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過，改革就是一場革命。如果從社會層面和個人的私生活領域來看，的確如此。就拿體育來說，無論是體育精神還是訓練和比賽機制，以及我們的體育文化，都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只是這種變化的漸進性和自發性讓人們喪失了應有的敏感，以至于很少有人覺察到這種變化。

　　改革之初，1981年11月16日中國女排在日本大阪以3：2戰勝日本隊，七戰七捷，奪得世界杯冠軍。就在當天晚上，北京大學的學子們響亮地喊出了“振興中華”，國人無不振奮。接著1982年，在第六屆世界杯體操賽中，李寧一個人奪得共7個項目中的6枚金牌。1983年6月11日，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運會預選賽比賽中，朱建華刷新了男子跳高世界紀錄。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今天，這些運動員肯定會成為人們喜愛的明星，如同姚明、劉翔、郭晶晶。人們會自然地把他們當做成功人士，他們的成功首先會被認為是他們的天才與努力的結果。然而在上世紀80年代，這些人卻是民族英雄。他們的榮譽屬于一個具體或者抽象的集體。社會酬報他們的是尊重和榮譽，而不是財富。在他們的成功中，意志和道德力量最為人們關注，也最能打動人。郎平和李寧后來的人生道路也正是他們適應世道變化的結果。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在這些變化背后是否有著更深刻的原因？

　　在改革之前，我們都知道，身體是屬于國家的，是心靈的工具。每個人都是一個螺絲釘，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能發光發熱，都是黨的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身體是為了祖國的強大、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心靈和道德是重要的，我們要通過不斷的運動來凈化自己的道德，而和身體相關的欲望和美，都是骯臟的、脆弱的，它會危害和腐化我們的靈魂。因此，要狠斗私字一閃念，要克服和壓制來自身體的欲望。身體的美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在那個時候的體育教育和訓練中，意志和道德品質高于一切，運動員能否在比賽中取得好的成績并不重要，甚至好成績本身就不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用毛澤東思想指導了自己的實踐，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在20世紀80年代，這種思想開始動搖了。體育被當做一種強國的手段，至少是象征。在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成功中，運動員們給國人帶來了極大的信心和鼓舞。在80年代，運動員在獲得勝利后的感謝中，常常會本能地說，這些榮譽屬于祖國，屬于人民。在最初的時候，這種情感是真誠的，高尚的。雖然在今天想來女排姑娘們帶來的那種喜悅和激情已經恍若隔世了。

　　慢慢的，這種情感開始消退，成績成為衡量訓練的唯一標志，成為像政績一樣的東西。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在運動員的訓練和比賽中，成績變得至關重要。雖然技術本身也得到了足夠的重視，但一切都是為了比賽的成績。運動員本人是被隱藏在這些成績后面的。成績是屬于國家的，屬于民族的。何智麗事件和馬家軍的突起與瓦解是這種體制最富戲劇性的表現。1987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第39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國代表團教練組決定，在半決賽中中國運動員何智麗和管建華的比賽中，讓管勝出。但在比賽進行中，不聽話的何智麗卻一舉擊敗了管建華。在那個下午，沒有人去理睬何智麗，也沒有人對她進行指點，在晚上的決賽中也是如此。在有著悠久讓球歷史的中國乒乓球隊里，何的這種做法是大逆不道的。事實上，她后來也不得不遠走日本。馬家軍的歷史就更是如此，馬俊仁的訓練方法嚴酷但富有成效，也將這種金牌至上的理念發揮到了極致。如果刻薄一點說，在這個時候，運動員是金牌的工具，他們是誰，運動是否給他們帶來快樂并不重要。他們只是教練手中的行貨，是教練成就、政績的標志。運動員自己也是這樣看待自己所從事的運動的。他們奮斗的唯一目標，成功的唯一標志就是金牌。對體育界整體而言，其他的一切都要為獎牌服務。這就是舉國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