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身為港交所首任內地背景的行政總裁，李小加試圖將香港從中國內地企業首選的‘上市地’，轉變為內地資本的首選‘投資地’，盡管爭議與詬病如影隨形，但港交所無法回避開埠以來的時代性抉擇

　　從這里望去，能看到畢打街。1850年左右，外國證券經紀人聚集在街邊的鐘樓下進行股票交易，形成了香港證券市場的雛形。距畢打街600米左右，就是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下稱港交所)所在的中環交易廣場。

　　李是港交所現任行政總裁，也是這家聲名顯赫的交易所歷史上第一位有內地背景的掌門人，只是這個“第一”，挑戰多于榮譽。他上任三年半以來，恰逢香港受失落氣氛籠罩，長期經濟低迷、陡然的心理落差，讓崇尚勤奮、法治的香港人亂了方寸，而港交所的光輝歲月似乎也漸趨黯淡。今年2月27日，港交所舉行年度業績發布會，在此前一天已有分析機構預測其業績按年下跌16%。當日一早，數十家媒體早早蹲守在交易所會議廳前，看到李小加出現的瞬間就圍堵過來。提問環節，港媒問他為何年報發布卻大段闡述與內地互聯互通的長遠問題時，李小加回答“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一語帶過，隨后他又補充“我不會談5年、10年之后的事情”。

　　在此之前，港交所曾取得全球IPO集資金額三年連冠，這一桂冠如今被摘下。

　　3月17日，“兩會”結束，次日是第一個交易日，上證綜指、恒生指數均大跌，股市波動令許多香港市場人士抱怨受內地拖累，更指責兩年前李小加將港股與A股同步開市的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李小加之前的兩任港交所行政總裁鄺其志與周文耀，受到的好運氣眷顧似乎更多一些。特別是周文耀任職期間，港交所于2006年成為超越新加坡交易所的全球最活躍市場，2007年成為全球期權最活躍市場。彼時港交所平均日成交金額在600億港元以上，利潤逐年大增。而李小加繼任，正逢金融危機蔓延，港交所業績增長不斷下滑的2009年，港人寄希望李能延續高速增長神話，走出泥潭。

　　如何聯通內地，在李小加戰略中貫穿始終，他自上任實行的一系列核心政策始終與內地緊密掛鉤，而赴港上市的中資企業，也為港交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活水，2009年7月，港交所成為全球市值最大交易所，其IPO融資額達2293億港元，內地企業貢獻了83%，2011年在聯交所IPO的89家企業中，有51家內地企業。但2012年，受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影響，內地赴港IPO企業數同比降18%。逐年降低的占比預示著，中資企業赴港上市已是強弩之末，紅利即將耗盡，李小加必須為港交所與內地的關系找到新的定義。

　　是更加依賴中國內地，還是走國際化道路？這道選擇題讓李小加在香港成為爭議性人物。三年來，李小加過于關注內地，而讓港交所走出去，實現國際化的相關舉措卻不多，這令香港資本市場與當地媒體覺得與預期頗有不符。

　　雖然港交所2012年收購了擁有135年歷史的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但相較于暫時還未看到效益的商品平臺，港人更希望李小加能帶來更多國際元素。

　　“香港一直強調不要完全依靠中國內地發展，因為過于集中內地，你只能作為地區金融中心，香港一定要有國際背景，有國際投資者和發行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鄭宏泰博士說。

　　“內地化”與“國際化”的分歧在李小加看來或許根本就是個偽問題，他眼中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港交所未來戰略是打造聯通亞洲乃至全球金融生態圈，成為全球領先全能交易所，而這個圈子的核心，是中國。

　　“未來港交所的核心業務，股票業務、股票衍生品、定息產品及貨幣、商品通過與內地的聯通進行橫向的整合，變成覆蓋市場需要的全方位產品及服務。每一個資產類別又通過產品、交易、結算環節的縱向價值鏈整合在港交所的平臺上。”李小加表示，這四大目標支柱，每個都需要做到跟中國(內地)互聯互通，才可使港交所進一步轉化成更全面的平臺。”

