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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導讀：上月，美國重要科技政策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在對中國11個高科技行業創新能力進行超過20個月的調研后，在美國國會大廈舉辦了一場報告發布會，受到歐美科技和對華政策界人士高度關注。報告指出，中國在核電和電動汽車（含電池技術）領域領先，機器人技術、顯示技術、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接近領先，而在化學制品、機床、半導體和生物醫藥領域則相對落后，半導體行業因出口管制而發展受阻。

　　    報告旨在糾正西方對中國創新能力的偏見，強調美國在科技競爭中的勝出并非必然。作者通過大量證據表明，雖然中國尚未在整體上占據領先地位，但已建立了一個市場需求導向、正向循環的創新體系。正如過去的歐美跨國巨頭，中國企業的巨大規模、全球戰略和研發投入也幫助其成為創新的主導力量；與此同時，信奉“向科技無盡探索”的歐美，似乎越來越難實現“創新-市場變現”的閉環。因此，至少數百家在中國“卷殺”出的強勢企業正意圖“占領”全球市場，有望在十年內趕上西方領先國家。

　　報告指出，“中國能創新”這一事實，比過去日本和“四小龍”的崛起更值得他們警惕：中國優勢將因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而放大，不僅能依靠國內實現創新循環，還能通過“低成本”繼續向發展中國家和失去先進制造能力的發達國家推廣，最終實現全球技術經濟權力中心的轉移——幾十年內，可能會是中國對美實施出口管制。為應對中國的創新挑戰，報告建議美國無論大選結果如何，都應超越意識形態之爭打造“國家實力資本主義”（national power capitalism），借鑒中國創新模式的關鍵要素，加強國家間技術經濟權力競爭，尤其是在對外政策上與歐洲盟友合作，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和投入，并限制中國創新產品在發達市場的利潤，并推動“友岸/近岸外包”和“回流”項目將重新布局全球產業鏈。

　　值得關注的是，近來西方的一些主要智庫和媒體似乎都在強調中國多個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一方面，這種對中國“全面領先”的夸大報道，可能是為嚴格的限制措施造勢；另一方面，在西方日益強烈的反壟斷浪潮中，這些報告似乎站在大企業的立場上，暗示要想競贏中國，就需要發展類似中國的“舉國體制”并改革現有的反壟斷政策。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編本文，供讀者思考。文章原刊于ITIF，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中國正迅速成為先進產業的領先創新者

　　文|Robert Atkinson

　　翻譯|慧諾

　　來源|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美國如何應對中國經濟和技術挑戰，關鍵在于中國能否成為真正的“創新者”。如果中國主要依賴“模仿”，那么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威脅就會減少。只要美國和盟友能持續創新，即便中國能快速復制外國技術，美國也能保持技術領先。然而，如果中國能同步自主創新，尤其是在規模經濟和國家政策支持下，中國取代美國及其盟友技術公司的可能性將大增。

　　這個問題雖然被廣泛討論，但除了對創新指標（如論文引用、研發人員、專利等）的分析外，缺乏深入研究。因此，ITIF通過研究中國企業的創新程度及其全球領導潛力發現，盡管中國企業和行業的創新能力尚未完全達到西方國家水平，但正在迅速追趕，且規模巨大。有中國智庫在2021年指出，中國科技與美國有差距，但增長迅速，潛力巨大。這就像海面上看似平靜，實則數百家強大、創新、低成本的中國企業正像海嘯般涌來，準備奪取全球市場份額。

　　西方應跳出意識形態限制，放棄“中國無法創新”的陳舊觀點。中國并非蘇聯，其企業擁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只要它們致力于實現將中國打造成世界創新領導者的目標；實際上，中國更像20年前的崛起亞洲“四小龍”，但其更加力量更加強大也更值得警惕，因為這是只在新型舉國體制支持下的“噴火巨龍”。

　　 1 在先進產業，未來或許是中國對美進行出口管制

　　過去十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技術復雜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如電信設備、機床、計算機、太陽能板、高速鐵路、船舶、無人機、衛星、重型設備和藥品。中國在這些領域占據顯著市場份額，并在機器人、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新興行業迅速發展。ITIF的漢密爾頓指數顯示，中國在先進工業的全球市場份額在過去25年大幅增長。

