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包慧 杭州報道 11月15日,由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指導,21世紀經濟報道、21財經主辦,浦銀理財聯合主辦的“2022中國資產管理年會”在上海隆重舉行,本屆年會主題是“大資管進化再啟航”。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在“2022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發表演講時表示,全球處于動蕩變革期,其中全球經濟增速換擋、全球經濟結構與風險的變化將引發以下三大變化。
一,全球經濟換擋不僅會帶來無風險收益率的下降,更可能導致政策利率失誤和金融產品結構化的過度,帶來額外風險;
二,全球經濟增速下臺階必定導致全球結構和沖突的加劇,導致市場難以進行風險定價;
三,各種脫鉤以及多中心可能帶來傳統的貨幣和資產錨失去傳統的功能,因此一些戰略思維需要進行深度調整。
世界經濟格局劇變:三足鼎立到印太崛起
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增速出現明顯下降,學界稱之為“長期停滯”。從2010年到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3.7%,比新世紀前10年低了0.2個百分點。但劉元春預計,從新冠以來的未來7年里全球經濟增速將不到2.3%,下降幅度達1.4個百分點。
這么大的下降幅度會引起什么樣的變化?劉元春總結稱,首先,會直接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劇烈變化,高收入國家占世界GDP份額在過去20年力下降15.4%,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增長12.1%,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歐元區的占比會急劇下降,美國占比基本持平,但印太區域快速增長,主要是中國、印度和東盟十國。
“所以未來幾年是各種利益再分配的激烈時期,去年一個標志點是我們人均GDP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還有個很重要的標志點是中國GDP總量超過歐盟。目前大家預測未來5年里歐盟占世界GDP比重可能會降5-8個點,中國占世界GDP比重可能會提升5個點左右,之間差10個點的變化帶來中美之間對抗更劇烈,傳統的三足鼎立不成立了,按照我們團隊的預測,到2029年,中國和美國的GDP將會基本相當。”劉元春說。
劉元春表示,從去年IMF最新公布的購買力評價來看,中國購買力已經超過了美國購買力的30%。按照我們的估算,到2025年,中國GDP將達到美國GDP的90%,到2028年左右將會達到美國GDP的100%,所以格局變化很明顯。
其次,增長中樞的下降,導致傳統的合作多贏局面進入到針鋒相對零和博弈時期。所以地緣政治風向大幅度上揚,還有去全球化導致的產業鏈重構,導致全球化壓力加大,全球化指數全面停滯。
資產定價模型失靈,戰略需要調整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期、關鍵期,和資產定價之間有什么樣的關聯?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是由無風險收益率和風險溢價組成,這兩個部分在這種格局里出現了四個變化。
劉元春表示 ,第一,經濟增長中樞下滑,必定導致基準收益率、無風險收益率和自然收益率的下滑。過去10年,中國GDP增長速度實際增速6.6%,名義增速9%左右。因此資產收益率,特別是結構化的,很容易超過10%,通常可達到8%-9%,我們GDP增速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界定基準收益率和無風險收益率的基本點。所以增速下降后如果還按照原來的標準進行產品設計/p>
第二,我們經常不愿意承認已經告別了過去,總是想停留在過去,這會出現政策性利率與自然利率出現偏離后導致系統性風險。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在2008年之后,金融界都不承認美國經濟會在一個新的長期停滯的時代。因此美國實際潛在增速和中期利率存在偏離,同時與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出現嚴重偏離。這種偏離直接導致全球出現債務高企、風險高企,從而導致為了維持高收益進行過度的產品構建,出現很多問題。
第三,出現系統性偏誤以后,積累的高債務、高杠桿必須得到調整,必定帶來一段時期的去金融化。滯脹時期的高債務、高杠桿、高風險要有一個軟著陸過程,這個過程就是風險不斷上升的過程,當中風險溢價會出現與常態化預期不一樣的狀態。
第四,大時代中系統性斷裂帶來的風險導致傳統定價模型難以計量,比如說疫情。2020年美國熔斷出現了三次,石油期貨出現了負價格,出現名義利率為負,實際利率持續為負的狀況。戰爭、地緣政治、大國博弈導致很多人用尾部風險來進行衡量,但在金融當中還有一個概念是奈特不定性,無法用傳統的貝葉斯分布來衡量大時代所發生的不確定性,導致金融市場、金融資產面臨系統性缺陷,這時該如何進行資產構建?國際貨幣錨定效應的年度變化表明,整個世界可能進入到了一個沒有金融錨定效應的時代。比如美國一些操作直接把美元這個貨幣錨給拔開了,相應的一些基礎性資產定價錨定出現問題,因此整個資本市場就像波濤起伏的海洋一樣,技術脫鉤和金融脫鉤會加劇我們的錨效應的失去。
最后,劉元春給出了三個結論:
一是經濟換擋不僅會帶來無風險收益率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在非預期性下降之后,可能導致政策利率失誤和金融產品結構化的過度,帶來額外風險。
二是全球經濟增速下臺階必定導致全球結構和沖突的加劇,導致大量的政治社會風險嚴重擾亂市場均衡和定價,大量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可能帶來結構性斷裂,市場難以進行風險定價。
三是各種脫鉤以及多中心可能帶來傳統的貨幣和資產錨失去傳統的功能,我們的一些戰略思維需要進行深度調整。
責任編輯:王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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