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由國融證券與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26屆（2022年度）中國資本市場論壇在京舉辦。本次論壇的主題為“中國資本市場：新理念 新生態 新格局”。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吳曉求參與會議并教做主題報告。

　　吳曉求表示，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了31年了，我們在不斷地探索。我們一開始的確不知道中國的資本市場未來將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特征、一種什么樣的模式，所以在不斷地探索。我們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行政審批制度。從1993年開始，先是額度審批，要有額度，后來是行政審批；二是2001年開始進入到核準制，核準制既有通道制，也有保薦人制度，經過了這些階段。三是到了2019年，我們開始在科創板來推行注冊制的改革，2020年在深交所的創業板完善注冊制的改革。2021年在北交所全面實行注冊制的改革，這實際上是在探索中國的資本市場究竟應該實行一種什么樣的制度架構。

　　他特別提到，2019年在科創板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注冊制的改革，我們找回了資本市場上的靈魂。過去中國資本市場只是一個外殼，它沒有靈魂，我們現在找回來了，就是市場化，一切由市場來決定，這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這樣一個基本判斷，所以推行了注冊制的改革。注冊制改革到了深交所，又有了明顯的進展；到了北交所，全面實行。

　　總體上，他指出，未來中國的第三種模式一定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融合，二是市場和銀行的雙主導；就是未來我們的法制建設的核心是透明度原則。

　　最后，他還表示，經過16年的反復思考實踐，發現中國的金融體系可能要做調整，它未來的模式是“雙峰模式”，就是金融機構或者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這兩個雙峰，雙峰構成了中國金融體系。過去我認為是單峰的，今天我認為是雙峰的。所以，資本市場發展在雙峰的金融體系中起著特殊的作用。

　　發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寧主任、劉偉校長、焦首席、徐明董事長，還有和我幾十年來一起共同做研究的各位專家，我就不一一說了。還有年輕的專家、資深的專家，感謝各位在特殊的時候來參加這樣一個論壇，當然我要非常感謝侯守法董事長多年來支持中國人民大學資本市場的研究，支持這個論壇，感謝各位！

　　因為現在要開這樣一個會還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剛才念到的幾位主要的嘉賓，都排除了很多困難來到這里，寧主任是1997年第一屆他就來了，那個時候他是副處長，現在變成正部長。他是我的同學，也是我學習的榜樣。尤其像劉偉校長所說，要拓展人才的視野?！百Y本市場論壇”不僅僅要研究資本市場，必須要站在國家整個宏觀經濟的架構下去研究資本市場的發展才有意義。

　　我主要是講一講跟我的研究有一點差距，講一講中國資本市場的一些模式特征。到這個時候好像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因為中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了31年了，我們在不斷地探索。我們一開始的確不知道中國的資本市場未來將呈現出一種什么樣的特征、一種什么樣的模式，所以在不斷地探索。我們經歷了三個階段，哪三個階段？一是行政審批制度。從1993年開始，先是額度審批，要有額度，后來是行政審批。2001年開始進入到核準制，核準制既有通道制，也有保薦人制度，經過了這些階段。到了2019年，我們開始在科創板來推行注冊制的改革，2020年在深交所的創業板完善注冊制的改革。2021年在北交所全面實行注冊制的改革，這實際上是在探索中國的資本市場究竟應該實行一種什么樣的制度架構。

　　通過這31年來，體現出我們的特征、我們的智慧。中國是一個大陸法系的國家，它的成文法是它法律的基本特征。根據許多學者研究，在大陸法治下對市場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很難得到充分的發展。大陸法系的國家大概都是這樣一些特征。但是英美法系的國家，因為它的判例非常重要，它的法律相對靈活，實踐也表明，英美法系的國家市場充分發展。這樣一來，加上中國的文化特征、法律特征，有很多人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很難發展資本市場”。也有人說加上中文非常復雜，要讓外國人把中文學透、學好，比外國人學英語要難很多。所以，語言也是一個障礙。因為你的市場要發展，必須要國際化。如果你的文字不國際化，也很難實現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有學者通過這三個層面論證，是想說在中國金融發展的重點還是金融機構，還是商業銀行。