　　預計中國的生產率將繼續快速增長，可能達到美國水平的80%，這主要依賴于國內服務業的技術提升。這可能導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兩倍甚至三倍。美國及其盟友難以減緩中國的生產力增長，因為這種增長不依賴于盟國控制的關鍵技術。

　　中國實現“平價創新”將對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國內方面，中國將更加自給自足，減少對西方制裁的敏感性，同時增強軍事能力，因為軍民融合將更緊密，武器系統公司可以利用各行業的尖端技術。此外，中國在商業技術的強大也將轉化為外交事務中的更大權力，可能最終導致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友實施出口管制。

　　這對美國的影響可能尤其重大。如果中國在機器人、電動汽車、飛機、半導體、藥物等領域成為創新領導者，它將能夠主導全球經濟。中國在全球技術領導者的市場份額上取得重大進展，將改變全球經濟的基本性質。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先進工業發展歷經200年，從英國和西歐到美國，再到日本和韓國，這一局面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整個西方可能變得像如今的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及歐洲部分國家那樣，經濟空心化，缺乏先進制造業，技術部門薄弱，經濟主要依賴旅游、金融、農業和自然資源。

　　這樣的轉變可能是逐漸發生的，但如果發生，更可能是在十年或二十年內迅速出現。創新產業通常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銷售減少可能導致收入下降、投資減少和創新減少，形成惡性循環。相反，收入增長的公司則能增加投資和創新。

　　因此，規模在先進產業中至關重要，強大競爭對手的威脅能迅速造成毀滅性影響。先進工業商品市場在全球GDP中的份額基本固定（注：約11.8%），如果中國在全球銷售中占據更多份額，非中國公司的市場份額將減少。

　　現在是時候從單純關注制造業轉向關注先進產業領導力。如今美國的競爭力辯論往往集中在制造業上，但美國可能擁有一個以低附加值產業為基礎的制造業經濟，卻依賴中國的高端產業和創新。

　　 2 打破歐美偏見：為何中國能創新？

　　（一）什么是創新？能“市場變現”的才算

　　本文認為，創新的衡量標準是公司在全球市場上首創或接近首創的產品和服務的份額。如果創新不能成功市場化，其重要性就會降低，這需要保證產品質量、成本競爭力和有效的商業模式。克里斯坦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中強調，僅產生新想法是不夠的，技術突破若不能轉化為可部署的產品，也是徒勞。換言之，創新不僅僅是發明或科學，它是將新產品或服務成功推向市場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廣泛傳播和采用同樣重要。我們關注的正是中國在早期將新產品推向廣泛市場的能力。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一份報告將創新分為四類：效率驅動型、客戶中心型、工程導向型和科學導向型，中國在效率驅動型和客戶導向型創新中表現出色，接下來需要在工程導向型和科學導向型創新上取得突破。

　　（二）兩百年歷史已證明：“模仿者”和“追隨者”，完全可成為“創新領導者”

　　從“快速追隨者”到“全球領導者”的轉變并不容易，但已有多個國家和地區成功實現：美國在20世紀初（面對歐洲），德國和奧地利在19世紀末（面對英法），以及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面對西方），韓國、臺灣地區和新加坡在隨后幾十年都完成了這一轉變。

　　許多人認為，要在先進制造業中取得全球優勢，需要大量的學習和掌握復雜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通常不易從公開資料中獲得。因此，盡管中國在飛機、高鐵、太陽能電池板、個人電腦、超級計算機、電信設備和互聯網服務等復雜技術行業取得了市場份額，但仍有人懷疑中國的創新能力。

　　但事實是，中國企業在眾多復雜技術領域已取得顯著進展。歷史經驗表明，日本和韓國可以通過引進外國技術并保護本土創新者，最終成為技術先進的經濟體，中國當然也可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實現類似的進步。

　　（三）美國人為何仍對“中國創新”視而不見？

　　許多美國經濟學家和專家從自由市場的視角看中國，未能真正理解中國經濟的實際運作。他們將中國的“產能過剩”視為政策失敗，認為中國決策者如果更懂經濟學，就會解決這個問題。例如，拜登前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布萊恩·迪斯認為，中國應通過擴大社會安全網、直接向家庭支付款項和更進步的稅收政策來減少不平等、增加消費，以支持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迪斯和其他西方觀察者一樣，用西方的視角評價中國的經濟政策。在西方，政府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被看作是線性的，主要是投資于基礎研究。然而，中國模式更注重資助能為中國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應用研究。

