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險作家徐曉光

　　新浪財經訊 “CC講壇”第27期于2018年10月24日在北京東方梅地亞中心M劇場舉行，探險作家徐曉光出席并演講。

　　40年探險在路上，50后的花樣人生，從警察到探險作家，他與死神相伴在路上。

　　以下為演講實錄：

　　徐曉光：我是徐曉光，1955年12月出生，由于歷史的原因，我的學歷就停在小學四年。我15歲那年參軍，1976年復員，復員以后回到鐵路警察機關，做一名刑警，后來做一名警察教官，再后來我就走入荒野了，成了一個職業的探險作家。

　　2016年，結束了南水北調西線獨立考察以后，回到神農架，正好碰上了中美合拍電影，一部3D電影《大腳印》，與中方制片人劉舜祥先生相遇。他聽說我是神農架科考隊的隊員以后還挺高興，邀請我去參加《大腳印》的拍攝，我在他的電影里邊，做了他的副導演。這個片子是美國人寫的，是一個反映神農架野人的故事，當然我也客串了一下警察，這個警察算是我的本色出演。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和大多數五十年代的人差不多，都是受英雄主義的熏陶非常強烈。都是看著《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長大的，整個基因里面充滿著英雄主義的荷爾蒙，整天在琢磨著要干大事，要當英雄。那個時候，其實真正地出現了一大批具有探險精神和英雄主義的先行者，我有幸見證和結識了這么一大批人，而且這種精神和情節，一直影響我到現在。

　　我是1976年開始，進入鐵路警察機關，先當一名刑警，就是大家講的便衣。在那個時代，我們的工資都很低幾十塊錢，一塊上海手表是120塊錢，一塊半鋼手表是80塊錢一塊。當時是綠皮火車，非常慢、也非常熱，到了晚上窗戶都開著，在小站上一停，大家都趴在那睡覺。這個時候就延伸出來，一個什么犯罪呢，就是搶表。睡到外邊的人，就容易把手表露在外面，這犯罪分子就發現了這么一個目標，忽然接近，順手跳起來就搶走，旅客不敢下車，當時火車站都是燈光幽幽的，小站兩側都不是稻田就是荒山野嶺，沒人敢下車，所以這個時候我的任務就是，上車、跟車打現形，打擊搶表。有一次火車到了一個小站，車剛剛停穩，我們是要下車的，我就蹲在車下一看，一個黑影就從火車的另一側過來了，我一眼就看到了這個嫌疑人。他非常速度很快，目標非常準確，他鉆過來以后，一下子就發現了，一個正在睡覺的旅客胳膊上的手表，咵的一聲強下表，跳起來就跑。剩下的就是我和他追了，十幾公里就這么跑過去了，那真是一場鐵軌的馬拉松。那小子跑不動了，就跳到一個水塘里邊，他不上來，他用武漢話跟我說：“你這是為什么事呢？就80塊錢，你是要我的命呀？”他真是不知道，一個小年輕警察的那種情結，那種英雄情懷，我不拿下你，絕對不行的。

　　過去的小偷和現在不太一樣，我遇到過些職業扒手，都是跟著師傅練過的，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出神入化的手，不像現在的小偷拿鑷子、拿刀片，這種沒有什么技術含量，小偷都瞧不起他們。這些職業扒手是非常厲害的，如果是失手把他抓了，他手里什么都沒有，沒有人贓并獲的話，他會譏笑你，譏笑你的職業，他會問你一聲：“新來的吧？”他對你是一種職業的鄙視。我有一次就跟上了一個職業扒手，從湖北的襄陽我們都上車了，我們上車之前彼此對視了一下，大家心里都清楚，賊知道我是便衣，我知道你是賊。上車以后他就在車廂里，不停地游走，不停地做假動作，這些假動作做得非常的標準，讓你覺得他已經得手了，我也沒上當，我們就那么一直在車廂里待著，從頭到尾跟蹤。一直到了鄭州，天亮了、下車了，這小子出站的時候，在站臺的出口，給我遠遠地敬了個禮。一個賊給警察敬禮很滑稽，實際上是他對你的職業的一種認同，他對你的職業的一種尊敬。這個時候你是否會感到一種自豪感呢？

　　從抓賊一直到寫作，當時我在體制中，當刑警便衣干了十多年，跟那些犯罪分子摸爬滾打，也滿足了自己的一些英雄情懷。但是我剛才講的，我不都是過五關，其實也有走麥城的時候。我家里被他們打過黑槍，子彈打過來，兒子還在屋里，坐在西瓜上，噹，一槍就打進來了。也被人家襲擊過，下夜班的時候，一整塊的磚頭飛過來，我覺得這種事情是一個職業警察，不可避免的事情，也不值得炫耀，后來我把自己經歷的這些故事，寫了個電視劇本，那是八十年代的末期。最后搬上屏幕了，名叫《鐵道刑警》， 1992年在中央臺播出的，一、二、三臺播出，到現在為止，那個電視劇也是中國第一部，反映鐵路警察的電視劇。

　　從抓賊到寫作，我一直努力在嘗試，在我自己的認知中的一個個的領域。我也從事了很多極限運動，從空中的滑翔傘到拳擊，一直到大河漂流。

　　去年的4月，在赤水舉行了一次，中國的老、中、青，三代漂流人的活動。那次真是翻船了，在一個險灘，3加1的灘，一個將近有3米到4米大浪迎面而來。翻船以后，我就從里邊游了出來，游了幾公里，這次確實是比較一次危險的。我第一次危險是我在空中的時候，從400米空中掉下來了，摔斷了脊骨，我的脊椎骨現在還打著鋼板。這一次在赤水河的時候，畢竟來講我已經過60歲了，但是翻船了，它不管你是60還是16，我就覺得這些東西，對自己來講已經習以為常。

