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月6日《香港商報》發表的文章，在對股票市場的認識問題上對吳敬鏈先生的觀點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幾天之后，5位經濟學家聯手反駁吳敬鏈，對于大戶操縱問題輕描談寫，社會反響非常不好。然后是《中國經濟時報》等報紙支持吳敬鏈。中國股市表面問題是市盈率高和過度投機，但全面反映出中國改革的深層次矛盾。因此，吳敬鏈雖然對于中國股票市 場的觀點并不都對，但是在揭露股場黑幕的根本立場上是正確的，他促使我們向深層次發掘股票市場背后的深層次問題。

　　我換一個角度，從五糧液談起。

　　五糧液公司2000年每股凈利潤1.60元，每股凈資產6.60元，凈資產收益率24.09%，未分配利潤為1356607152.17元，竟然兩年不給股東以現金回報，還以較高的股價配股。典型地表現出我國股票市場為“國有企業借困”的圈錢性質。1999年，不分配的上市公司達到60%，上市以來從未分過現金紅利的上市公司占20%。既然上市公司不向股東分配紅利已經成為慣例，股民就只能夠賺取增殖的價差--這就是所謂的“投機”。可以看出，中國法制不能夠有效保護中小股民利益，訴訟成本太高，造成過度投機。

　　過度投機和高市盈率的第二個原因，是國家控制上市資源，以行政分配方式向國有企業過分傾斜，許多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在股市圈錢，獲得了過多的金融資源。國有企業的效益越低，市盈率就越高。

　　第三個原因，是一級市場的高溢價發行。高溢價等于多圈錢，得利最大的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上市公司，其次是專門打新股的大戶資金。即使在股市最低蘼時，大戶資金在一級市場也有10-15%的收益。2000年大牛市，一級市場申購收益率高達20.67%。

　　第四個原因，是行政干預造成的嚴重腐敗。從上市公司的審批，原始股票的發放，一級市場的審購，內幕消息的透露，有關權力部門甚至證券監管機構的清廉問題，都應該進行清查。甚至有這樣的說法：上市公司申請上市過程，花費高達一億？！上市公司贈送了多少原始股票，都是有帳可查的。國有銀行使用居民存款違法進入股票市場炒作，是肯定的，否則，為什么總是有那么多違規資金？

　　第五，是莊家勾結部分上市公司，媒體，股評家，經濟學家，掌握了上市公司的信息發布權，以此制造謠言和輿論，進行炒作。等等。

　　在上述問題沒有認真清理之前，一級市場發行的市盈率就已經高達40倍，在二級市場的大部分利益又被大戶攫取，因此要使中小股民有利益可得，也只能允許過度投機和60倍以上的市盈率，甚至更高。

　　吳敬鏈先生不熟悉股票市場的操作，單純從道德理想主義出發，雖然在人格方面非常出色，對于我國市場經濟包括股票市場的根本改造和完善有重大意義--在這方面我敢說：我是吳敬鏈先生的最忠實的擁護者，同道者和追隨者。但是，吳敬鏈先生與政府有特殊關系和影響力，他的道德優越感很快影響政府決策層，一看到市盈率高了就要集中整頓，抽回資金，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至少是增加了中小股民的損失。

　　政府不應該干預過多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在信息不對稱，特別是保不住密時，政府每一次干預都被大戶先知道，先逃，先抄底，或漲或跌，中小股民總是賺得少，虧得多。1997年是一次，這次又是一次--清理莊家我們至今沒有看到結果，中小股民大部分人已經套牢，我估計平均虧損20--30%，如果是買了莊股，虧損可以達到50%。最多也只能對中小股民“表示同情”，而中小股民的損失，大部分是永遠彌補不了的。

　　投資不分紅，投機又被屢屢打擊--中小股民是不是要退出股市？

　　這種以道德優越感來否定歷史需要，以經濟學教條否定中國股票市場的特殊性，以簡單的降低市盈率和行政處罰，或者集中搞運動的辦法來否定系統性地設計改革和完善市場，在實際中往往走向反面。象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主觀上限制大戶，客觀上嚴重損害了全社會特別是農民大眾，王安石這個“拗相公”，卻毫無察覺。直至被罷官，見到老太太喂豬，呼“王安石，過來吃”，不禁大為悲憤，毒發身亡。文化革命也是一例。以理想主義或者信仰指導決策，理想越高效果越差。

　　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處理辦法，必然適得其反，給莊家及其代言人找到反擊的機會--春節一過，股票市場大跌，中小股民怨聲四起，莊家代言人和部分傳媒集中反擊吳敬鏈，不僅態度蠻橫，而且瞞天過海，極力淡化這次爭論的核心：莊家違法國家法律，操縱股票市場問題。這些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早已成為金融資本的代言人，或者自己家族本身就是莊家，他們應該帶頭出來揭發莊家的違法行為。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媒體都為他們說話，發展下去，政府決策也會受他們操縱。這使人想起俄羅斯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勾結金融寡頭，搞垮國家，干預政策，操縱政治--這在中國是絕對不能夠允許的。

　　事到如此，也只有一個辦法：堅決清查和處理莊家，批判那些赤裸裸代表投機資本的“著名經濟學家”，改變社會輿論，促使政府將研究重點，政策重心，切實放到保護中小股民利益方面來。

　　中國股票市場必須繼續發展，我在前年預言的5年牛市完全可以實現。政府利用股票市場化解危機因素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必須有大力度的政策支持股票市場，保護中小股民，比如將國有股以凈資產上市而不是以市場價格上市，將收入作為社會保障基金再入市，宣布法人股不再上市由上市公司自己拍賣，征收股票所得稅以建立平準基金調節股票市場，全面健全法制和民主，使中小股民有低成本起訴和監督上市公司，證券機構和政府決策的可能性，都必須盡快進行。(楊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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