增長。

  1973年,日本曾通過一個法律,簡稱為《大店法》(大規模小売店舗法),是防止大型商超進入社區,把小商店都擠垮了,隨后為了應對美國的貿易要求,《大店法》幾度廢立,最后在2000年,日本為了制止中心城區的挖空,制定了新的《中心城區振興法》。

  許多國家都有類似于《大店法》的法律,而日本的法律改變,并不能說是瞎折騰,而是綜合考慮了時代發展和就業和日常生活所作出的權衡。

  對于社會來說,尤其是在政策制度的層面上,所謂的“成本效率”不應該是唯一的變量,還需要考慮就業、社區人們的需求、對中老年群體的關懷。

  在采訪最后,聶輝華提出了思考:“說實話,中國的電商已經很強大了,它利用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和多元化的場景優勢。但是這些互聯網巨頭應該有社會責任,他們也有這個實力,有錢、有人、有豐富的應用場景,應該有更大的擔當。

  為什么不去啃那些科技上的硬骨頭?為什么老是要在賣菜這些‘低端’的,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事情上跟普通的人競爭?

  這是一個很好的反思契機,反思一下我們的增長模式、是否只注重效率而忽視了人的幸福感。反思這個社會這么匆匆忙忙地往前奔跑,到底為的是什么?”

  參考資料

  1. 《一平方公里內的經濟學》,主講人:梁捷,看理想App

  2. 《不完美世界的博弈:契約經濟學》,主講人:聶輝華,看理想App

  3. 《王興黃崢的社區團購之戰:誰先“燒出”未來?》,陶力,21世紀經濟報道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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