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角,李瑞驊先生,他是人民大會堂工程中最關鍵的鋼結構設計的技術負責人,是慶功宴上周恩來致謝的三位功臣之一;是新中國一大批重點工程的鋼結構設計的技術負責人(上海展覽中心的塔尖紅星也是他設計的);也是我國第一部鋼結構規范的主要編訂人。他最閃亮的人生經歷是——1952年,繞道美、歐、亞11個國家,毅然決然又寵辱不驚地歸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女主角,張瓏先生,是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的嫡孫女。她是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內心赤誠、平和。無論遇到什么困境和麻煩,總能熨平情緒、適應和改善生活,去哪兒都能盡力用自己的力量改變一些現狀。她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有非常好的外文基礎,后來去了北大當西語系老師。在下放黔陽的時候,為山區孩子自編教材,回到北京后,無法回到原單位,在被安排的新單位里,自學建筑相關內容,創辦了中國第一部英文建筑雜志。有她在的地方,似乎就有新的生機。人總要創造點什么,才能保持生命的優良感受。從容、達觀、堅韌是她永遠的生命底色,這才是真正的大家閨秀,月到風來,水流云在,一生平和才驚艷。
杜甫曾作詩《江亭》:“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江水滔滔,川流不息,爭著向前奔跑,而詩人卻心情平靜。他無意與流水相爭,看著白云在自由緩慢地飄移,那種舒緩悠閑和他閑適的心情仿佛完全是一樣的。此時的杜甫仿佛淡然物外、優游化境,這跟他一貫的憂國憂民和悲憫情懷也是不一樣的,但我覺得那更像是心境的基礎和底色。
任何人,總會遭遇這樣那樣的事情,特別是時代和運勢傾盆而下的那股力量,總是躲也躲不了。這對出生于上世紀20年代的家族背景較為復雜的夫妻(男1924年,女1929年)得扛過多少歷史事件和運動啊,但他們總能逢兇化吉,安然于世,并且適應了各種各樣的環境。如何活得不擰巴和扭曲,才能對自己和周圍人、對社會都好,這是所有時代的人需要研究的命題。
“鋼的交響”和“水流云在”,告訴我們,先做好自己專業上的事情,永遠不斷精進;在遇到挫折、轉折、波折的時候,善待那個失勢甚至失去力量的自己,整理和發掘自己,以真善美回饋苦難,善待別人特別是身邊的人,那才是人生境界。
張瓏的祖父張元濟,是歷史上的大人物。他是清光緒十八年的翰林(1892年),曾任總理各國事務雁門章京(即處理外交事務的地方)。1898年參加了戊戌變法,他曾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與他同日被召見的另一個人是康有為。但他跟康有為的觀點大不相同,他認為,改革圖強應該首先開發民智,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舉動過于激進。
戊戌變法失敗后,他被清廷革職永不敘用。此后他離開京城來到上海,李鴻章把他推薦給了盛宣懷,盛請他擔任南陽公學譯書院主事。后南陽公學校長病故,由他當代理校長,也就是說他一度當過上海交通大學的校長。而他更重要的人生貢獻,是以畢生精力經營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最大的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1949年他以83歲的高齡赴京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
李瑞驊和張瓏均出自世家望族,且祖輩、父輩之間都已有交往。張元濟(菊公)評價李瑞驊:“心地善良,沒有歪心思。是很有能力的人,也肯替國家出力。”
有了這樣閱盡世人世事的祖父的首肯,張瓏這樣選擇托付終生的人無疑是幸運的。張瓏的回憶錄里寫道:“祖父為我買的那架雷明頓牌打字機不僅在工作中伴隨我走過幾十年,還竟然扮演月老的角色。”菊公讓李瑞驊從上海給在北京的張瓏帶了打字機,促成了他們倆的交往。
那一代歸國的青年才俊,內心極其樸素大方且真誠,沒有那么多高帽子、巨大的抱負,只是心之所甘愿,他的傳記有難得的質樸和人情味。