　　西方經濟體往往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除了“追求增長”或在氣候活動家推動下“去增長”（de-growth）。國家引導經濟方向的理念常被質疑。相比之下，中國清楚自己的經濟目標，即“變得更創新”，擴大在關鍵產業如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機器人等領域的全球先進技術生產份額，哪怕這看起來“低效”。

　　在產業政策和“挑選贏家”方面，西方尤其是英美國家，通常避免表明某一行業比其他行業更重要，除非是綠色技術產業和計算機芯片，大多數經濟學家仍持有“計算機芯片和薯片沒有區別”的觀念。

　　西方經濟模式強調投資的凈現值回報應至少等于資本成本，特別是在短期內。在這種模式下，過度投資和不足投資都被視為風險。但如果從技術競爭的角度來，創新投入應該和軍事武器支出一樣，通常不應受整體經濟回報率的評估，而是根據國家安全需求來決定。例如，中國在投資先進技術產業時，也更注重權力和安全，而非單純的經濟回報。

　　此外，美國的政治體系歷來是利益和派系競爭的平臺，但在強有力的領導下，這些派系可以圍繞國家利益團結起來。冷戰期間，美國曾展現出這種團結，但隨著蘇聯威脅的消失，美國似乎回到了派系爭斗的狀態，缺乏對國際產業競爭力的關注。如今，各種個人利益團體爭奪利益，從工會到消費者團體，從小企業到華爾街，再到法律和環保組織，每個團體都在追求自己的目標。很難想象一個總統會宣布美國的貿易政策將淡化與戰略利益無關的行業，以優先考慮先進產業。這不僅會遭到經濟專家的反對，國會也會介入保護地方工業利益。

　　在二戰期間，美國領導人沒有將消費者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實施了配給制，轉向武器生產，并限制了罷工，因為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今天，美國需要這種精神來贏得科技經濟戰爭；過去，商業領袖如歐文·沙皮羅和雷吉·瓊斯曾為美國資本主義和國家利益發聲。但現在，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美國缺乏一個團結的國家使命，利益團體無法團結起來，除了在自由、公平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

　　盡管美國政府開始朝“大國競爭”方向發展，特別是在《芯片法案》通過后，但這更多是基于國家安全的嘗試，而非一個全面的國家工業戰略。考慮到美國領導層未能接受新的經濟政策學說，這似乎并不是確保美國繼續全球力量的前兆。

　　 3 中國的創新體系：讓一切循環起來

　　美國的戰后創新模式在面對中國的新模式之前大多是有效的，但中國的模式追求的是國家科技經濟實力，而非單純的人均GDP增長，而技術革命和產業轉型能迅速增強國家實力。

　　許多技術一旦被中國體系采用，就會啟動一個積極的循環。眾多中國公司開始以較低的質量和價格生產這項創新，但得益于國家的支持和受保護的國內市場，一些企業能夠擴大生產規模。這些更成功的公司會進行持續的產品改進和深度流程創新，通常也得到政府的支持。隨著銷量的增加，規模較小的公司被淘汰，規模經濟開始顯現，形成了降低成本和增加研發投入的良性循環。中國市場的龐大規模帶來了大量客戶反饋，促進了更多的改進和銷售，從而增加了利潤。

　　這些利潤再投入到研發中，幫助公司進入由西方公司主導的市場細分領域。中國公司的競爭會侵蝕外國對手的銷售，導致后者減少研發或退出市場，轉而專注于高附加值服務和品牌。有時，外企也樂于以高價將這些“低端”業務賣給中國公司。這種策略得益于美國股市對短期利益的關注和對高利潤業務的壓力。

　　雖然這種模式不會經常產生顛覆性發明，但它能夠實現持續的創新和改進，增加全球市場份額，削弱更具創新性的競爭對手。相比之下，美國/西方的創新模式依賴于良好的科學、冒險的企業家和全球市場準入，這使得不同規模的國家都能成功。然而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盡管研究投入巨大，根本性突破總是稀少的，而規模化和增量創新則更為常見，所以顛覆性創新者并不總是最終的市場領導者。

