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伯南克小傳：美聯儲里的陌生人 | 比較

　　作者 | 陳永偉（《比較》研究部主管）

　　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Ben S． Bernanke、Douglas W． Diamond和Philip H． Dybvig，以表彰他們“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比較》研究部特準備了伯南克的小傳，以幫助讀者多面了解伯南克。《比較》也曾多次發表過伯南克的文章，后續會陸續推薦給大家。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美國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在南卡羅來納州一個名叫狄龍的小村子長大。伯南克的祖父喬納斯·伯南克曾在紐約經營著多家藥店，但由于大蕭條的到來，他的事業受到了很大的影響。1941年，他發現狄龍地區有一家藥店出售，就帶者自己的妻兒一起逃離了紐約，搬到了狄龍。伯南克的父親菲利普·伯南克曾在美國海軍服役，但諷刺的是，這位海軍戰士大部分的軍旅生涯卻是在內華達州的沙漠度過的。在那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一個軍用物資供應點。退役之后，菲利普去北卡羅來納大學查珀爾希爾分校攻讀戲劇學的碩士學位，并在那兒結識了北卡羅來納大學女子學院的學生埃德娜。很快，菲利普與埃德娜墜入了愛河，并一起回到了狄龍的老家。不久之后，他們的孩子伯南克就出生了。

　　從很小開始，伯南克就體現出了過人的聰慧。小學六年級時，他參加了一個全國性的拼字比賽，一舉得到了南卡羅來納州的冠軍——事實上，如果不是在一個單詞中多拼了一個字母，他就是當年全美的冠軍。

　　伯南克在哈佛度過了自己的本科生活，并于1975年從哈佛畢業。在此之后，他進入了哈佛邊上的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那里，他在著名經濟學家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her）的指導下系統學習了宏觀經濟理論。伯南克本人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大蕭條，他的畢業論文研究的就是這個話題。

　　1979年，伯南克獲得了博士學位。此后，他進入了斯坦福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并于1983年升為副教授。在斯坦福期間，伯南克發表了一篇關于大蕭條的重要論文，這篇論文認為相比貨幣供給的下降，金融系統的失靈是造成大蕭條的更本質原因。1985年，伯南克跳槽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教授。在那里，他和自己的合作者一起完成了很多重要文章，其中就包括著名的BGG模型。從1996年開始，伯南克擔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在任職期間，伯南克禮賢下士，招來了很多優秀的經濟學家，充實了經濟系的科研和教學實力。例如，經濟學界著名的“大嘴”、2008年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就是伯南克任職期間力排眾議引進的，而他在伯南克任職美聯儲期間，卻成了其最堅定的批評者。

　　2002年，伯南克被小布什總統提名進入了美聯儲，擔任理事。2006年，他又接替了傳奇人物格林斯潘出任了美聯儲主席，直到2014年。卸任后，伯南克進入了著名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現在，他是該學會的杰出研究員。

　　大蕭條和金融加速器

　　在學術研究上，伯南克最大的貢獻有兩個，一是對1929年大蕭條的經濟史研究，二是對“金融加速器”的理論探討。

　　在宏觀經濟學中，對大蕭條的解釋一直被視為“圣杯”。在伯南克之前，已經有很多著名學者對其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例如，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大蕭條的產生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貨幣主義者則認為，大蕭條源于貨幣供應量的崩潰。伯南克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以上這些觀點的綜合。與貨幣主義者的觀點類似，伯南克認為大蕭條的發生確實是源于流動性緊縮，但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卻是當時存在的金本位制度。正是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的黃金盈余國對黃金流入進行沖銷，從而引發了貨幣收緊。而這種貨幣的緊縮又通過金本位制度傳導到了全世界。伯南克在書中援引了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說明了越早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從大蕭條中復蘇越快，從而反證了金本位制度的存在乃是大蕭條的根源。當然，除了需求方的因素外，伯南克也討論了供給因素的影響。他著重分析了工資剛性的重要性。他認為，由于民眾對政府的巨大壓力，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政策維持一個較高的名義工資，而這顯然會造成更多失業，讓大蕭條持續更久。