他寫道:
“有人問我,你當初在國外生活很好,不僅有綠卡,還可以入籍。你為什么要回國。你后悔嗎?我說:我的選擇是明智的,我從來沒有后悔過。我是中國人,如果當時我加入加拿大國籍,就必須首先放棄中國國籍。這是我首先不愿意的。再說,我不喜歡在La Chine小鎮過的那種平淡安逸的生活。雖說我收入頗豐,但日復一日如機器般工作,無樂趣可言,更談不上有所進步和創新。在生活方面,我已經可以一眼看到數十年之后的情景了,就像橋梁公司的同事吉米描繪的那樣:貸款買一棟住宅,過了幾年積夠錢再買一棟別墅,再過幾年積夠錢買條游船。無非就是那樣罷了,又有什么意思?如果我在那里結婚成家,妻子一般都不工作,那就更套牢了。……在一個白人為中心的世界里,我是永遠也不可能進入主流社會的。”
為什么一窮二白的國家,那些能人志士反而愿意回去?因為這個平臺可以施展自己的能力,又可以結合很多元的目標,大大小小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堅固的信仰。這才是,尊重人性又相信人文的光輝。
他也很實在地記錄了為什么選擇張瓏:
“我在國內和國外接觸過許多女孩子,但都從未有過深交,因為我不喜歡愛好著裝打扮、嬌生慣養型的小姐,也不喜歡家庭婦女型的女性。我希望找一個有才學、有自己的事業的志同道合的伴侶。張瓏出身書香門弟,受過良好的教育,又有自己的事業和愛好,刻苦勤奮,樸素大方,正如我所期望的,我們能相識相愛,可謂奇緣。”
他們兩個都極為謙和、簡樸、低調。他們共同走過55個春秋,期間從未鬧過矛盾、吵過架,世所罕見。夫妻關系是最難修煉的,在夫妻關系里才最見一個人的真性情。他們特別知道自己要什么,且志同道合,遇大事有靜氣,小事中更從容,所以能夠默契地合作。
他的傳記里還提到:
“我和愛人相濡以沫,幾十年來從未拌過嘴,更不要說鬧矛盾了。我們的家庭生活是愉快和諧的,平日里有說有笑。我和瓏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事業心很強的人,樂趣都放在工作和學習上。即便退休了,也都有各自的工作,退休后一直搞翻譯或寫作,未曾間斷。我們都相互理解和尊重,從不相互干擾。在家務方面,我們既分工又合作。家里的各種修理工作,大至修理電器設備,小至磨刀,都是我的事。而搞清潔衛生、整理衣物、室內布置,則都是她的事兒。我們的朋友都是共同的,我的同學她都認識,而她的同學我也都認識。我們喜歡時常邀請幾個朋友或親戚來家小聚、聊天,氣氛比上館子更為寬松親切,也是一樁樂事。她能烹調一些很好的菜肴,所以做菜是由她負責的,而我則負責采購。在學習和運用電腦方面,我們也是互助互補的。我要寫東西,也是她錄入電腦加以整理。”
生活本身并不理想化,都很瑣碎。生活中少見一直恩愛的夫妻,都是磕磕絆絆地搭伴兒過日子,或者結合利益聯盟一起構筑生活的銅墻鐵壁,少有靈魂伴侶。即便有靈魂伴侶,也只是一方的傳記傳世,很少見有雙方都是歷史和文字的愛好者,想把一生的工作和生活的經驗都告知大家的。所以這一合璧之書,顯得格外大氣、穩重有力量。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沒有血緣關系的兩個人,要如何從一夜情、一段情、一家親修到一世情,是絕不容易的。特別是除了生活中的困厄和阻礙之外,還有時代特定的挑戰、各種避不開的危險。李瑞驊記述了當年被貼了一層樓的大字報,但同事們有些會事先跟他打招呼。他被查過一輪問題之后,把事情交代得明明白白,跟周圍的人也沒有什么私下的過節,接下來另一個運動來了之后,他沒有受到更多過分的折磨,只是些“普遍待遇”,如下放勞動、無法從事技術工作等。突然覺得那個時代也并不是那么太可怕,人性在那時也并不全是黑黢黢的毫無光明的。
張瓏的自傳里我甚至還第一次看到了上世紀50年代的某種具有現代感的浪漫。她寫道:當時李瑞驊有一輛捷克摩托車,“我們往往一吃完早飯就是騎車出去,西郊的頤和園、香山、八大處、溫泉等等,凡是騎車能到的地方,都是我們經常光顧的去處。”他們夫妻倆真是志趣相投,不僅有詩和遠方,也有內心很靠近的溫暖。兩個人一定要有一直在做什么事的共同記憶,那最珍貴了,真正屬于一生的寶藏。
李瑞驊有廣泛的興趣:游泳、冰釣、駕駛飛機。所以他的生活總是過得特別不拘謹,寬大,能釋懷,從不鉆牛角尖。夫妻倆都極具學習精神,跟隨時代潮流,從來不落伍,通過他們的實例,我覺得人的心其實真的是不會老的。