　　我也在思考我們的金融究竟走向何方？我在2006年經過一年時間的思考，我跟趙錫軍教授他們一塊兒寫了一本書，叫究竟是市場主導還是銀行主導，中國金融體系的一種實踐，那個時候已經在考慮我們要調整一些法律體系。如果完全恪守大陸法系的結構，中國市場是很難發展的。

　　所幸的是，在2001年的時候，那個時候證監會已經開始在上市公司中實行獨立董事制度，雖然還沒有上升到《公司法》的層面。后來2006年公司法對獨立董事制度進行了法律規定，中國上市公司在制度設計上，在公司治理層面要引入獨立董事制度，但獨立董事制度當然是英美法系里面上市公司的一個獨特的制度安排大陸法系中一般以監事會為準。所以，在中國的《公司法》里面開始吸收英美法系或者普通法系關于有利于市場發展的一些元素開始出現了。也就是說從這個時候實際上已經開始中國的法律體系在走向融合，雖然我們的基本架構仍然是大陸法系，但是我們有效地吸收了英美法系關于資本市場發展的一些重要元素，以適應資本市場的發展。從這個開始，已經呈現了一個趨勢。

　　我在2006年的那本書里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所在，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朝著這個方向推進改革，我們不能夠墨守陳規，改革最重要的是松綁，要松發展資本市場的綁，從哪里開始松？從法律開始。文化這個東西通過代際傳遞，它慢慢都會適應的，我們不要把文化看成是一個固定的、凝固不變的東西，隨著時代的前進，隨著我們教育水平的提高，隨著我們和國際化程度的對接，實際上文化會越來越現代化，文化會越來越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所以，不要因為文化就嚴重約束，而且漢字未來也會慢慢被大家所接受，我們不要把這種約束資本市場的因素看得太重。但是法律必須調整，法律的目標主要是推動經濟社會的進步，法律不是僵化的。我在學校的時候經常會請教王利民教授，他是民法領域的著名學者，經常請教一些問題。“法究竟是干什么的？”法不是束縛人們手腳的東西，法是解放人們手腳的東西，法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東西，法是維護弱勢群體的利劍和基礎，法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東西。這就是法。不要拿法嚇唬人，一嚇唬人，這個社會就停滯了。所以，法一定要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進步，所以要調整。

　　2006年《公司法》納入獨立董事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雖然今天大家對獨立董事制度詬病很多，但這個法的進步是毋庸置疑的。當然現在正在討論《公司法》的修改，最近也收到邀請函，讓我去參加討論《公司法》的修改，這里有一個獨立董事制度，有它的責任、義務和它們之間的平衡性。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國家到了2019年有了巨大的飛躍，我們過去長期以來對中國為什么要發展資本市場、如何發展好資本市場以及資本市場走向何方、它的發展戰略目標是不清晰的，它的政策來回調整，它們來回是沖突的，因為它們心中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2019年之后我認為我們找到了這個目標，我們有了正確的認識，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創板，在科創板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注冊制的改革，我們找回了資本市場上的靈魂。過去中國資本市場只是一個外殼，它沒有靈魂，我們現在找回來了，就是市場化，一切由市場來決定，這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這樣一個基本判斷，所以推行了注冊制的改革。注冊制改革到了深交所，又有了明顯的進展；到了北交所，全面實行。

　　這三個階段都完成了不同階段的作用，上交所的作用是改革，主要完成了市場化，完成了市場化的定價，完成了讓什么樣的企業來上市的一種機制。過去不是我們人為的選擇，這是由市場來決定，這個企業值多少錢也是由市場來決定，同時在深交所完成了一個法律的轉型，包括特殊投票人制度，焦首席和徐明董事長、葉林教授三位都是著名的法學家，我是一個門外漢，但是憑我的感受，特別投票人制度很重要，在高科技企業里不能資本說了算，資本說了算企業走不遠，這也是我們學習德國經驗的一個重要啟發。美國經驗有美國經驗的合理之處，比如進行金融的改革，通過金融的多樣性來培育高科技企業，讓一個國家的產業升級換代能夠比較快，這是美國的經驗。但同時又不能在任何企業都由資本說了算，這不行，資本必然是短視的。所以，中國的企業的創新都是圍繞著利潤來的，所以它的創新走不遠。所以，它最大的技術創新是沒出現的。我們必須要以一種戰略性資本，維護這個國家的基礎性創新。顯然對上市公司的投票權要進行改革，所以特殊投票人制度非常重要，能夠維系這種創新走得很遠，也能維系一個高科技企業的穩定發展。我認為這就是與時俱進，這就是注冊制改革帶來的巨大變化。同時又建立了訴訟的代表人制度，這些東西都是普通法系或者英美法系在資本市場領域特殊的元素。我們沒有恪守教條的一個規則，我們把它吸收進來了。我們的資本市場開始有靈魂了，因為我們知道需要做什么樣的改革才能把中國制度做好。