　　（一）“10S”：中國的循環創新模式

　　1、科學與工程能力（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ties）：中國擁有大量科學家和工程師，這使得其公司能夠投入人才持續改進創新。與美國不同，中國重點培養大量本科和碩士級別的科學與工程人才，他們在公司中幫助逐步改進創新。中國的研發人員成本遠低于美國，這使得中國公司能夠在相同研發預算下投入更多研究人員和工程師。例如，在16家隨機抽樣的中美公司中，盡管研發與銷售比例相似，但中國公司的研發人員是美國公司的2.3倍。此外，即使中國已經建立了國內研發能力，它仍在積極吸引海外研發資源，特別是通過吸引先進產業和研發設施。

　　2、領先優勢（Head Start）：中國在一些行業已經取得領先，這使得它能夠進一步鞏固地位，支持公司實現規模經濟，生產出價格低廉的產品。這種情況類似于傳統的“嬰兒產業論”，即當一個國家已經獲得領先優勢時，其他國家很難進入并降低邊際成本。這在無人機、核能和電動車等領域尤為明顯。

　　3、市場規模（Market Size）：中國的市場規模也是一個關鍵因素。隨著人口的富裕，中國市場正在迅速擴大，這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優勢。中國通過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等方式，積極擴大其全球市場份額。中國還利用政府政策來擴大創新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需求，比如為機器人采用提供補貼、推動核反應堆建設、促進智能工業轉型、快速部署無人機交付、激勵電動車購買和自動駕駛汽車發展。這些政策不僅幫助中國公司實現規模，還推動了先進技術的采納。相比之下，美國的政策在社會技術轉型上顯得中立甚至消極。

　　4、速度（Local Suppliers）：中國創新體系的重點是快速將市場反饋融入生產中，這要求產品設計和生產系統迅速更新。這種對速度的追求使中國企業能夠不斷推出市場改進，目標是在競爭對手之前占領市場份額并實現規模經濟，從而形成良性增長循環。這一點在中國的私營和初創企業中尤為突出，而許多外國競爭對手則是官僚化的跨國公司，其復雜流程限制了速度。中國政府也鼓勵企業快速發展，與美國減緩發展速度的趨勢形成對比。

　　5、供應商網絡（Local Suppliers）：中國的生產系統也受益于緊密的本地供應商網絡。盡管全球生產系統已經變得更加分散，但與供應商的緊密聯系對于速度和創新至關重要。中國供應商通常與大型原始設備制造商（OEM）地理位置接近，這加快了需求傳遞和新產品的獲取速度。西方公司為了降低成本而選擇全球分布的供應鏈，但這犧牲了速度和創新。例如，美國汽車工業的衰退部分原因是由于生產和研發系統的地理分離。相比之下，中國的低成本生產系統和供應商通常位于同一地區，加上中國在某些制造業領域的專業化，使得本地生產聚集效應更加豐富和深入。

　　6、補貼（Subsidies）：中國的補貼規模因城市和省份之間的產業競爭而大幅增加，這些地方政府為支持本地企業投入了大量資金。中國不受世貿組織對補貼的限制，其補貼規模和范圍廣泛，包括直接補貼、稅收激勵、能源補貼等。與補貼密切相關的是市場準入限制，這直接幫助國內企業獲取市場份額，同時通過減少外國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來間接幫助。雖然其他亞洲經濟體也使用補貼和市場準入限制，但它們的市場規模和政治限制使它們無法像中國那樣對全球市場產生影響。中國的情況則不同，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同時讓中國企業獨占市場，這在結構上削弱了非中國企業，同時增強了中國企業。美國對中國政府缺乏有效的杠桿作用，這使得情況更加復雜。

　　7、企業規模（Firm Size）：企業規模對于國際競爭至關重要，特別是在知識型產業，因為這些行業通常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銷售量的增加可以降低邊際成本，增加收入，進而用于再投資。在某些行業，如噴氣式飛機和半導體，高固定生產成本意味著全球市場只能容納少數參與者。中國的反壟斷政策相對寬松，鼓勵大型企業的成長，尤其是在國家利益范圍內。中國采取產業整合戰略，有時支持的企業數量超過經濟合理范圍，但最終會通過政策進行優勝劣汰，減少競爭者數量。例如，中國鐵路建設和鋼鐵行業就經歷了大規模整合。中國還支持企業成為全球解決方案提供商，如華為。相比之下，西方的反壟斷政策更為激進，擔心大型企業會損害資源配置效率。但中國利用反壟斷政策作為競爭工具，鼓勵國內企業規模化，同時限制全球企業的合并，因為這些企業需要在中國開展業務。中國的政策往往鼓勵新興產業的超競爭，允許大量企業進入市場，最終通過市場競爭淘汰弱者。這與歐洲等地不同，那里的政策使得不完全競爭的企業能夠長期存活。