　　由于對大蕭條有深入研究，相比于同期的宏觀經濟學家，伯南克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了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他的“金融加速器”理論就是這種關注的體現。

　　所謂金融加速器，顧名思義，就是金融系統對于沖擊的放大和加強作用。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代理成本、凈值與經濟波動》（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中，伯南克及其合作者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一起討論了這個問題。在伯南克之前，莫迪格里亞尼和米勒曾提出過一個融資結構無關的理論，也就是著名的MM定理。根據MM定理，如果金融市場是完美的，那么企業的投資行為就不會受到融資結構的影響，其價值也會獨立于融資結構。伯南克和格特勒認為，在現實中，這個假說顯然不成立。現實中，金融市場是不完美的，因而外部融資的代理成本會高于內部融資。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投資就會受到企業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充足的現金流和高資產凈值會從兩個渠道影響投資。直接的，它本身就可以構成內部融資的來源，從而激發企業的投資意愿。間接的，它還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多抵押品，從而減少外部融資成本。當企業受到沖擊時，其現金流和凈值當然會受到影響，而這種影響本身又會進一步放大沖擊的效用，由此，金融市場對沖擊的放大效應就出現了。在伯南克看來，金融市場越不完美，代理成本越高，這種放大效應就越明顯。而代理成本本身是反周期的，因此它就會延長周期，放大周期。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出現于1989年的論文，但它作為一個名詞正式出現卻是在1996年與格特勒及西蒙·吉爾切菲斯特（Simon Gilchfist）合作的論文《金融加速器與安全投資轉移》（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中。此后，三位作者又在1999年的論文《一個數量化商業周期框架中的金容加速器》（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中對這個思想進行了更為嚴格的模型表述。由于三位作者的名字首字母分別為B、G、G，因此這個模型常被稱為“BGG模型”。

　　在BGG模型中，金融加速器效應被融入了新凱恩斯主義的模型中。它清晰地告訴人們，在整個宏觀經濟中，經濟沖擊是怎樣通過金融市場放大的，而金融市場的效率又是如何影響金融加速器的大小的。除此之外，BGG模型還為央行的干預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在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框架中，央行對經濟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利率對實際收入的影響實現的——當利率更低時，人們的實際收入就會更高，因而有效需求就可以更大。而考慮了金融加速器效應后，利率對于經濟的作用渠道就更多了：當利率降低時，企業的凈值將會增高，這有助于增加企業的凈資產，減少企業的融資成本，進而導致企業投資的增加。顯然，這個發現對于日后伯南克作為美聯儲主席應對金融危機是起到了很大的啟發作用的。

　　美聯儲里的陌生人

　　2002年初的一天，正在學校辦公的伯南克接到了一個來自華盛頓的電話。電話的那頭是時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他代表總統小布什詢問伯南克，是否有興趣改變一下現狀，走出學校，去為美聯儲工作。

　　接到這個邀請后，伯南克猶豫了。對于他這樣一個久居象牙塔的人來說，為聯儲工作將意味著放棄很多東西：他將遠離熟悉的教學和科研，辭掉剛剛擔任不久的《美國經濟評論》的主編（《美國經濟評論》是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雜志，對于經濟學者來說，擔任該刊的主編是一個極高的榮譽），甚至自己的女兒都要離開她的伙伴，跟自己轉學到華盛頓。不過，作為一個宏觀經濟學家，學以致用的沖動最終說服了他，于是他向哈伯德回應道，愿意去華盛頓“參加面試”。

　　這場“面試”進行得十分輕松愉快。在詢問了伯南克幾個問題后，小布什總統就認定他是擔任美聯儲理事的合適人選。在經過了一些例行的審核之后，小布什于5月正式提名了伯南克。8月，伯南克就在格林斯潘的見證下，正式加入了美聯儲。

