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煜輝

　　毫無疑問，2007年是中國經濟備受通貨膨脹和流動性過剩困擾的一年。

　　一言蔽之，當下中國最核心的經濟問題就是投資消費關系的內部失衡所引致的國際收支順差。中國的居民消費支出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下降到2006年的36％，而儲蓄率2006年卻攀升到接近50％，儲蓄使用的方向只有兩個：一是投資，二是出口。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如果消費率不能夠得到有效提振的情況下，壓低投資和減少出口都顯得非常困難。

　　中國在投資（或者通貨膨脹）和貿易順差兩者之間往往是顧此失彼，即使是通過種種手段按下投資和通脹，最后是國內需求減少，從而導致更多的貿易順差；如果其加大國內投資需求，順差問題可以緩解，但是通脹勢必失控。如是，當下以抑制投資規模和通脹為主線的宏觀調控，便越來越陷于一個迷局：當投資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受到限制后，消費及進口的增速就受影響，而出口并不會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這樣，進口也就趕不上出口，最后導致巨額的貿易順差，隨后帶來的是流動性泛濫和加劇本幣升值的壓力，房地產、股票等資產泡沫急劇膨脹。

　　很顯然，問題的癥結在于消費率下降，而儲蓄率上升太快。分析發現，是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上升很快。

　　近年來，政府對于經濟的主導性明顯上升，大量的經濟資源要素配置權集中在中央各職能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手中，行政壟斷導致整個資源要素價格被系統性扭曲。核算可知，2006年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3．9萬億（2007年已經突破了5．1萬億），預算外財政收入5000個億，加上國有部門企業當年稅后利潤近1．1萬億和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6000億，政府可支配的財力高達6萬億，接近占到ＧＤＰ的30％。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

　　我們現在常講的中國的“高儲蓄”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政府以及與政府相關的壟斷企業部門的儲蓄在大幅增長，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在高達44％的儲蓄率當中，政府部門的占比高達21％，也就是，有9個百分點的儲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門的高儲蓄導致政府及政府主導投資趨勢近些年明顯上升，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政府直接進行和通過企業間接發生的投資目前已經占到整個經濟中總投資份額的1／4左右。可以預知的是，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為驚人的速度在上升。

　　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低下（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是吸收不了太多勞動力的），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

　　過高的投資率使得分配結構發生扭曲，宏觀上表現為地區差距拉大、城鄉差別拉大、收入差別拉大，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導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如法治環境、誠信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居住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產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財力支持而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改革困難重重（由于金融生態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民營資本融資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資源越來越向著大企業、大客戶和壟斷部門集中，信貸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儲蓄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等等，故此，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

　　只要上述的中國政府、企業、居民的部門收入分配結構沒有根本改變，高儲蓄、高投資、貿易順差、消費需求不足等等都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改觀，無論是人民幣匯率的調整，還是貨幣政策的變化，最后都是治標不治本，即便是通過行政手段強行經濟低頭，最終也將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為了鼓勵消費，中國必須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意味著中國要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鐵、學校、住房，而所有這些無疑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些配套基礎設施投資大幅增長，不同于無效率的重復建設，反而可以緩解目前經濟發展的“瓶頸”，改善投資和消費關系，促進中國家庭的消費，并掃除對未來不測的不安全感。居高不下的中國政府的儲蓄率正好應該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

　　值得斟酌的是，當下宏觀部門強攻投資和通脹的調控思路：加快名義匯率升值的步伐，同時政府頻繁動用緊縮的貨幣手段，加息、提升準備金率、定向票據、特別存款乃至行政的窗口指導迅速地抽干銀行的流動性，一刀切地把投資壓下來，通過減少貨幣總額與資金量強行擠去資產和價格泡沫。在美國經濟衰退加大的情況，這種外科手術式的調控很可能把經濟從過熱一下子推向通貨緊縮的邊緣，如同2004年的宏觀調控一樣。

　　很顯然，信貸投資擴張、內需不足、流動性過剩、貿易順差激增等等所有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個有機整體，而非獨立存在。著眼于治本之策，旨在改善投資消費失衡的結構性改革到了非闖關不可的時候了。短期來看，在目前ＣＰＩ比較高的情況下，推出資源要素價格改革以及工資收入的大幅提高的確都可能會增強通脹壓力。但是從長遠來看，隨著經濟失衡的改善則會減少經濟走向全面通脹的風險。因為中國所進行的結構性變革，如資源要素價格、收入分配體系必然也能夠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使之向著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中國要素資源理順以及制成品價格上漲由此可能導致美國貿易赤字惡化和通脹壓力上升，中國通脹壓力的逐步釋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封殺了美聯儲降息、轉移調整成本的政策空間，必將倒逼著美聯儲做出緊縮調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國外部的流動性都會自然減少，中國出口需求也將減弱，國際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幣升值壓力也會減少，有利于改變中國流動性泛濫的局面，資產泡沫也有望實現軟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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