　　8、專業化（Specialization）：中國通過深耕特定領域來促進創新。與美國研究型大學只有少數教授專注于特定領域不同，中國建立了數百名研究人員專注于同一主題的研究機構。例如，中國有近50個研究生項目專注于電池化學，而美國只有少數教授研究電池。中國還建立了類似臺灣地區工業技術研究院和韓國電氣技術研究院的大型專業化工業研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計劃體現了這種專業化，這些實驗室通常位于大學，但也在私營企業中成立，類似于美國的貝爾實驗室。此外，中國政府還通過形成先進技術區域集群來推動專業化。例如，北京聯合了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和國家重點實驗室形成產業集群。中國的工程院體系模仿了美國的制造體系，但活動與研究所、公司和研發實驗室共同定位，而資金通常是美國中心的十倍以上。

　　9、“空間”（Space）：中國創新者面臨的障礙較少，通常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去承擔風險。中國對自動駕駛汽車、智慧城市、無人機配送、智能農業等的支持就是例證。中國政府渴望在創新方面取得領導地位，因此在大多數行業中對技術企業施加的限制較少。中國創新者享有的創新自由程度不同尋常，并且中國消費者的風險容忍度更高，積極尋求最新和最具創新性的產品，這為企業提供了很大的市場空間和許可（金麒麟分析師）。

　　10、戰略（Strategy）：中國創新模式背后的關鍵是中國對在先進技術領域超越對手的戰略。這種戰略不是一成不變的計劃，而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過程，雖然可能會犯錯，但始終致力于實現創新領導力的目標。與美國不同，中國能夠實現跨機構的協調，推動全政府的解決方案。中國政府和學術界在科技政策方面擁有深厚的專業知識，他們熟悉全球科技政策，尤其是西方政策，并利用這些知識來制定有效的政策。中國的科技政策不僅在中央層面，而且涉及23個省和多個大城市。中國政治體制使其能夠更多地忽視既得利益，專注于推動創新的整體使命。中國的創新系統是自下而上構建的，長期作為落后者和模仿者，專注于商品化和低附加值的行業。西方，尤其是美國，放棄了這些市場，而中國則利用這一點，提升了自己的價值鏈。此外，中國所謂的“后發優勢”使其能夠在領先者的技術上進行復制和構建。雖然向原創和高端顛覆的轉變是困難的，但這種戰略具有自我累積的優勢，正如其他亞洲國家所成功采用的。中國的創新和供應鏈關系現在覆蓋了價值鏈的每個層面，而美國在供應鏈上的深層能力不足已成為其成功的障礙。

　　（二）什么會拖慢中國的創新發展？

　　中國的創新體系擁有上述10S要素，推動其在全球先進產業中爭奪領導地位，但成功并非板上釘釘，面臨多重挑戰。

　　首先，中國的財政壓力可能限制政府對出口產業的補貼能力，尤其是考慮到人口老齡化問題。盡管如此，中國財政政策的空間相對較大，因為它有巨額貿易順差，且比民主國家更容易調整稅收和支出。

　　其次，中國在創新方面存在短板，這曾導致日本在信息通信技術產業落后。與日本不同，中國領導層高度重視創新，這也是其在前沿技術領域大力投資的原因。

　　第三，西方國家可以通過限制市場準入、爭奪市場份額和合作開發技術來減緩中國的發展。但目前，美國及其盟友尚未展現出足夠的認真態度。歐洲尤其希望通過在中國擴大商業和投資來增強自身利益，而非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

　　第四，出口管制被認為是抑制中國的手段，但這種效果被高估了。雖然出口管制可以延緩中國的進步，但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趕上或超過美國。此外，出口管制會減少美國的銷售，影響自己的創新能力。

