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孟倩

　　“一臺二手機從回收到轉售的利潤大概在20%到30%，此外消費者還有可能因折舊加大對新手機的預算。”王長穩從事通訊行業培訓已超過10年，如今，每年接觸近萬名手機零售從業者的他，愈發感受到“二手”市場的重要性。

　　王長穩鼓勵線下從業者搶灘二手手機市場，然而想要從消費者手中留下一部舊手機絕非易事。他總結，賣新手機往往是最好的回收場景，但能否留下消費者手中的舊手機，取決于零售商的專業度：能夠按照一系列話術和流程，依據合理標準給出價格，消除信息安全方面的顧慮，并提供高質量的售后和服務。“不過很多時候從業者‘費盡口舌’，消費者最終還是選擇把手機放在家里吃灰”。

　　“現在我們培訓的時候一般要求手機零售門店的跟機率達到30%，這才算是及格。行業的平均值大概在10%左右。”王長穩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跟機率指的是每賣出100部手機回收的手機數占比，哪怕是極為優秀的企業也只能做到50%的跟機率。

　　來自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的數據同樣透露出消費者對廢舊手機的處理意愿：目前一部手機的平均壽命在2.2年左右。我國平均每年產生4億部以上廢舊手機，廢舊手機存量超過20億部。該協會研究數據還顯示，手機廢棄后，約54.2%被消費者閑置留存，只有約5%能夠進入專業的廢舊手機回收平臺、“以舊換新”活動等回收渠道。

　　手機“以舊換新”的意愿低，卡在了哪里？今年3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也明確觸及了其中的痛點，要求“推動二手電子產品交易規范化，防范泄露及惡意恢復用戶信息”。

　　自2010年起，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平臺進入二手手機市場，但回收體系不健全、回收處理能力不足、缺乏標準規范、平臺管理不完善等問題，導致整體上仍然沒有形成“規范健康”的二手市場。如何推動海量廢舊手機的規范處置、高效回收和循環利用，仍然需要破局。

　　（圖/unsplash）

　　蘇南三城“正規軍”的

　　艱難滲透

　　中國的二手手機回收史，幾乎就是一條持續近20年的“打怪升級”之路。

　　公開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手機總銷量8533萬部，其中諾基亞銷量超2000萬臺。然而諾基亞方面對用戶進行的廢舊手機回收情況調查卻顯示，中國廢舊手機回收率僅為1%。

　　“2005年始，有部分手機廠商相繼推出回收業務，但整體而言，回收行業的大部分市場仍掌握在流動商販、街邊店手中，如北京公主墳商圈、西直門電信營業廳附近。行業格局分散紊亂，處于無序競爭階段。”中國舊貨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常大磊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那時候，二手手機的主要交易來自傳統的線下市場，在信息極其不對稱的情況下，整個市場都還沒成型。

　　轉變發生在2007年后，喬布斯帶著一款具有觸摸屏、移動電話和互聯網通訊功能的手機，將人們徹底推向了智能機時代。iPhone的橫空出世也改寫了整個手機市場的格局。隨著軟硬件的不斷升級，iPhone成為刺激二手手機市場交易量提升的重要角色，年年換新機成為“果粉”的標志之一，淘汰掉的二手iPhone形成了龐大的市場。

　　深圳華強北，一度成為國內二手iPhone最大的集散地。這里交易的二手機里八成以上都是外版手機，而基于龐大的銷售規模和復雜的流轉體系，華強北掌控著渠道和定價權，同時還從事維修、拆解和翻新等工序，被認為是灰色地帶的中心。

　　（圖/中國新聞周刊 程婷制圖）

　　不過，這種情況逐漸在改變。“到2013年首批智能手機開始產生置換需求，與此同時，智能機的流通保值率提升，而新機價格越來越高，動輒近萬元。”云南九機相關負責人回憶，很早就發現了“以舊換新”的商機。“消費者帶著一臺舊機跑來賣是很稀缺的，但是帶著舊機來門店買新手機是很常見的。”

　　九機開始組建自己的開發團隊，做了回收評估系統，從“看人下菜碟式”的經驗評估逐漸轉變為依靠專業工具評估，原則是根據轉售金額反過來預估回收金額，預留10%左右的毛利空間。該負責人表示，“那時候的轉售路徑分為兩類，成色不錯的二手靚機賣給消費者，并支持15天無理由退貨，一年保修；另一類稍微差一些的機器就賣給線上平臺”。