　　未來10年，香港資本市場要度過一個艱難的大時代，它將從中國內地企業首選的“海外集資中心”，轉變為中國內地資本的“首要海外投資中心”乃至全球投資者與發行人首選的交易所。這是香港開埠以來，少有的定位逆轉，歷史選擇李小加成為推動者之一，他也將一直處于爭議之中。

　　觸動舊利益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王國安，帶領數百名群情激憤的證券經紀聚集在港交所門前，他們舉著牌子高喊口號抗議，甚至有人打出了“李小加下課”的標語。

　　這是2011年7月的一幕，李小加一身黑西服，微笑著、揮手走到示威現場。他鄭重接過了王國安遞交給他的公開信，然后與其擁抱，接著他將收到的公開信高舉，走進示威人群中與所有倒豎拇指的證券經紀一一握手。

　　矛盾起因來自李小加接掌港交所之后的第一個大動作，即制定港交所《戰略規劃2010-2012》里所實施的一系列改革，這讓他經歷了上任后最大一次信任危機。

　　理解不易，一位接近李小加的人士向本刊透露，盡管精通英語，但李小加在香港一直為粵語困擾，至今每次記者會上，對于粵語提問仍要通過翻譯。改革觸動舊利益時，李的困擾就不僅僅來自語言了。

　　在見證過多次金融風暴與股災的港交所，類似抗議活動如同很快消失的小漣漪，不過它暴露出港人心中深藏已久的疑問：李小加來了，能做什么？

　　之所以看重與內地“互聯互通”，是李小加基于本人對香港資本市場的判斷。2009年6月，李小加出任港交所集團行政總裁，此時形勢與10年前不同，“風水輪流轉”是香港市民經常形容兩地經濟強弱、貨幣硬軟時的常用描述，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重新引入彈性，人民幣兌美元和港元不斷升值。2006年年末港元兌人民幣匯率跌破1：1關口，最通俗的說法是人民幣比港元更值錢了。

　　“一國兩幣，一升一跌造成的心理和經濟上的影響，已使部分香港市民感到厭煩，甚至有點侵蝕香港市民和內地同胞的‘和諧關系’，而這種心理受內地消費主義抬頭的影響進一步加強。”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認為貨幣軟硬可影響市民的心態。

　　當前除房地產和金融等少數行業利潤還在上升外，其它香港大多數產業都停滯不前。

　　面對困境，港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說，全球重心東移，中國(內地)將出現新的發展大潮，這是香港的機遇。

　　李小加接掌港交所之后，戰略核心是要把香港打造成前文所述的內地資本“首要海外投資中心”，李稱之為香港資本市場和港交所第二次結構轉型，第一次結構轉型是1991年-2007年。

　　在這座國際金融城中，圍繞港交所有太多利益糾葛，李小加想把內地資金引入，最先遭遇到的就是香港本地中小經紀的反對。

　　李自稱非常尊重香港資本市場上這些早期耕耘者，但要想讓內地資金來港投資，就必須讓中國內地與香港市場硬件對口、軟件兼容、系統互通、管控互動。事實上，市值1600億港元的香港交易所，至2010年底其固定資產余額僅為3億港元，大部分技術平臺已基本折舊完畢。因此從2010年開始，港交所準備投資額20億港元，對交易與信息系統升級換代，興建新一代數據中心，開拓設備托管業務。

　　他認為，“硬件”基礎與“軟件”安全是交易所核心實力所在，甚至可以說影響生死存亡。表面看來，投資軟、硬件是個好事，但一些市場人士卻認為，高科技基礎設施是港交所為了向大戶傾斜，引進高頻交易會損壞香港金融安全。

　　長期以來，香港證券市場交易時間在國際各主要交易所中屬最短之列。盡管香港與內地同處一個時區，但兩地市場交易時間僅有2小時重合，特別是開市時間不同。在他主導下，港交所決定自2011年3月初將早上開市時間提前，與內地同步，2012年3月又將下午開市時間與內地同步。

　　時間同步后，還要更方便內地資金來港。目前在中國內地外匯制度與證券監管制度下，內地投資人難以直接開立香港賬戶。于是港交所推出了“遙距交易所參與者制度”。該制度允許在香港以外的證券經紀，為當地投資者在香港交易所交易提供服務，此項改革措施架設了一條日后內地資金來港的飛橋。