　　第五，臺海危機可能改變中國的形勢，導致更多國家限制與中國的交流。但考慮到許多國家在俄烏沖突后仍與俄羅斯貿易，全球反應可能不會太不同。其中，歐洲尤其會因中國繼續開放FDI而“一切照舊”。此外，隨著技術能力的提升，亞洲四小龍的最終變得更加開放協作和產業導向。目前尚不清楚中國是否能展現出類似的靈活性，西方國家也可能合作開發“技術進步計劃”，并聯手制定政策限制中國。

　　盡管存在這些挑戰，美國政策制定者不能抱有僥幸心理。即使中國面臨挑戰，其對美國經濟的損害仍然巨大。如果中國按照日本的模式發展，其GDP可能是美國的三倍，研發支出更多，全球技術領導者更多，制造業可能是美國的五倍，這對美國和西方利益構成嚴重威脅。

　　 4 美國創新的挑戰：資本主義內的意識形態分歧

　　在與中國競爭的時代，美國資本主義存在五種愿景和意識形態。正如我們將要論述的，只有“國家實力資本主義”這一種思路有望幫助美國獲得成功。

　　（一）全球化市場資本主義

　　全球化市場資本主義，這一自1980年代以來在美國尤其是右翼中流行的理念，認為自由市場和無限制的全球化是增長的最佳途徑。根據這一觀點，理想的經濟是一個資本、商品、服務和人員自由流動的全球一體化市場。市場資本主義者認為，中國的政策不會傷害美國，因為自由貿易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益。他們將不參與市場資本主義的政府視為實現這一理想的障礙。

　　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者的論點基于一個關鍵因素：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無關緊要。但現實是，中國的舉國體制導致企業在某些行業大量投資，降低了全球資本回報，迫使市場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司削減投資。因此，中國的政策減少了美國在關鍵行業的資本投資，扭曲了配置效率，削弱了美國的關鍵行業。

　　盡管市場資本主義者堅信他們的教義，但他們忽視了中國對全球市場的影響。他們認為，即使美國失去所有制造業，只要金融服務和旅游業等其他行業繁榮，就沒有問題。他們否認中國是一個問題，認為美國的繁榮和權力不依賴于技術先進的貿易部門。如今，市場資本主義仍然主導著精英對美國應采取的行動的敘述。但這種固執的堅持在當今大國競爭的世界是一種弱點，類似于法國在二戰中對馬其諾防線的信仰。

　　（二）支持資本主義

　　隨著市場資本主義在應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時的不足日益顯現，一種新的、稍帶干預色彩的模式——“支持資本主義”開始受到青睞。這種模式依然以全球自由貿易為核心，但政府在推動研發、提高教育和技能、扶持創業以及幫助受全球化影響的工人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負責亞太事務的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和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一篇提出了相關概念，強調華盛頓需要增加基礎科學研究投資，特別是在清潔能源、生物技術、人工智能和計算能力領域。他們還主張聯邦政府應增加對教育、基礎設施的投資，并采取移民政策以增強美國的人口和技能優勢。

　　盡管支持資本主義比市場資本主義更先進，但仍不足以應對中國的競爭。它基于“成分主義”理論，即認為國家成功依賴于擁有足夠多的“正確成分”，如貿易協議、頂尖大學、法治、教育水平、基礎設施和基礎科學等。政府提供這些條件后，企業就能繁榮并有效競爭。

　　然而，與中國競爭時，僅靠成分數量是不夠的，還需要正確的成分組合。如果中國在某些關鍵行業占主導地位，而美國沒有針對性政策，就會失敗。此外，成分主義不足以建立區域技術中心、初創企業和高生產率公司。政策應聚焦于促使企業采取能在長期競爭中成功的措施。

　　（三）反企業資本主義

　　隨著市場資本主義的缺陷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一些進步主義者提出了反企業資本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企業資本主義是導致氣候災難、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社會不公、民主衰敗、工人受害等問題的根源。他們主張小企業和中型企業應占主導地位，或者在規模經濟或技術復雜性使得小企業難以生存的行業中實行嚴格監管或政府所有制。他們反對投資先進行業，認為這些資金流向了應該避免的大型企業，而主張政府應該在兒童保育、住房、教育、公共交通、分布式能源、基本收入和退休保障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支出。