　　伯南克加入美聯儲時，正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好時期，但在那段時間里，伯南克卻一直過得不太開心。作為一名學者，他在更多時間里更像是美聯儲里的一個陌生人。

　　在貨幣大師格林斯潘操刀的貨幣政策之下，經濟增長穩定，通貨膨脹平穩，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所有的一切都很好。然而，作為一名研究大蕭條出身的專家，對經濟危機的憂慮卻總是縈繞在伯南克的腦海中。在對全美經濟學家俱樂部的演講（這也是他加入聯儲后的第一次公眾演講）中，他表達了這個看法。他指出：盡管經濟正在復蘇，但通貨緊縮和嚴重的經濟衰退依然可能出現，如果這樣的情況發生，美聯儲應該對其有所應對。不久之后，他又在兩次演講中重申了這一觀點。不過，當時的多數人都對伯南克的看法不以為然。事實上，當時不僅普通人認為大蕭條絕不可能重來，甚至連多數經濟學家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例如，理性預期學派的領軍人物、1995年諾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就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公開宣稱：“經濟危機的核心已經被解決了。” 

　　2006年，執掌美聯儲長達19年的傳奇人物格林斯潘卸任，伯南克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在格林斯潘掌舵美聯儲時期，為了刺激經濟，一直采用低利率政策，這一政策在房地產市場上催生了巨大的泡沫，這也催生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迅速發展。與此同時，格林斯潘又奉行放任政策，對衍生品市場上的各種創新少有監管。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將蘊含巨大風險的次級貸款打包成各種金融產品進行出售，于是，產生于次貸市場的風險就彌漫了整個經濟。這就好像，整個世界都已經鋪滿了火藥，就等火被點燃了。

　　幾乎就在伯南克接棒格林斯潘的同時，火被點燃了。從2006年的春季開始，市場預期發生了改變，房地產價格開始出現下降，次貸違約現象開始出現。本來，這只不過是一個小火苗，市場自身的調節很快就能把它掐滅。不過，在各種衍生品、金融杠桿的助推之下，這個小火苗卻逐步變成了燎原的大火。到了2007年，次貸危機已經波及了全世界，歐美股市出現了全線暴跌，大批金融機構出現了巨大虧損，甚至有一些機構還瀕臨倒閉。雖然所有的禍根都是在格林斯潘的任期內埋下的，但很不幸，伯南克卻成了“接盤俠”。

　　盡管伯南克一直都防備著危機，但遺憾的是，他并沒有預料到危機發生的確切方向。這當然不能怪他，事實上，在他接受的經濟學訓練中，金融只在宏觀經濟中扮演了一個非常不起眼的角色，即使他的BGG模型都被人認為言過其實。但在真實世界中，金融創新的發展，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復雜程度卻遠遠超出了象牙塔內那些學者的想象，憑借標準的經濟學訓練，即使能夠預感到危機，也難以找到危機的位置。

　　幸運的是，經濟學訓練雖然沒有讓伯南克可以先知先覺，防患未然，卻足以讓他在危機發生的時候不至于驚慌失措。面對金融市場的全線告急，流動性的迅速枯竭，他很快認識到，其實整個市場的金融風險主要集中在幾家關鍵的金融中介機構身上，正是它們的告急導致了恐慌和擠兌。因此，要想拯救整個金融市場，就必須給這些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以保證它們能夠在危機中挺住。在這種信念之下，他說服并帶領美聯儲人員，制訂并實施了一系列對于關鍵機構的救助計劃。從后來的發展看，這些救助對于穩住金融市場、遏制金融風險的蔓延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這些金融措施雖然幫助金融市場挺過了危機，卻把伯南克本人推到了風口浪尖之上。伯南克的方案是針對關鍵金融機構的，這個方案讓他里外不是人——主張強干預的人認為，伯南克這種做法太過畏手畏腳，使得危機難以被迅速遏制。而主張自由放任的人則認為，伯南克主張援助那些貪婪的大型金融機構完全是對市場的扭曲，這種做法很可能在未來助長道德風險。我想，在當時，伯南克一定有著極為巨大的心理壓力。事實上，他本人在制定這些救助方案時，心里就充滿了掙扎。作為一名學者，他是信仰自由市場、痛恨那些利用市場牟利的金融寡頭的，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他卻不得不去拯救那些自作自受的金融寡頭。