　　這兩項改革引來軒然大波。與內地時間同步，受到影響最大、最直接的是香港本地中小經紀，尤其是經紀行一線員工，這延長他們的工作時間，加重了負擔。而針對“遙距”制度，本地經紀更擔心讓“過江龍”搶了飯碗。

　　更讓老經紀們不滿的是，李小加還改變了香港股市傳統的“顯名交易”制度。香港交易所在交易平臺上會顯示買方或賣方最多40個證券經紀身份，以及他們買賣的價格與數量。這種交易前顯示證券經紀身份的做法在全球絕無僅有，是香港市場長期形成的慣例。

　　中小經紀咨詢客戶買賣時也常依靠這類信息幫助客戶下單，許多散戶投資者更習慣去查看經紀下單狀況。一種規則存在了百余年，本身隱喻著有一定合理性，但李小加認為，該規則是建立在侵害其他投資者利益上的“透明”，并非公平的“透明”。因此，港交所改革建議是交易前隱去買賣雙方證券經紀身份。

　　這些措施引發了示威活動，隨后李小加發表《論香港交易所市場改革措施》的“萬言書”，文章詳細闡述了港交所改革目的。事態暫時平息，但中小經紀們在市場中資格老，影響力較大，后來此事又有反復。2012年初，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員工會與李小加會面，要求港交所立即擱置第二階段延長交易時段計劃，工會同時將訴求反映給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梁鳳儀。

　　李小加認為這些改革關系港交所生死存亡，他有自己的理由堅持。“過去港交所取得的成就是因為港交所在正確時間給內地帶來了正確價值，現在無所準備才是我們最大的風險。”李小加對《中國企業家》表示，“而當前，在內地資本項提速開放的大環境下，內地逐步從資本輸入向資本輸出轉變。這是香港資本市場第二次結構轉型的歷史機遇。”

　　“二次轉型”并未得到多數港人理解，他們更看重的是如何把國際企業引到香港上市。不過，“國際化談何容易？這些公司來香港只看重兩條，一是中國的投資者來香港，二是借香港宣傳它在中國的價值，要沒有這兩條，我們請也請不來。”知易行難，李小加對此有深刻體會。

　　派對中的角色轉換

　　2013農歷新年。正月初五開市，李小加當天在網志上放了他和港交所主席周松崗向證券交易員派發利是的照片，這種入鄉隨俗寓意著大吉大利，不過，他的一篇網志，卻直面爭議，題目為《我們是否過于專注中國》。

　　此文闡述了香港處于向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重要轉折期，因中國發展需求不斷演變，港交所也必須相應作出調整，然而市場上有些聲音質疑港交所未來三年戰略過于專注中國。

　　事實上，這也是大部分香港資本市場人士心中的疑問。

　　“現在，內地已是‘派對’上必須出席的核心嘉賓，他來了，我們才能吸引并邀請到更多其他的客人。”李小加說。依他的說法，香港從來都是這個“派對”的主人，但現在更多的客人是沖中國內地來的。

　　此情此景與20年前恰恰相反。1990年代中國內地資金匱乏，只有一大堆渴望通過融資、改制改變命運的國有企業，他們急于加入“派對”。

　　彼時香港資本市場處于華資出場，英資離場的狀態。《中英聯合聲明》發布不久，香港四家私人合伙制股票交易所之一“遠東會”主席李福兆主導將其它三家合并。1986年，“四會合一”的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成立。私人會員制的聯交所一家壟斷了香港股票發行且缺少政府監管，于是聯交所受到指責“淪為一小撮人操控的私人會所”。1988年新年第二天，李福兆被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審批市申請時受賄名義被帶走調查，后判入獄4年，香港膾炙人口的金融劇《大時代》里，心機深沉的華人交易所總裁陳萬賢，據說原型就是李福兆。

　　1989年，港府先后成立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和證券、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資本市場進入了政府強勢監管年代。