　　反企業資本主義不僅忽視了中美競爭，還可能導致美國技術的衰退。如果市場資本主義者希望政府不干預，反企業資本主義者則希望政府全面介入，甚至取代大企業。在美國急需全社會、全政府共同應對中國在先進行業競爭的關鍵時刻，左翼團體卻聚焦在反大企業的理論和議程上，這既諷刺又令人擔憂。

　　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者一樣，反企業主義者也否認特定行業的重要性，但他們更關注全球化帶來的競爭，這限制了政府對企業施加稅收和限制的能力。反企業主義傾向于經濟孤立和自給自足，脫離與其他國家的競爭，允許政府施加任何反企業政策而不影響競爭力。

　　（四）工人和氣候資本主義

　　“工人和氣候資本主義“是一種新興理論，可能取代市場資本主義成為主流。這種理論支持使用政府政策，包括貿易和工業政策，來支持創造藍領工作和社會政策等“高尚”目標，并推廣綠色轉型的產業政策。

　　新右派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忽視了藍領工人，主張加強對制造業的關注。他們認為需要大部分行業工會化的勞動市場和更高的最低工資，以增強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萊特希澤的《沒有什么貿易是自由的》代表了這種觀點，主張重新調整貿易政策，首先幫助美國工人，尤其是藍領工人。這種理論認為，對所有制造商品征收高關稅是積極的，因為這將幫助制造業工人，盡管這可能會傷害許多美國制造商。拜登政府的以工人為導向的貿易政策也反映了這一特征，強調經濟機會的民主化，了解工人的環境，重新設計激勵結構，使社區之間不再相互對立。

　　然而，工人資本主義的問題在于它對工業競爭缺乏戰略性。它將制造噴氣機和罐子視為同等重要，盡管只有前者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具有戰略意義。這一理論優先考慮工人而非國家，常常導致反對自動化，認為這會傷害工人。它還導致貿易政策采取“萬事皆好”的態度，認為低技能工作和高技能工作同等重要。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政策理論，幫助特定類型的工人和環境，在許多總統搖擺州中具有政治吸引力。

　　一些左派和中間派也主張相同的目標，但通常會在此基礎上加入“綠色工作”和綠色轉型，作為新型“氣候資本主義”“的指導原則。然而，綠色經濟不能成為旨在阻止中國獲勝的工業政策的焦點，因為能源部門規模太小，且綠色工業議程分散了對中國競爭議程的必要關注。

　　描述中國貿易和經濟實踐的術語包括“貿易失衡”、“中國沖擊”、“中國作為貿易伙伴”、“中國的過剩產能”和“關鍵供應鏈脆弱性”。這些術語往往掩蓋了中國在高端商品上的系統性和大規模貿易順差，這是一種服務于技術經濟的進攻性戰略。中國的過剩產能是一種“武器”，以獲取全球市場份額。而關鍵供應鏈的脆弱性并不是全部都重要，一些脆弱性并不影響國家安全。降低風險是歐盟普及的一個術語，表明其不支持更為強硬的美國對華政策，但問題并不是降低風險，而是破壞中國的行為導致先進西方公司市場份額的減少。

　　（五）國家實力資本主義

　　國家實力資本主義是“國家發展主義”的一個子集，這是一種在美國尚未充分發展的模式，它強調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特別是為了保持和增強對中國的技術經濟優勢。這種模式認識到國家間的競爭是真實且殘酷的，不是簡單的雙贏游戲，而是一種權力的較量。它需要一個國家先進技術政策，類似于國防政策，以確保國家實力不喪失。

　　國家實力資本主義注重目標，它要求我們明確需要發展的產業，如生物技術、芯片、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然后制定政策來實現這些目標。這種模式不是為了模仿中國，而是借鑒中國模式中的有效元素，如高水平投資、對先進產業的聚焦、快速的決策過程、對創新的廣泛支持，以及對科技政策的深刻理解。我們不需要復制中國的政治體制；相反，我們必須發展一種具有美國特色的體系，結合私營企業的活力和政府的戰略指導。

　　雖然本報告無法提供一個全面的計劃，但我們在之前的系列報告中已經提出了詳細的議程，包括通過貿易措施保護美國及其盟友應對中國競爭。以“國家實力資本主義”為綱領，本報告在此基礎上提出五項關鍵建議：

