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興庭

　　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分田到戶搞包干”讓廣東中山坦洲鎮新合村農民火了一把，生活逐漸紅火。但發展到今天，新合村村民農業經營模式的缺點暴露出來：單一分散，規模小。分田到戶搞包干顯然滿足不了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在建設新農村過程中，新合村摸索、實行了土地反承包經營管理模式，簡單地說就是把收回來的土地統一布局，對水利、農路等設施集中整治，再發包給本村村民進行連片種植特色水果或養殖。

　　據報道，“這種承包種植模式投入少，管理易，見效快。”對于經濟增長，傳統的經濟學一般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是源動力。然而，現代制度學派卻認為，資本積累、技術進步只是經濟增長本身，而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變遷：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的產權制度體系。正如道格拉斯·諾思所說，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制度，特別是能有效保護個人利益的產權制度。這一點其實可以在我們的農村土地制度的變革中得到充分的驗證。

　　改革前多年的強制集體化，使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而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作為一項制度創新，用林毅夫的話說，它給予了一個勞動者最高的激勵。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農村土地的這一次制度變遷并不是一次完整的產權變革，地權歸屬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沒有區別。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這種缺陷就越來越明顯。

　　世界土地制度的演進表明，一個靈活的土地權益流轉制度是土地產權制度不可缺少的內容，是土地高效配置的重要保證�！敖ㄔO社會主義新農村”被納入了國家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要有“新農村”，就要解決現在積弊重重“三農”問題，這除了常規的增加資金投入、鼓勵產品和技術創新，最需要的還是制度創新。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收入增長開始放緩，農地荒蕪的現象在各地普遍存在。土地不能流轉，就不能形成專業農戶，就不能培育真正能夠參與競爭的市場主體。農民必須從“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原始耕種方式中解放出來。

　　“把收回來的土地統一布局，再重新發包”，“土地反承包”作為一種“從實踐中來”的制度，固然是有其意義和價值的。但是，“土地反承包”并沒有觸及土地產權這個利益核心，仍是一種半截子式的產權，也沒有形成太大的增值空間，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仍然是一場空話。

　　說到底，“土地反承包”只是一種應對家庭聯產承包“單一分散、規模小”等缺陷的權宜之計。在我看來，“土地股份合作”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農民土地作價入股”，不但有利于土地的統一布局，形成規�；�經營，更重要的是，這種制度將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固定化、價值化。2006年，韶贛(韶關至江西贛州)高速公路廣東境內段的土地征用首次嘗試“農民土地入股”征地方式，農民以土地作為要素入股高速公路，并依法從中獲取收益。這種“入股”，不僅僅應該存在于政府的征地拆遷中，更是實現農業產業規模經營的關鍵一步。

　　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鬧到現在，關于土地的資產化、股份化除了零星的試點之外，幾乎沒有什么進展。按照一些人的解釋，是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其實，與其說是因為思想觀念不開放，不如說是其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集團阻撓。有人估計，改革開放30年，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征地，從農民手中獲得的土地凈價收益超過20萬億元。而如果實現了“土地股份合作制”，這部分收益本應該屬于農民。

　　“土地反承包”已經有了土地股份合作的影子，可以想象的是，從“土地反承包”走向“土地股份合作”，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