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旗

　　　浙江女商人杜益敏因非法集資7億元，在3月21日這一天被浙江麗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犯有集資詐騙罪，處以死刑。

　　相比較以前有被認定非法集資2000萬元、詐騙1000萬元而被判決死刑的人來說，杜益敏并不冤，但跟有些人比，她似乎又“冤”得很。

　　2007年9月，上海社保案核心人物、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原局長祝 均一因受賄、挪用公款以及濫用職權三宗罪名，被長春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對祝的指控中涉及受賄160萬元、挪用社保資金13億元、濫用職權導致300余億元上海社保資金蒙受重大損失等。

　　在杜益敏被判刑的前一天，服刑中的祝被追加了另外一項濫用職權罪名，并因此獲刑6年，與此前的罪名數罪并罰，仍執行18年有期徒刑。

　　對比兩個案子，就會發現涉及金額更大，社會反響更壞的祝 均一案，在量刑上反而比“小姑娘”案低兩個等級。

　　這個心理落差，使觀察和評論人士撰文質疑法律在執行環節的公平性，這些觀點認為，如果杜益敏量刑恰當，那么祝均 一是不是被判輕了。

　　是適用法律條款的不同造成了量刑與人們心理預期發生偏移嗎？

　　逐一查找刑法有關條款，可以看到，非法集資如果存在故意詐騙，情節特別嚴重的可以判死刑。

　　再看看祝 均一的受賄罪，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條規定受賄罪比照貪污罪處罰，第三百八十三條規定，個人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對于挪用公款罪，刑法第三百八十條規定，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濫用職權的最重刑責也為無期徒刑。

　　祝均 一的三項罪名，均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死緩以及無期徒刑的。問題是受賄160萬元，挪用13億元，以及濫用職權導致300億元公款蒙受損失算不算數額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呢？

　　具體到量刑方法，甚至可以上升到法律學術領域的辯論。但是回到普通人的追問——祝均 一和杜益敏誰罪過大？300億和7億哪個影響深？這就不僅僅是學術層面的話題了。

　　其實最極端的例子還是許霆案：一個沒有犯過大過錯的小伙子，發現銀行ATM機的程序錯誤后見財起意，在賬戶中只有170元的情況下取走銀行17.5萬元。許霆以盜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許霆這個偶然的17.5萬，與祝均 一一貫的、不斷累積的160萬、13億以及300億相比，誰應該受到更重的懲罰呢？

　　幾年來不斷有來自民間的聲音質疑“高官輕判”，即使中央鐵腕整貪，但至今為止，上海社保案已經審結的悉數關鍵人物中，以上海電氣原董事長王成明以共同貪污3億元被判死緩為最重刑罰。而如前文所引述的刑法條款，貪污10萬元以上就可以判無期了。

　　法律是公器還是工具？法律當然是也只能是公器——維護公共利益和公平原則的武器，就像那些常被掛在嘴邊的話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而一個現實的話題是，社會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在法律追究的面前得以保全，一頂烏紗也可以抵消掉一些罪責。那些權利在手的人，犯罪往往動用到更多的公眾資源和傷害到更多民眾——比如上海社保案，但卻能以撤掉某些行政職務、終結政治生涯等代價，換得一息偷生。但是天堂里的人沒有官階，完善的法制系統下，也不應分有強勢和弱勢群體。

　　有人說，法律的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化解矛盾，維護和實現社會和諧。和諧社會就要有良好的矛盾解決機制，而如果人們都在質疑許霆的無期徒刑和祝 均一的數罪并罰18年，顯然是在解決了一兩個矛盾的同時，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和困惑。-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