　　將研究和實驗稅收抵免提高三倍。鑒于中國的研發稅收抵免可能至少是美國的三倍，且其研發勞動力成本遠低于美國，國會應將研發稅收抵免從14%提高到42%，并允許全球標準設定支出符合資格。

　　建立五個國家工業研究院，專注于關鍵的雙重用途產業和技術。這些研究院可以借鑒臺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模式，專注于那些超出大學研究范圍但在公司研究之前進行的技術研究。

　　成立“競爭力高級研究項目局（ARPA–C）”，與行業共同投資于國家安全領導所需的關鍵技術研究和應用，以保持商業領域的雙重用途領先地位。該機構可在第五年獲得至少每年200億美元的資金，由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管理。

　　成立國家工業發展銀行，為國內新的制造投資提供低利率的耐心資本。

　　為所有新機器和資本設備實施七年25%的投資稅收抵免。這一措施將有助于美國在資本設備方面的投資，與中國相比，美國在這方面相對較弱。

　　 5 結語：上中下三策，預示歐美三種未來

　　如前所述，美國要想在眾多先進產業中保持競爭力，不僅需要對抗中國，還要對抗其他爭奪市場份額的國家，就必須轉向“國家實力資本主義”。這一轉變面臨四大挑戰：

　　首先，世界從未遇到過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它不僅規模巨大，還堅定地在先進產業中尋求勝利。許多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專家和評論員不愿接受這一現實。

　　其次，關注中國政策的專家大多來自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領域，而非科技經濟領域，這影響了他們的敘事和議程。例如，限制中國進口的主要論點幾乎總是圍繞安全問題，而非保護美國的科技經濟能力。

　　第三，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堅定信念，加上對工人和氣候資本主義的逐漸認同，可能會蓋過支持國家力量資本主義的聲音。大多數評論員、專家和政策制定者認為氣候變化和減少不平等比對抗中國更重要。即使是那些認識到中國威脅的人，也傾向于加倍支持現有的資本主義和美國制度，而我們需要構建一個新的國家創新體系。

　　最后，美國從未在沒有直接受到攻擊的情況下進入“戰爭”狀態。但每次戰爭到來時，美國都以壓倒性的生產力回應。這次不同，美國首次面臨一個能超越其生產能力的對手。除非發生臺海危機，否則美國不太可能進入科技經濟戰爭狀態。

　　本報告的研究表明，中國尚未成為世界的創新領導者，但其進展迅速，預計在未來10到20年內將在大多數先進產業中接近或達到全球創新前沿。接下來，西方國家的不同反應將可能導致三種結果。

　　（一）場景一：中國成為創新領導者

　　如果我們不改變科技經濟政策，中國可能會成為全球技術創新的中心，西方國家的市場份額將下降。美國仍將擁有一些創新公司，但許多公司可能會破產、被中國公司收購或轉移到競爭較少的市場。如果美國反企業、反科技的情緒、財政危機和政治分化持續，這種可能性將增加。

　　歷史上，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創新中心一直在轉移。從英國到德國和美國，再到信息技術時代的美國，現在可能輪到中國。如果我們進入以人工智能、自動化和材料創新為驅動的第六波“工業轉型”，中國可能會成為新的創新中心。這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和創新中心從大西洋轉移到中國，中國甚至可能對美國實施出口管制。

　　（二）場景二：中西方實現戰略平等

　　在這個場景中，中國在多個行業取得成功，對西方公司施加重大競爭壓力，但在更復雜的領域如生物技術、航空航天、軟件或半導體未能實現創新平等。如果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能夠克服政治經濟挑戰，建立世界一流的國家創新體系，增加對工業技術研發的投資，這種情景的可能性將增加。這要求美國從以科學為基礎的創新體系轉向以工業生產能力為導向的體系。

　　（三）場景三：中國成為“又一個日本”

　　在這個情景中，中國可能會像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日本一樣失去增長動力，未能成功過渡到新技術系統。如果美國能加速技術創新并減緩中國的發展，比如通過聯合行動提高人民幣價值和限制中國出口，這種可能性將增加。

　　*文章轉自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刪節，小標題為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自擬。

　　Robert Atkinson

　　作者：羅伯特·阿特金森

　　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創始人兼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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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