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7月25日消息，2020國際貨幣論壇今日線上開幕，本次論壇主題為“新發展格局下的全球金融中心建設”。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發表演說。

　　高培勇表示，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既不同于疫情之前，也不同于高速增長階段，對于經濟形勢的把握必須要在一般性分析的基礎上向前深入一步。具體而言，高培勇給出了兩種基本看法：一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要有兩個參考系，二是對宏觀政策的配置分析要堅持對癥下藥。

　　首先，在做形勢評估時，不能僅僅以2019年經濟實際運行狀況作為參考系，而要在此基礎上加入另一個參考系，即疫情前的預期。通過兩個參考系共同作用，達到更加全面、充分地評估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少留甚至不留后遺癥的目的。

　　其次，在做政策配置時，通過把疫情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和經濟的常態變化區分開來，對癥下藥、精準施策。對于原來就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可采取日常的宏觀政策配置，以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為目的；對于特殊時期的特殊困難、風險和挑戰，應采取特殊的舉措，以救助和紆困為目的。

　　因此，在宏觀經濟分析、宏觀政策運行的過程中，應當注意避免幾下幾點：第一，要避免對當前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不加區分地“一鍋煮、一勺燴”；第二，要避免簡單搬用傳統思維來從事疫情下的宏觀分析和宏觀政策操作；第三，要避免為應對短期問題而留下有礙長遠發展的后遺癥。

　　以下為現場實錄：

　　大家好，很高興在疫情期間以這樣一種方式和大家進行交流。宏觀經濟的分析是我們的主業，這樣一種分析對我們而言有兩大主題，一是對宏觀經濟形勢作出精確的判斷，二是對宏觀政策的配置做出準確的把握，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形勢怎么看？經濟工作怎么干？這兩大主題其實一直和我們相伴隨。我在此所想表達的一個基本的見解就是對于當下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對于當下中國宏觀政策的配置，不能僅滿足一般性的研究，而是要深入到更加精準有效的經濟當中去。

　　為什么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都知道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的錯綜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既然是前所未有的，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也好、對于宏觀政策的把握也好，都很可能超出我們以往熟悉的那樣一種視野范疇。

　　比如說對今年上半年經濟形勢有這樣一種分析和判斷：總書記在周二同企業家的座談會上已經作出精確的表述，他是這樣講的，今年上半年我們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出穩定向好的態勢，就GDP的變化而言，一季度GDP下降6.8%，二季度下降3.2%，1到6月份綜合在一起也就是上半年整個下降的幅度是1.6%，總書記講這是比我們預想的狀況要好的。就財政收入而言1到6月份下降的是10.8%、稅收1到6月份下降的是11.7%，但是就6月份這個單月而言，財政收入出現了正增長，增幅為3.6%。就宏觀政策的布局而言，我們現在仍然采用疫情之初的表述，那就是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

　　但是如果注意到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既不同于疫情之前，也不同于高速增長階段，我們對于形勢的把握顯然就必須在一般性分析基礎上向前深入一步。這是因為當前的中國經濟運行和宏觀政策配置的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面對這個形勢和政策配置的這樣一種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宏觀經濟分析也得跟著變。

　　在疫情之前我們總在強調這種變化，我們說現在處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經濟分析大不同于高速增長階段?，F在我們必須在此基礎上再加上一種說法，我們現在從事的是疫情之下的宏觀經濟分析，疫情之下的宏觀經濟分析顯然也大不同于疫情之前，這兩個大不同于就說明我們在當前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時候要特別的小心，特別的要注意到它的精確性和有效性。具體而言我想表達這樣兩種基本看法，其一就是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要有兩個參考系，其二就是對宏觀政策的配置分析我們要堅持對癥下藥。

　　先說第一個問題形勢的分析。我們總是說現在的經濟形勢有了什么樣的變化，當我們在做形勢評估的時候，總是說GDP增了多少、下降了多少、財政收入增了多少、下降了多少。但是請大家注意，當我們在做上述表述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所采用的參照系都是2019年，也就是說相對于2019年而言，我們的變化是不一樣的。這樣一種分析的結果是一種綜合性的變化，而沒有把常態性的變化和疫情所帶來的變化區別開來。

　　因而很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再追加一個參照系，那就是疫情前的考慮。我這里特指的是2019年12月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0年經濟的走勢所做出的預期。相對于這樣一個預期而言，2020年發生的變化是什么樣子的？比如說今年的1到6月份我們在講GDP的增速下降6.8%的時候，這6.8%就是和2019年的數字相比的。和2019年的數字相比一季度下降6.8%，那么如果說它和疫情前的預期相比它下降的幅度就不是6.8%，我們在疫情之前對于2020年經濟走勢的分析至少是以正增長6%作為一個預期的。

　　在6.8%的基礎上加上原來的6%的預期，正負絕對值相加，那我們必須說今年第一季度GDP的下降幅度不止6.8%，而是12.6%。那今年上半年而言我們說整個的1到6月份下降的幅度是1.6%，但如果考慮到原來的預期還有一個6%的正增長，因此我們必須說GDP的下降加起來上半年應該還是負增長7.6%。這是起碼的一個判斷，它可以讓我們看到問題和困難的嚴峻性。所以這是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兩個參照系放在一起起碼可以讓我們達到兩個方面的目的，一個是更加全面充分的評估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從而把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宏觀經濟運行和高速增長階段的宏觀經濟運行的變化加以區分；也可以把疫情沖擊和正常狀態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的變化加以區分，所以這是我們所能達到的一個目的。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不留、少留后遺癥。我們都深知一條特別反對擴張性的舉措，特別是超大劑量的抗張性舉措，都會留有或多或少的后遺癥。所以我們在進行宏觀經濟形勢分析的時候，一旦涉及到對沖性的操作我們就必須得有一個成本效益的分析，這也是經濟分析的靈活之所在。