　　危機來得很猛，但去得也比較快。不久之后，金融市場上的混亂基本結束了，但是，伯南克并沒有因此而輕松。當危機過去后，下面要做的就是經濟復蘇。但怎么推動這一切呢？當時，主流的觀點是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一個較高的通脹率，直到經濟增長和就業恢復。包括美聯儲副主席（也是后來的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芝加哥聯儲主席查爾斯·伊文思（Charles Evans）、紐約聯儲主席威廉·達德利（William Dudley）在內的一眾大佬都支持這種方案。不過，作為一名優秀的貨幣經濟學家，伯南克對這種激進的方案卻很猶豫。他當然知道，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利于增長，但他也深知，通脹就像是毒品，一旦用上了就很難停下來，而這對于經濟的傷害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在綜合考慮了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這兩個目標之后，伯南克選擇了比較中庸的道路，通過量化寬松，把通脹維持在一個相對溫和的位置。

　　顯然，這個方案又遭遇了大量的責難。干預派指責這過于謹小慎微了。比如，那位由伯南克親自招入普林斯頓的“大嘴”克魯格曼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公開批判伯南克治下的美聯儲展現出“可恥的”消極態度，而伯南克本人則被其斥為是“軟骨頭”。而與此同時，自由放任的支持者則批評伯南克用貨幣政策扭曲了經濟的自我調節。例如，經濟史學者艾倫·梅爾澤（Allan Meltzer）就認為當時困擾美國的高失業率并不是貨幣問題，伯南克試圖用貨幣政策去調節經濟其實是在做超出能力范圍的事。

　　2010年時，伯南克任美聯儲主席滿一屆，在參議院審議其連任申請時，得票是70比30，而格林斯潘在上一次連任時，得票則是89比4。兩相對比之下，就可以看到這位幫助美國渡過了最困難時刻的英雄到底有多么受爭議。

　　在第二個任期，伯南克的主要任務依然是在通脹與經濟增長這兩個目標之間走鋼絲。為了兼顧這兩個目標，他一邊小心翼翼地制定量化寬松政策，一邊又仔細地評估經濟狀況，以求在合適的時候退出量化寬松。然而，伯南克并沒有在自己的任期內結束量化寬松。2014年1月，伯南克任滿，如何在兩個目標之間走鋼絲的任務從此甩給了他的繼任者耶倫。值得慶幸的是，在伯南克卸任前，美國經濟狀況已經出現了明顯好轉，社會上對其的評價也開始改善。路透社曾在2013年底對金融分析師進行了一次調查，讓他們給伯南克的任職表現打分，結果顯示，在10分的總分中，分析師們打出的平均分為8分。

　　當伯南克從美聯儲主席的位置上退下后，他終于可以回歸學術界，以一個旁觀者的姿態來觀察美聯儲、觀察經濟了。他選擇加入了美國著名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出任那兒的杰出研究員。有意思的是，他為自己選擇的研究話題依然是“從大蕭條中促進經濟強勁復蘇”。

　　伯南克最近的動態是關于新冠疫情影響的一個討論會。伯南克在討論中指出，當前的新冠疫情和大蕭條是有本質不同的，前者源于實體經濟，而后者則源于金融市場，然后傳導到實體經濟。在他看來，只要保持好金融體系的運作，那么疫情的影響就是短暫的，疫情一結束，經濟就可以迅速恢復。

　　伯南克的這個預測會準確嗎？現在要下結論恐怕還為時過早。不過，從伯南克本人的經歷，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對于危機的預判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應該是正確的行動。正如他說過的：“散兵坑里沒有無神論者，危機中沒有空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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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