　　他們發現，消費者進店原本預算是要3000元的手機，但是發現自己的舊機都還能沖抵1000元，購買預算就變成4000元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后續蘋果、安卓的高端產品，消費者幾乎都是通過以舊換新的形式年年換手機。”

　　以蘋果手機為例，2016年蘋果在全球推出舊手機回收的“年年煥新計劃”，消費者每年都可以使用舊機來抵銷購買新機的成本，二手智能手機最高折抵6500元。除此之外，蘋果商城還曾在2015年上市過iPhone 6 系列的官翻機，并迅速脫銷。蘋果CEO庫克曾透露，超過三分之一的用戶購買蘋果新設備時選擇的是以舊換新計劃。

　　華為則推出了“華為環保回收服務”，華為曾表示，消費者手中的電子廢棄物在華為看來仍然是寶貝。華為將進行回收、報廢拆解并提取資源，讓電子廢棄物得以最大化地循環再利用。2015年華為也曾推出以舊換新業務，當時在國內手機圈史無前例地將“以舊換新”的范圍擴大到包括蘋果、三星、小米等友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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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國內的主流電商平臺早已開展“以舊換新”業務多年。“2023年投入了2億元的補貼去刺激以舊換新，最終帶動新品銷售增長100%。與此同時，政府的補貼和品牌廠商的補貼一起拉動了消費的增長。2024年京東3C數碼將整合30億元加碼以舊換新。”京東3C數碼以舊換新相關業務負責人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京東自2015年開始做手機“以舊換新”，目前在近200個城市支持京東3C數碼產品“取送同步的一站式以舊換新”。

　　“但實際上很多用戶對回收舊手機還很陌生，同時對個人隱私和信息安全等有些顧慮。”上述負責人坦言。

　　手機廠商回收來的手機如何處理，同樣是一個問題。據了解，大部分手機會到二手手機市場中再次流通，剩余部分進入拆解環節。而處理這些二手手機的往往是二手手機交易平臺。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早有不少人開始針對舊手機的處理來尋找創業突破口。常大磊回憶，大約在2010年前后，二手手機回收電商相繼成立。有業內人士認為，正規回收渠道和不正規回收渠道從這時真正開始了較量。

　　作為二手手機交易平臺發展的縮影，過去十幾年愛回收等平臺都在“摸著石頭過河”。2011年，“愛回收網”上線，定位C2B模式，初期一天只能收到一兩件款式極老、成色很差的產品。2013年，為了擴大回收量，愛回收不惜成本進入商場開店。到了2017年手機回收量超過700萬臺，上線拍機堂，開展了B2B業務。2019年6月，愛回收與京東旗下二手商品交易平臺“拍拍”合并，打通了C2B、B2B、B2C全產業鏈。然而直到2021年上市前，愛回收連續三年虧損近14億，引發外界質疑。

　　“整個行業的發展還是處于初級階段。”愛回收執行總裁王永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十幾年來，公司一直在投入，一步步摸索和建立部分規則和標準，與此同時還要一點點去教育用戶。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大量資金的消耗，甚至也會走些彎路，才初步實現規模化。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統計，二手消費電子賽道排名前五的企業共占到22.8%的市場份額，這意味著整個行業集中度并不高。

　　“在國家政策利好的刺激之下，舊機的供給將會增加，同時在以舊換新的商業模式中，這些舊機將會流向規范的平臺中，而進入平臺是良性循環的開始。”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秘書長郭占強認為，這意味著廢舊手機回收利用行業門檻不高的局面將有所改變，不再是有把螺絲刀就能從事的行業。

　　“明碼標價”的難題

　　越來越多的互聯網玩家入局二手手機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互相競爭又相互拉動，促進二手手機行業快速發展。數據顯示，3C數碼類產品回收市場規模已經突破了千億元，其中智能手機約占三分之二，一個新興的千億規模產業正在形成。

　　“在2020年前后，轉轉與找靚機合并，拍拍與愛回收合并，標志著二手手機線上交易逐漸規范化、健康化、規模化，同時行業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常大磊對《中國新聞周刊》提到。