　　李小加并非“派對”概念創始人，最早將中國這位客人請到香港的是港交所首任主席，有香港股壇教父之稱的李業廣，他在1992年曾開創性提出“紅籌”概念。

　　李業廣方臉、戴一副大眼鏡，為內地所熟知是他曾“上書”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打開國企赴H股上市大門，他也曾用看來“顛覆”的構想改寫了港交所歷史。

　　在交易所任職前，李曾是香港胡關李羅律師行合伙人之一，據說他是李嘉誠的御用律師，曾擔任長實集團多家上市公司董事，并且與香港眾多家族企業都保持良好關系。坊間稱其為地產家族代言人。不過事實上，正是他打破了香港資本市場地產股一邊倒，其它行業上市資源枯竭的窘況。

　　對于李業廣的主動邀請，中央政府反應積極。很快，他帶領一個有投資銀行、法律和會計構成的小組來到北京，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后來的中國第一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會面。不久朱镕基會見了李業廣，會四種方言的李業廣見到不茍言笑的朱镕基，開口就用上海話打招呼，朱镕基倍感親切。

　　回憶當年，參與了早期內地企業赴港上市的摩根大通亞洲區投資銀行副主席方方告訴本刊：“李業廣與朱镕基的會面解決了中國公司融資問題。當時中國內地用香港的監管、會計、審計、律師規范了企業經營運作，同時對香港而言，幫助香港資本市場從本土走出來，是一個一石三鳥的決策。”

　　1993年7月，青島啤酒[微博]成為中國內地第一家H股上市公司。李業廣通過“紅籌架構”將內地工業制造類國企引入香港，打破了香港資本市場過度倚重地產業的流弊。不過當時中國企業赴港上市多局限于中型國有企業，因此還處于微弱力量，只是“派對”中一位普通嘉賓。

　　2000年以前，聯交所一直是會員制交易所，共有570家會員單位，主要力量來自于香港家族企業。此時聯交所意識到，交易所會員制由于利益沖突與集體決策效率低，導致交易所對市場環境變化反應遲鈍，競爭能力下降。于是2000年3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與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交所)、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合并成立香港交易所，并實現上市，港交所進入公眾公司時代。

　　不久，中國證監會也順應變化，取消對紅籌上市境內審查程序，這一時期有大批民營企業在香港上市，如借殼上市的國美電器[微博]、吸引了“股神”巴菲特投資的比亞迪。當時內地企業除了融資、規范公司外，還看重港股上市更為靈活方便，以及投資人國際化的特征。

　　對比亞迪而言，登陸H股市場并非唯一選擇。比亞迪2002年提交的上市文件顯示，其業績完全符合登陸A股市場條件，然而彼時民營企業登陸A股前景并不明朗，經過幾次內部討論，比亞迪覺得國際化視野對公司未來非常重要，于最后鎖定了香港。

　　十年后，比亞迪高級副總裁吳經勝[微博]對《中國企業家》回憶起比亞迪在資本市場的處女秀，“2002年比亞迪啟動上市，我們曾去港交所拜訪，當時行政總裁鄺其志接待了他們。那時對于上市概念，我們除了不自信還有幾分忐忑。”

　　按照當時港交所上市規則，公司董事會秘書須持有香港會計師或律師資格，這對于身在內地的比亞迪來說難以滿足這一要求。于是比亞迪團隊向港交所提交了一份關于董事會秘書任職條件的豁免申請，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港交所很快同意了這份申請，得以讓比亞迪在全球新加坡、米蘭、倫敦、紐約等十多個城市路演并斬獲了16億港元的融資，最后成功上市。

　　2006年8月商務部等6部委發布《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打開了國際資本投資中國企業的大門。同年，工商銀行在H股創造了全球最大IPO。這一年也是國際戰略投資人介入中國銀行業最多的一年，憑借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發行上市，港交所在2006年新股融資額一舉超過美國，僅次于倫敦，排名全球第二。

　　香港股市與中國內地經過了15年甜蜜期。這15年就是李小加所說的香港市場第一次結構性轉型，即香港是內地企業“首選海外集資中心”。這一階段，內地企業海外融資平臺選擇很少，他們吵吵嚷嚷，希望拿到一張進入香港的入場券，為此不得不做痛苦改變，來適應香港的市場機制與慣例，而后期隨著供需關系調整，雙方態度都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