剛有黑白電視機那會兒,李瑞驊每天一早六點半起來聽課,堅持四年之久,自學讀完了北京大學開設的全部數學力學課程。知道自己哪里弱就系統地一天不落地補哪里。這股勁兒,真的厲害。我始終覺得,自學是人最大的精氣神的來源,比上培訓課走交際圈的路線安靜、實在、高效得多。
他們倆1993年就買了電腦,我記得我家里有電腦都是1998年的事情了。李瑞驊是個有趣的靈魂,對每件事情都有獨特的體悟,是真的用心在經營生命。比如他一直有打太極拳的習慣,拳打三九三伏,知道每天堅持的力量。他認為,打太極,不是用力而是用勁,發力僅在幾分之一秒間,一下子說到了功夫的精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但都不是,他的生命語言是一貫的、統一的,事業和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是平常的一天。沒有什么激動人心的,也沒有什么糾結的、懊悔的、擰巴的。每一天,都該用心地與人交往,幫助自己和他人完成工作。在船上結交一些志同道合的知心人,偶遇一些道理和哲理,銘記一些故事,鐫刻到統一的人生畫布里。
1952年春,他從多倫多乘臥鋪火車到加拿大最東部的哈利法克斯市,然后乘Scythia號郵輪橫渡大西洋,航行九天,到達法國。隨后直接到瑞士中國公使館報到,那是在瑞士的新中國唯一的對外窗口。
跟使館的工作人員接洽,并指導他們新場館的裝修建議等后,他們商定好了回國路線方案,決定不從蘇聯走,而是從英國到香港,再過鐵絲網到深圳(當時的寶安縣),在邊界上見到解放軍后便可入境。
有了方案之后,他們在瑞士去了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峰,少女峰。買了手表和漁具。隨后又折回法國,在巴黎游玩了盧浮宮、巴黎鐵塔和凡爾賽宮。
他們還租車去了法國尼斯,又經過了摩納哥公國,去了那里的賭場蒙特卡洛體驗,他還研究起了賭場的盈利方式,據說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概率論數學家設計的,他發現賭場其實就是用調整概率的辦法來盈利的。生活處處是學問,好學好奇之人,總覺得生活就在近處,不在遠方。每一步,都該好好體會細節,格物致知。
隨后,他們乘火車到德國科隆,買了照相機和眼鏡,當時買的五副鏡片毛坯,后來竟用了30年。國內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引進設備可以精確到625度,他50年代就儲備了一些。
從德國乘船順著萊茵河抵達荷蘭,他還記錄了荷蘭的自行車都不是打足氣的。大街上看到的自行車胎都是憋的。真喜歡這樣的隨性記錄,散淡之心其實更有心。
到英國后,他們還特地去看了一次著名的Sadler's Wells芭蕾舞團的演出,再搭乘Cunard line號游船回國。英國較早承認新中國,所以從這里出發相對安全穩定。他還記錄了阿爾及利亞的停靠,看到了觸目驚心的貧民窟;記錄了在埃及沒有上岸,體驗了一把牛皮書夾的交易。接下去的下一站是印度的加爾各答,他說印度當時的平均壽命僅十多歲,感受了印度的種姓社會。
他還記錄了船上認識的后來成為一生交往的朋友間發生的故事。比如告訴他植物花粉是不會消失的,能在地球上存活一萬年這些事的與尼赫魯家族關系很近的徐仁等。又比如從印度到了錫蘭,然后到新加坡,上岸因為他弟弟的同學的哥哥是李光耀,而拜訪了李光耀的家的故事。當時的李光耀還沒有從政,但在社會上已經有了名望,學法律的,思維很敏捷。
最后一站是香港。他記錄道香港當時的政府非常腐敗,警察們只想過路就敲詐。后來過了鐵絲網,住在深圳的留學生招待所。他也記錄了一些不太能看到的事情,比如一個日本的外交官想到新加坡上岸辦事都沒有領帶,他送了一根給他們,可見日本戰后的窘迫困境。
他們夫妻的自傳,都記得很細,很耐讀,很真誠,不虛偽,非常值得在周末仔細翻看。我們的心現在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變,只能多看些真心真誠的東西。世界很大,只有李瑞驊和張瓏這一對,他們經歷世事,又不被世事過于刺痛隨后麻痹,他們永遠熱愛生活,愛惜彼此,有智慧、方法和心境面對一切。
愿我們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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