　　然而，“給手機定價值一直是個難題”。手機從業者童磊觀察到，即便有互聯網平臺的介入，直到2017年二手手機市場其實都處于相對混沌的狀態，同一款手機沒有建立合理的估價標準。“當時還是經驗式評估方式，大概以深圳‘水貨’的標準分為4個級別，以外觀定價，分為充新（無劃痕，99新）、靚機（無明顯劃痕，95新-98新）、小花（輕微劃痕，9成新）和大花（有明顯劃痕，8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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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童磊從經營新機改為經營二手手機，通過與愛回收旗下拍機堂合作，競拍拿貨后賣給市場同行。“舉個例子，在線下回收iPhone7S非常困難，因為相當多的手機會打包賣給當地做維修的商販。線下一天可能只能收3到5臺，而在平臺上一天可以拿50到100臺。”  

　　他將這一年定義為二手手機渠道整合元年，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手手機線上交易標準初步確立。當時愛回收簡單劃分了6個級別來定價，后續逐步發展為36個級別。“在平臺價格做依托的情況下，整個二手手機市場的價格逐步趨于穩定。”童磊坦言，這個價格也還不夠透明，賣多少是自己說了算。他借此在二手手機市場淘到了第一桶金，當年每個月的銷售額達到200多萬元。

　　轉轉集團戰略發展總監陳曉晨介紹，定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除了考慮整個市場行情，包括上下游相關企業的價格變化之外，也會參考手機銷售的情況，比如最近出貨量變快了還是變慢了，品牌商有沒有新機的發布。“我們面臨的SKU是海量的，在算法的支持下也需要對每一臺手機單獨定價，并沒有一個標準化的價格。”

　　“價格可能每天都在變化”，她強調。價格有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非標準化的產品，不同的機器有不同的情況。轉轉主要通過對手機做質檢來判斷情況的不同，“粗的標準有五六十個，細的標準有上百項”。即便一直在技術上投入，但是平臺的自動化質檢與人工質檢、人工質檢中不同人進行檢測都會存在明顯差別。目前整個行業標準仍處于早期階段，更多是企業自治。

　　郭占強指出，二手手機標準體系目前還不健全。研究制定統一的二手手機交易市場行業標準，未來才能實現市場的良性發展。但標準化的過程充滿艱辛。作為國內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場，深圳在2022年曾公開發布向社會征求《二手手機交易規范》地方標準意見的通告，著力推動二手手機行業的交易過程標準化。2022 年 5 月，《二手手機交易規范》正式批準立項。2023年，多家平臺參與起草的《循環回收移動通信終端系列標準》獲批發布，期望為二手手機流通提供更加專業、細化的方法論。

　　不過，二手手機交易糾紛依然層出不窮。在黑貓投訴 【下載黑貓投訴客戶端】上，對各類二手手機交易平臺的投訴多達數萬條，較為常見的是檢測報告與產品實際情況不一致，買到產品后質量不過關以及惡意壓價等情況。多位消費者指出，郵寄之前手機完好無損，并無瑕疵，然而寄出后平臺就會以屏幕有劃痕、設備有磕碰等各類原因壓價，價差達到幾百元甚至上千元。

　　（圖/中國新聞周刊 程婷制圖）

　　“行業呈現出不健康的狀態，好東西也賣不出好價錢，但翻新機卻能賣上價。”童磊發現，不合規的翻新機，多年來在多個渠道沖擊著手機市場。他的業務曾發展到下沉市場，但很多地市的門店并沒有辨別手機是否維修和翻新過的能力。尤其是近幾年在直播電商渠道，出現了更多的翻新機，在巨大的流量牽引之下不少消費者購入了這類手機卻并不知情。

　　2022年，深圳市人民檢察院發布《深圳市檢察機關電子產品翻新產業知識產權刑事合規指引（試行）》，這是全國首個由檢察機關發布的產業刑事合規指引，意味著中國二手3C翻新將有規可依。

　　“翻新的配件來源要合法，翻新的部分不能侵犯知識產權，翻新之后要如實告知用戶，最后還要給用戶相對完善的售后保障。”王永良介紹，該指引能夠讓更多的二手玩家知道怎樣做是合規，“只有合規才有生命力，才不致于讓劣幣驅逐良幣”。

　　公眾缺少“信任感”

　　2021年，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發布《手機使用與回收公眾調查報告》（簡稱《報告》），這份報告的數據來源于全國各地的3348份問卷，受訪者人均擁有過的手機數量是4.58部。

　　調查數據顯示，在廢舊手機處理方面，“存放在家，不處理”與“送給家人或朋友”為最常用的處理方式，分別有49.5%和27.9%的受訪者曾選擇這兩種方式處理。此外，近四分之一（24.6%）受訪者保留了3部以上廢舊手機。