　　20年來，沿著中國內地企業往香港走，而香港錢往內地流的路徑。香港證券市場總市值由2萬億港元增長到21萬億港元。2006年，在香港上市內地企業總市值達到67140億港元，突破聯交所上市公司總市值的50%。

　　權重意味著話語權，更為關鍵的是，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國家外匯儲備達到8750億美元，居世界第一。此時，結合匯率改革，為分散美元貶值帶來的風險，內地外匯儲備流出的需求，香港人提議多年的QDII(國內機構投資者赴海外投資資格認定制度)正式起動，在匯率管制條件下，中國內地資金終于可以通過機構途徑投資香港等海外市場了。

　　2009年，內地與香港開啟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2010年7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對以人民幣結算協定作出修訂。香港“離岸人民幣”試驗田得到了內地制度支持，市場、貨幣因素使得中國內地在香港的地位開始變化。

　　從香港角度來看，此時市場超一半市值為內地企業，繼續擴大難度已相當大，同時內地企業權重越大也意味著香港市場離國際化越遠，香港資本市場面臨著重心繼續放在內地還是面向國際市場的選擇。

　　這一點從近兩年港交所國際化嘗試過程也可看出痕跡。2010年，時任港交所主席夏佳理經一位朋友介紹，悄悄會見了一位神秘投行人士。此人只透露他受托于一家意大利公司，而這家公司打算在香港上市，想了解一些事宜，直到會談結束，夏佳理仍不清楚這位神秘客戶的真容。

　　幾次會晤與溝通后，雙方舉行正式會議，PRADA公司才揭開了自己的面紗。

　　原來一貫秉承著優雅路線的PRADA，在資本市場經歷可謂狼狽。4次在歐洲上市失利，對于PRADA來說，再度啟動上市融資顧慮很多。這一特殊背景讓PRADA對于上市異常低調。夏佳理很快明白了PRADA在香港上市主要原因是他們極重視亞洲市場(尤其是大中華地區)，2011年1月下旬，夏佳理主動赴米蘭拜訪PRADA，剛剛在米蘭見到了該公司副主席，夏佳理就獲知“有好消息給你們，我們決定到香港上市了”。當天下午，PRADA即對外宣布了此消息。

　　同樣因看重中國市場而青睞香港股市的還有烏克蘭最大農業公司—烏克蘭農牧集團(ULF)。

　　ULF董事長奧列戈·巴赫馬久科認為，他很難找到比在香港上市更能提高公司在內地影響力的形式。2012年，奧列戈在中國拜訪了中糧、北大荒、新希望、中工國際等多家“大農業”概念公司。“我們計劃注入集團20%資產，與內地企業成立一家合資公司，通過合資公司在香港上市方式打開大陸市場。”奧列戈告訴《中國企業家》。

　　2011年，港交所共走訪了17個國家與潛在上市公司發行人會面，同年，有18家海外公司在聯交所掛牌。

　　“我們希望香港資本市場更加國際化，但在今天看來，國際公司到香港上市還要等。”李小加說。前輩留下路徑、現實經濟格局逆轉以及香港資本市場現狀，決定了內地“主賓”位置不能動搖，只是方向要調整到幫助人民幣投資香港、投資國際。

　　“人民幣國際化走遍全球，首站永遠在香港。”李小加篤定，內地與國際通過香港實現股票市場與商品市場上互聯互通，一定會以人民幣產品為主，這必將帶來人民幣大規模增量出境，并以投資貨幣、交易貨幣等形式更長久沉淀于離岸市場。

　　至2011年末，香港人民幣存款已從三年前600億增長到5100億，約占全球離岸人民幣存款總量2/3。這點錢對于香港來說，只算是“前菜”，但即使是這些錢，目前也基本以存款形式躺在金融機構，對于香港市場來說只能看不能吃。