　　我概括了一下，可能中國資本要走第三條道路，是第三種模式，當然它吸收了美國發展資本市場的精髓，現代制度有很多精髓，比如透明度原則，透明度原則特別對監管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個人認為監管的核心是透明度監管，變得非常重要，這是美國《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告訴我們的，也是美國的實踐所告訴我們的，所謂的“三公”原則都是來自于“透明度原則”。

　　但同時我們不可能完全復制、完全照搬美國發展資本市場的道路，我們發展資本市場推動金融的改革有兩個目標，一個是要服務于國家的金融結構的改革，中國金融體系過于古老，那種金融體系完成不了中國產業的轉型，完成不了從高科技到高科技企業的轉型，因為這些企業充滿著不確定性，如果不改變金融業態，這些不確定性的企業成長不起來，所以必須要服務于國家的整個金融體系和結構性的轉型，唯有資本市場才能完成。第二，我們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服務于國家的戰略需求，包括卡脖子工程，包括高科技企業。這也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特點，它是一個適度的引入頂層設計，適度地讓資本市場的發展戰略和國家的戰略目標相適應。有它的可圈可點，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很多它的經驗和好的地方，我們不要認為我們這40年來一無是處，我們做了大量的探索，都是教科書里面所沒有的。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的實踐也是很多教科書里面沒有的，因為它走了自己的道路，慢慢地它形成了第三種模式，既不完全等同于美國的模式，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回到德國模式。有一個時期有些人在否定我們過去的道路，以為我們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錯了，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德國模式有它的可取之處，就是用戰略資本孵化它的高科技企業，以維持這個國家的整體競爭力，這是學習它的地方。但是如果我們的市場不發展，整個傳統金融體系去維系一個國家，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經濟的升級換代將非常緩慢，我們完成不了。

　　我有一個英國模式和德國模式的比較，我們可以學習它的長處，但是它的基本架構我不認為這是我們學習的，它的一些關于戰略性資本和高科技企業發展的關系以及它富有的戰略性的視野是我們要學的，以及它對高科技企業、國家重大基礎設施的重視，這是我們要學的。但我們還是要培育一個發達的資本市場，因為我們除了實行供給端去供應實體經濟，培育高科技企業，我們還必須滿足需求端，也就是說我們國家正在由一個小康的社會邁向中等發達國家，到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這是我們未來的目標。

　　在這個目標下，實際上社會各個階層都有一個需求，就是財富管理的需求，他的收入增長之后不能老是買房子去，房子不是最好的資產配置的方式。我們的金融體系特別是資本市場有責任配比收益和風險相匹配的多類的資產，供他們進行配置，這個社會才會走向良性。所以，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還有一個義務，要滿足社會日益多樣化的金融需求，特別是財富管理的需求，這也是我們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雖然短期來看我們會受到某些文化的約束，但是從最長遠來看，只要我們的法律體系調整，我們實事求是，順應時代的變革，我認為中國資本市場一定能發展起來。后來我們就概括為，中國實際上已經慢慢呈現出第三種模式的痕跡了，這和我們中國經濟發展走第三條道路是一樣，它們大概都是相輔相成的。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還寫了一本書，還有PPT，我就不展開了。這里我稍微提一點，我發現我在2006年特別主張市場主導性的金融體系，是中國的戰略選擇。我經過16年的反復思考實踐，發現中國的金融體系可能要做調整，它未來的模式是“雙峰模式”，就是金融機構或者商業銀行和資本市場這兩個雙峰，雙峰構成了中國金融體系。過去我認為是單峰的，今天我認為是雙峰的。所以，資本市場發展在雙峰的金融體系中起著特殊的作用。

　　講錯了，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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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石秀珍 SF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