　　談及不進行處理的原因，61%的受訪者不愿意將舊手機出手，主要是擔心手機被回收后信息安全無法得到保障，33.3%的受訪者“不知道怎么處置”。

　　“不是我不想處理舊手機，是手機中關于個人的信息太多了，還綁定了銀行卡及各類賬戶。”不少消費者表達了對舊手機脫手后數據安全的擔憂，除了個人數據和個人隱私泄露之外，還有可能導致經濟損失、影響自身安全。由此可看出，隱私安全問題成為制約用戶交出廢舊手機的最大原因。

　　2020年東京奧運會獎牌，由廢舊手機和小家電提煉金屬制成。（圖/IC）

　　郭占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信息安全問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正規回收企業均有比較安全可靠的信息擦除技術，把廢舊手機交與正規二手手機回收平臺基本可以保證信息安全。

　　但在現實中，曾有二手手機恢復出廠設置后數據仍可恢復的現象存在，并有不法分子以此來牟利。據媒體報道，手機數據恢復服務價格從800~2000元不等，線下手機數據恢復價格更是低至5元起，恢復的數據包括聊天記錄、照片視頻和通訊錄等。

　　此次國務院《方案》中屢次強調用戶信息安全問題，在實施回收循環利用行動中提出要推動二手電子產品交易規范化，防范泄露及惡意恢復用戶信息。

　　OPPO相關負責人提到，手機作為隱私性極強的電子設備，即使在被格式化的模式下，數據也存在被恢復的可能性，所以全面提升用戶的信任感是當前的首要重任。常大磊認為，更重要的是嚴厲打擊懲處泄露、惡意使用經營過程中獲取的信息和惡意恢復相關信息的行為。

　　如果能夠解決用戶的信任問題，那么完善的社會回收網絡體系就有可能建立。“一直制約二手機市場發展的重要因素是貨源的缺乏。如果閑置的手機都能進入二手市場，則保證了二手機的貨源。”IDC高級分析師郭天翔表示。

　　“建立社會回收體系很有必要，其中的挑戰就在于讓公眾意識到廢舊手機的流通價值以及不規范處理帶來的環境影響危害。”偉翔環保科技發展（上海）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意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幾年制造商和品牌商的回收體系基本建立了，但是社會回收體系還不夠完善。

　　同濟大學生態文明與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指出，目前，廢舊手機回收市場尚未形成完善的回收體系和渠道網絡，導致消費者難以便捷地參與回收。為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建立多元化的回收渠道，包括線上平臺、線下門店、社區回收點等，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和便利。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人大副主任鄭惠強曾建議通過社區和互聯網等渠道，建立廢舊手機回收渠道，并制定廢舊手機處置標準。2016年，他在提案中建議，借鑒英國開展的社區廢舊手機回收計劃，由政府牽頭，在社區街道、學校、寫字樓等設立專門的廢舊手機回收點，并積極鼓勵社區志愿者、公益性服務機構積極參與到廢舊手機回收點管理中來。

　　中國數實融合50人論壇智庫專家洪勇認為，在全國建設回收網點體系是完全可行的。政府主導的回收體系能夠統一標準、規范操作，提升公眾信任度，同時借助行政力量推動網點布局優化，填補市場空白，特別是覆蓋農村及偏遠地區。此外，政府可通過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參與網點建設和運營，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與利用。

　　環保處理才是終點

　　日本政府為制作2020年東京奧運會獎牌，從2017年就開始回收舊家電、手機等，三年內收集了大約8萬噸小家電和621萬部廢舊手機，從中提煉出了32公斤黃金、3500公斤銀以及2200公斤銅。

　　這些廢舊電子產品基本來自民間捐贈，日本民眾的參與讓“電子垃圾”成為了“奧運獎牌”。該事件在國內受到廣泛關注，不少人開始意識到一部小小的手機原來“渾身是寶”。

　　杜歡政指出，廢舊手機中黃金含量約為 0.015%，銀含量約為 0.3%，銅含量約為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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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估算，每噸廢舊手機可以提煉約200克黃金、2200克白銀、100公斤銅以及可再生材料等各類資源。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固體廢物控制與資源化教研所所長劉建國分析，一般工業品位的金礦，黃金的含量也就是每噸幾克左右。如果一個廢舊手機通過拆解、分類、提煉和再利用，就能夠產生極高的附加值。