　　是考驗港交所創新能力的時候了。

　　人民幣道場

　　市場對李小加多輪質疑，并無太多實質內容，眾多非議深層原因在于香港市場人士心中，李小加改革方向代表了大陸或國際大行的利益。

　　在周文耀任期將滿時，為選出下一屆港交所行政總裁人選，港交所專門成立總裁遴選委員會。委員會共有四名成員，包括港交所主席夏佳理、香港政府委任的董事史美倫和鄭慕智，以及香港東泰集團主席李君豪。四人均為港交所董事會成員。目前并無跡象表明內地政府與國際投行對此施加了影響。

　　遴選委員會成員史美倫于2001年－2004年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這期間，李小加先在美林證券任中國區總裁，后轉投摩根大通任中國區主席，主持牽頭進行了中國海洋石油、中國移動[微博]、中國電信[微博]等一系列資本市場的重大交易與發行，兩人多有接觸，對于李小加的能力，當時同處內地的史美倫頗為了解。

　　夏佳理也公開表示李小加是恰當人選。一次閑談中，李小加對于內地整體發展的認識讓他刮目相看，相比于交易所的從業經驗，夏佳理和遴選委員會更看重李小加4年美國律師的從業經驗、摩根大通中國主管職務以及投資銀行及金融相關工作。

　　實際上，港交所在此次行政總裁選拔中早就定好了條件，為維持香港交易所在眾多中國交易所中的國際地位，需要尋找內地出生、曾在外國受教育兼工作、有豐富內地工作經驗的人。

　　這次選舉長達一年多，人選除需要港交所董事會認同，還需要香港證監會批準。香港交易所企業傳訊部高級總監陳涓涓對《中國企業家》說：“聯交所舊時代的會員因港交所的成立和上市讓這些會員轉作機構和公眾投資者。目前港交所董事會則分別由股東選出及政府委任各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他們所有決定是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確保香港交易所的所有決定均符合公眾及香港市場長遠發展利益。”

　　港交所歷任掌門均有不凡背景，而李小加截然不同，他非港籍，未成年就做過石油工人，后來又做過記者、律師、投資銀行家，來港交所之前，已位至摩根大通中國區主席，其經歷本來就可謂大時代下的一個縮影。他自信而精明，在核心問題上寸土必爭，港人要接受他，需要更長時間。

　　2011年是香港回歸15周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曾來到香港，這或許打開了李小加部分心結。

　　李克強訪港第二天來到聯交所，李小加全程為其講解聯交所日常運作，當時李小加正在籌備港交所與深交所、上交所成立合資公司事宜，這也是李克強親批的項目，離開聯交所交易大堂時，李克強不忘對李小加說：“我很關注這個合作，要把合資公司做好。”

　　2012年10月30日，港交所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成立的合資公司—中華證券交易服務有限公司正式開業，其主要業務包括開發并對外授權使用三方市場交易產品為基礎，編制跨境指數和指數交易產品及其它股票衍生品等。這是兩岸三個市場首次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跨境聯通。

　　同時在港期間，李克強還表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支持香港發展成為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這是中國內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信息，對于香港來說，“主菜”即將上桌。

　　據德意志銀行測算，人民幣要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境外持有人民幣至少應達到30萬億，這樣人民幣才能承擔貿易結算、投資、融資和儲備貨幣功能。而這一數量級僅靠目前貿易渠道，無異于杯水車薪。因此資本項下人民幣“跨境流動渠道”必然要變成“跨境高速路”。

　　這30萬億是香港資本和國際市場最看重的，但問題是從過去幾年經驗來看，香港離岸市場在2009-2010年面對的是流動性遠多于產品的問題，也就是香港資本市場只有提供出更多適合人民幣投資的產品，才能吃上大餐。

　　李小加詳細分析了中國內地貨幣開放趨勢：首先，人民幣國際化后，境內外投資者對人民幣匯率、利率衍生產品及場外清算業務需求會很大；其次，內地是許多商品的生產大國或者消費大國，對這些商品的國際定價權中國會越來越重視，但出于發展階段與金融安全方面的考慮，內地短期內又不會很快與國際主流貨幣和商品市場完全接軌，因此貨幣產品交易及結算業務、商品指數及商品衍生產品業務需求很大。

