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經濟史，緊縮的貨幣政策尤其是信貸政策從來就不是殺死通脹的武器，抑制通脹，從來靠的是經濟實體生產效率的提升，而不是擴張或者緊縮（格林斯潘語），只有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戰勝了外部成本價格的上升時，價格真正意義的下降才有可能。這時，同等數量或者略微增多的貨幣反映出的是人民幣價值含量的增加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就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價值重估，是經濟增長的正常表現。事實上，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強勁增長很大程度得益于此。反轉過來，當緊縮政策損傷到企業勞動生產率時，那么成本上升的壓力最終可能演化成惡性的通貨膨脹，最后以需求驟然下降、產能過剩而告終止。

　　顯然，當下股市暴跌很大程度源自于市場對超緊縮的政策所可能造成的后一種結果的悲觀預期。

　　從全球化背景看，誰越主動，就意味著誰承擔的經濟調整的成本越多。中國壓制國內需求越狠，就需要更多的外部需求來平衡，意味著中國有了更大容量來吸附更多的外部流動性，因為無論是加息還是升值，都會導致海外熱錢套利的空間加大，內資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機會受到進一步擠壓，給外資收購中國企業和國內資源提供更大的機會。而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美歐的政策空間增強，由于來自中國的通脹因素的減輕，美國可以連續降息、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美元加速貶值，最終以一個大泡沫覆蓋一個小泡沫的方式來燙平次債的沖擊，而無需緊縮自己的過度需求，承擔起調節全球經濟失衡的成本。這事實上成為了一種國家利益的博弈。中國的單向緊縮政策顯然是歐美所樂見的（2月10日G7國家會議對人民幣升值和緊縮貨幣政策表示歡迎）。

　　假如通脹在短時間內下不去，就應該坦然地面對，從供給上多下功夫，加強社會保障等民生建設的投入，解除制約當今中國居民消費的各種瓶頸是當務之急。這意味著中國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鐵、學校、住房，而所有這些無疑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些配套基礎設施投資大幅增長，不同于無效率的重復建設，反而可以緩解目前經濟發展的“瓶頸”，改善投資和消費關系，促進中國家庭的消費，并掃除對未來難測的不安全感。居高不下的中國政府的儲蓄率正好應該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

　　同時，通過財政補貼和減稅手段，穩定通脹的預期，減輕百姓通脹的痛苦；通過財政補貼和減稅，引導企業積極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減輕企業面對的成本上升的壓力。隨著經濟結構失衡的逐步改善，相信中國經濟能夠平穩地走出通貨膨脹的泥沼。（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