　　為了實現我們的政策目標，我們付出的代價究竟是怎樣的？所以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用兩個參照系我想還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對今年上半年的經濟形勢的分析，我們顯然不能僅僅停留于以2019年的實際運行狀況這樣一個參照系這樣一個層面，而至少要在此基礎上加入一個層面，那就是和疫情前的預期加以比較，將疫情的沖擊和正常狀態條件下的這個沖擊把它區分開來，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看法。

　　第二個基本的看法就是宏觀政策的配置，要對癥下藥、要精準施策。剛才我們講到對于宏觀經濟形勢的分析要在2019年對參照系基礎之上加一個參照系就是疫情前的預期。之所以要加入這樣一個參照系，除了全面、準確、充分的評估經濟形勢之外的另外一個考慮，就是把疫情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和常態情況下的對經濟影響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當前所遇到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實際上是兩類不同性質的困難風險和挑戰。

　　對于原來就有的困難風險和挑戰，我們總是說是周期性的因素和結構性的因素相交織，這是我們在疫情之前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那么對于原有的困難和風險以及挑戰我們說這是常態性的操作正態之舉，也可以說是日常的宏觀政策的這種配置，我們只要尋著高質量發展階段已經確立的理念思想和戰略操作就可以，只不過有可能需要的是加大劑量。

　　但是對于另外一類的困難風險和挑戰，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突如其來的疫情沖擊，這實際上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的困難、特殊的風險、特殊的挑戰。特殊二字實際上恰到好處的刻畫了疫情沖擊帶給經濟運行的影響。我們說這些都屬于特殊時期的特殊困難，我們就得用特殊的舉措加以應對。

　　疫情以來我們在宏觀政策的布局上推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舉措，比如說在財政上發行抗疫特別國債，較大幅度地提高了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較大幅度地增加了地方專項債的發行額度等。對于這些特殊的舉措，我們應當說它屬于戰時之舉非常規性的舉措。

　　這兩類不同性質的宏觀政策的舉措，是有必要區分開來的，否則一鍋煮一勺燴就很難做到對癥下藥。仔細說來對于日常性的操作或者叫做常規性的操作以及特殊性的操作戰時之舉，它們兩者之間在實際運行當中肯定是有交叉點，但是卻有不同的特點。比如說戰時之舉非常規性的操作，就像我剛才舉的財政政策上的一些特殊的操作，它包括增加財政赤字、增發抗疫特別國債、較大規模地增加地方專項債的發行等。那么這些特殊的舉措之所以實施，其目的在于抗疫?？挂哂志唧w劃分為救助和疏困，因為它是有特殊的這種目標，在很多方面都帶有破戒的性質，破戒就是破除戒律。既然是破戒，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不得已而為之，是特殊背景條件下的這種特殊的操作，對于這類操作我認為應當以擠牙膏的這樣一種思維來加以面對、要特別注意精打細算、要特別注意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有多大的沖擊對沖多大的沖擊，這是我們所說的這種特殊的這種舉措。

　　對于正態之舉，常規性的操作，我的意思是說沒有疫情沖擊我們照樣要進行這種操作，也可以說這在去年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了我們的宏觀政策的配置。那么這些配置的目標是在于推動經濟平穩健康持續的發展。它的基本著眼點不是抗疫、不是救助和疏困，而是進行宏觀調控，其目的在于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我們要按照堅持新發展理念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這樣一種原則，來做好我們既定的宏觀調控的工作。

　　這樣一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對癥下藥的這樣一個政策的這種著力點。現在我們所在宏觀經濟分析當中、在宏觀政策的這種運行過程當中，我觀察所遇到的一些應當注意避免的這個事情必須突出的是如下幾項：

　　其一是對當前所遇到的困難風險和挑戰，往往不加區分的一鍋煮一勺燴。當談論經濟增速下降了多少、當談論到經濟運行當中遇到了什么問題、當談到我們所需要實行怎樣的宏觀政策操作的時候，沒有或沒有足夠的加以明確的區分。往往是把疫情的沖擊和經濟正常運行當中所遇到的問題混在一起，因而很有必要強調是要區分、至少區分為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問題。

　　其二就是簡單搬用傳統的思維從事疫情下的這種宏觀分析和宏觀政策的這種操作。一個現成的例子比如說是擴內需這是必要，但請注意的是擴內需不僅是疫情沖擊之下的這種疫情沖擊的宏觀操作，而且即便沒有疫情在正常的宏觀經濟的運行背景條件下，也有擴內需的這樣一種宏觀政策的這種操作。如何在擴內需的問題上把兩種不同情形下的擴內需的操作加以區分，從而進行更加精確、更對癥下藥的這樣一種操作、顯然是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在一般情況下擴內需，我們往往在權衡把擴內需的重點放在投資或消費上時，選擇以擴投資內需作為重點。

　　但是在疫情條件下顯然擴內需的重點，應當是擴消費。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擴內需往往可能說是以擴大投資的需求來帶動其他方面的需求，但是在疫情沖擊面前，我們發現保訂單可能是擴內需的更重要的政策著力點，只有保了訂單才可能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所以這兩個方面的性質區分，我覺得也是必要的。

　　第三個我認為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對于當前宏觀舉措操作所可能帶來的成本、換言之就是后遺癥關注的還不大夠?；蛘呤菦]有足夠地關注它可能帶來的后遺癥或負作用。對于這樣一些后遺癥和可能產生的負作用我們也有必要進行充分的評估，并且做好適時退出擴張力度較大的這種宏觀政策的操作，不管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我想都是也必要考慮到的。

　　我想表達的基本的看法就是這些，有錯誤或錯漏的地方請大家批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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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