　　萬事俱備，只需要港交所收購一個貨幣、商品市場基礎與技術平臺就行了。2012年7月，港交所以166.73億港元收購了倫敦金屬交易所(LME)。

　　LME的品牌，市場地位和所擁有會員，可以幫港交所把商品平臺延伸到黑色金屬，如鐵礦石、焦煤，還有能源等領域，在此方面，港交所會發展專利基準及交易平臺，也會與中國以及全球商品行業翹楚建立伙伴及合作關系。

　　按港交所設想，它將拓展LME現有產品組合，降低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參與LME市場的門檻，擴大LME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的倉庫網絡，發展亞洲時區結算。以后會把結算服務延伸至亞洲時區、提供人民幣結算及其它亞洲產品相關結算服務。

　　每一步都要付出代價。為了籌出這筆“天價”收購資金，港交所自上市以來，首次配股集資，集資總額約77.53億港元，其余要通過銀行貸款，此舉打破了港交所上市以來零負債紀錄，也影響了港交所2012年整體業績。

　　從香港角度看，此收購目的能夠完善港交所功能，然而從中國內地看，港交所收購LME的行動簡直就是為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量身定制。香港《文匯報》更是不顧港人情面稱，該項收購是為了配合內地人民幣國際化。

　　風起于青萍之末，外部爭議仍未平息，港交所內部變動就陡然來襲。

　　為了轉型全能型交易所，港交所內部構架大重組，重新設立統籌證券及商品業務的環球市場科，多名高層職位調動。由李小加一力提拔的原市場發展科主管羅力及LME行政總裁Martin Abbott獲委任為新設環球市場科聯席主管，羅力接替原集團營運總裁葛卓豪(Gerald Greiner)，出任聯交所及期交所行政總裁。市場發展科高級總監兼副主管、內地業務發展部主管楊秋梅也將于4月3日離任。

　　香港《經濟日報》就此報道的標題為《港交所大重組 變身投行運營 多名高層執位 羅力大權在握》，以此影射李小加用投資銀行文化管理港交所。

　　然而，今日之香港，其作為支柱的金融業正面臨新抉擇，將調整指責為李小加或其背后有勢力意圖操縱香港資本市場或有失偏頗。“過去，港交所歷代主席、行政總裁都具有特定能力與背景，這取決于港交所戰略執行中需要怎樣的人才去配合大機構發展。”鄭宏泰說，港交所上市結束了香港股票市場長達二十多年的會員制度與家族企業影響，走向了上市公司公開治理。“私人會所”、“個人背景”等陰謀論已不適合當下形勢。

　　新年伊始，好消息不斷。類似于當年“港股直通車”產品QDII2有了新動向。QDII2指在人民幣資本項下不可兌換條件下，有控制允許境內個人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投資業務的制度安排，其作用與“港股直通車”相近。2007年，中央政府曾宣布放寬境內個人對外投資限制，即“港股直通車”計劃，但三個月后，為避免內地資本市場大幅波動、大量資金涌入香港的沖擊，影響香港股市穩定而暫停。

　　元月中旬，時任證監會主席的郭樹清任內首次訪問香港，他向港人承諾未來擴大RQFII、試點QDII2。

　　1月15日，郭樹清參觀了香港證券交易所，會見了周松崗和李小加，郭有兩個承諾，一個能加速境外人民幣回流，另一個可促進內地資金流入香港，這與李小加一直提倡的改革思路不謀而合。臨別時，周松崗還向郭樹清贈送了一件號碼為6636的紅馬甲，寓意“兩地合作是乘數效應”。

　　22年前，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關系從“互相依存”起步，如今又共臨結構性改革。

　　李小加抗壓能力頗強，“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需要心理醫生，因為吃過苦，所以無論經歷怎樣的困境，對比從前還是會有反差，沒有什么是不能排遣的。”他也喜歡打高爾夫，但自述打不好，“屢戰屢敗所以屢敗屢戰。”也許從他決定競聘港交所行政總裁那一天，早已預料到今天所要面臨的一切。

　　別人跳槽加薪，李小加跳槽卻“減薪過檔”，他自述來港交所是“想有特別的作為”。如《大時代》中所說：一個人要成功，就一定要找自己的世界。港交所，或許正是李小加要尋找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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