　　郭占強解釋，廢舊手機通常有三種利用途徑：一是對整機進行整備再造后作為二手機進行再利用；二是精細拆解后獲得的顯示屏、攝像頭、芯片、內存等電子元器件進行再利用；三是拆解破碎后進行材料化回收。但如果廢舊手機利用不當，不但會造成資源浪費，還將給自然環境和人體健康帶來潛在的危害。

　　如果廢舊手機和拆解后的電路板，流入個體小作坊進行人工拆解和非正規的貴金屬提煉，人工拆取手機上的主要元器件后，線路板殘留元器件和錫膏通過高溫加熱的方式脫落，這種操作對工人的身體危害極大。此外，線路板和其他原料被露天焚燒或者投入熔爐中進行土法冶煉，形成銅、金和其他金屬的混合物，而那些無二手使用價值的元器件，就會被磨碎成粉狀，投入“王水”中進行“酸洗”，提取黃金等貴金屬。目前這種土法冶煉和“王水”酸洗提取貴金屬的方式，無環境保護措施，對環境負面影響巨大，而且資源回收率較低。

　　廣東汕頭市貴嶼鎮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十幾萬人就以小規模家庭作坊為單位，從事電子廢品的拆解，將其中的貴金屬等提煉出來轉賣，曾成為“電子垃圾之都”，然而這種簡單粗暴的拆解方式導致了當地土壤、水和空氣被嚴重污染。直到十年前，貴嶼當地政府才下定決心規范行業，建設循環經濟產業園區，配套環保處理設施。

　　2016年3月1日，最新版《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實施，手機首次被納入其中。《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循環經濟促進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實施，促使廢舊手機回收利用產業發展逐步規范。

　　郭占強認為，當前，我國廢舊手機循環利用行業規模快速擴大，進入發展的黃金機遇期。智研咨詢相關報告也顯示，預計“十四五”期間，我國手機閑置總量將達到60億部，我國二手手機潛藏價值超過6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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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真正的循環利用中，廢舊手機仍有多數落入小作坊中。偉翔中國于2005年進入中國市場，那時候中國正處于制造業發展初期，電子廢棄物成為必須處理的問題。“當時有兩個技術派系，一個是非正規的，比如粗放式的、家庭作坊式的處理方式；另一個則是我們通過分類拆解，將拆解后的物料結合物理和化學處理方式，提煉其中有價值的金屬和非金屬的方案。”王意中提到，這個方案的好處是最大限度地將有價值的成分提取出來，同時用破碎等工藝還可以最大限度保護這些產品生產商，保護他們的信息安全和知識產權。

　　在他看來，環保是一切廢舊手機回收利用產業的終點。如果能夠將廢舊產品輸送到規范的回收體系中，最終會產生經濟效益，讓這個產業鏈條受益。“我們甚至可以把提煉出來的金銀銅再供給到供應鏈前端制造新產品，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循環。”

　　“以舊換新其實是要刺激大家消費，就勢必會產生更大量的廢物，中間就要取得一個平衡，其中的關鍵點就是再生回收產業的發展。誰生產了這個東西，誰就要對這個東西負責。那么這就倒逼企業開始思考哪些物質易回收易再生，前端的生產制造的環節就將走向綠色化，會更加注重低碳。”劉建國解釋了當下廢舊手機回收利用的發展邏輯。

　　他強調，盤活存量、激活增量后，還能促進回收再生產業發展，這對未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撐。

　　按近十年平均數算，偉翔中國每年在中國回收手機150萬到200萬部。眼下，王意中正在密切關注對廢舊手機回收處理的政策，“類似我們這樣的環保處理企業，處理能力遠超現在的實際回收量，仍處于‘吃不飽的狀態’”。

　　此次國務院《方案》中強調，要強化政策保障，其中要加大財政政策支持力度，比如中央財政設立專項資金，支持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工作。

　　在補貼層面，洪勇則建議：要設立專項基金，明確補貼標準和發放機制，確保公正透明；還要將補貼與手機環保性能、回收利用率等指標掛鉤，激勵廠商生產更易回收、資源利用率高的產品；此外要鼓勵跨區域、跨部門合作，整合資源，避免重復補貼；要結合稅收優惠、低息貸款等多元化政策工具，降低回收處理企業的運營成本；最后定期評估補貼效果，根據市場反饋動態調整政策，確保政策精準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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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江鈺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