　　我在80年代初，聽說是神農架成立野人考察隊，當時我就給他們寫了封信，寫給當地的公安局，我就請公安局的同志，幫我轉交給這個考察隊。我覺得我自己的知識是足夠了，搞刑事偵查的，后來做痕跡物證，搞步伐追蹤，我覺得我參加是最合適的。但是那個信寄出去，我那個朋友拿著信也找不到考察隊的人。考察隊成立以后就進山了，后來我覺得自己干吧，就開始自己在山里尋找了。一直到90年代中期，終于和中國科學探險協會奇異珍稀動物專業考察委員會的王方辰先生相遇了。王方辰先生也是迄今為止，仍然帶領科考隊，在神農架行動的領頭人。這個時候我們才走到一起來，從一個人單槍匹馬的，進到一個科學考察的領域，認識了一批非常優秀的科學家。從關注社會、關注人、變成了對自然的關注，也重新認識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對自己從世界觀到人生觀，有一個非常大的提升。

　　對于人生方向的選擇，其實不同的道路都是通向不同的人生。我經常拿鐵路術語打比方：我們鐵路上有很多道岔，每一個道岔搬過來、搬過去，都是不同的人生，也許搬過去是另外一種人生。到了我這個年紀，對我來說，應該是對失去和擁有，都付之一笑的年紀，我不太遺憾選擇這樣的生活，或許我是覺得要是歸類的話，我的生活是一種一直向前的，一直在探索吧。

　　我從2002年開始，參加南水北調西線的獨立考察。在青藏高原帶隊的是獨立科學家楊勇，獨立考察項目，它可以彌補官方的項目。獨立考察，不用政府的資金，我們是獨立的項目，自己的資金，這樣更接近于真相，更接近一些真實的目標。

　　有一件事情我記得是非常清楚。 2006年，我們開始去漂流當曲，當曲是長江三源之一，但當曲河的資料一直比較缺少，所以我們要全程把它漂下來。當時我們在路過直門達，就是堯茂書去世的地方，有個紀念碑，我們每次去都要給他祭奠一下。這個時候正好旁邊有個修橋的工地，來了一幫年輕人，就問說：“你們這是干什么，這個人是干什么的呢？”我就回答他是誰誰誰，是干什么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來了一個美國人，這個美國人叫沃倫肯，他拿到了中國長江的首漂權，要在中國首漂長江，當時四川有一個叫，堯茂書的一個年輕人，他決定要搶漂，要和美國人搶漂長江，他當時是在長江源頭下水以后，在通天河的直門達附近犧牲了。其中有一個小伙子說：“多少錢？”我說：“沒有錢。”他說：“沒有錢，沒有錢你漂什么嗎？”這種話我聽得就非常多了，沒有錢為什么去干那個事，沒有錢去做什么獨立考察。當一個民族真正失去了，英雄主義的旗幟，即使擁有更多的金錢，也依然是一個沒有骨頭的龐然大物。

　　我要說到考察，說三江源的問題。我們原來準備西線調水的情況是，夏季和冬季是不一樣的，夏季的水流量和這個冬季的封凍情況，有很多電站到了冬天，根本就是封凍死了的。所以我們那次考察，是兩百多天的考察，一從夏季進去到冬季出來。最苦的是夏季漂流，漂流的時候我們是單艇進去的，單艇進去漂流，漂下來有十三天。基本上白天的時候，六十度的溫度計，基本上到頭，根本就不工作了。到晚上會到零度，然后下午的時間，每天高原的大風，能刮得扎不成帳篷。當然我們的裝備都比較落后，因為經費的限制。基本上每一個人耳朵爛了、嘴巴也爛了。我現在嘴巴那個黑記，就是那種太陽斑，曬爛以后，合不攏、嘴巴也腫。那種極限環境下，我覺得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是發燒，因為感冒發燒會造成肺水腫。沒有后援是因為我們也沒有用衛星電話，在那里公路都抵達不了那，即使有衛星電話，也沒人救得了你。在高原夏天過去就是冬季，冬季最可怕是我們裝備落后。買的都是一些大衣，到了冬天一看都是黑心棉。我們兩車進到格拉丹東，結果走散了，我們單車又陷車在冰原里，晚上就睡在帳篷里，蓋了兩床睡袋再加上黑心棉大衣，當時就感覺蓋了一層報紙一樣。后半夜的時候，感覺到腿一摸、一掐沒動靜，趕快爬起來，爬出帳篷打滾，一直滾到血液開始回流。那一次基本上指甲蓋全凍掉了，全是黑的，我還留下來做紀念了。

　　2009年，我們在完成了格拉丹東西坡的考察，回來的時候就翻車了。翻車的時候，我當時的預感是不太好，我在后座上，在空中180度往冰河里倒著栽的時候，我沒想到別的，沒有什么豪言壯語，我就在想，這么死也太窩囊了吧，車里邊一堆行李給我砸下來，把我砸到水里邊。但是后來掙扎爬起來一看，還好水淹了一半，副駕駛逃出去以后，拿石頭把窗戶砸破了，我從后窗戶里，先把那個藏族向導烏卓推出來，自己再爬出來。爬出來以后回頭再看那個玻璃窗戶，我覺得怎么我現在鉆不進去了。就是狗急上墻，人急上房那種感覺。

　　每次我們去的時候零零星星的、干干凈凈的，回來的時候衣衫襤褸。回來很多人就會說，他媽的我再也不來了，就這一次了。但是每當再次聽到召喚，又忘記了自己發的誓言，一邊又說這是最后一次，一邊又開始收拾行李，這個鬧不清到底是一種什么情節和蠱惑。

　　2015年，我60歲的時候又進到了格拉丹東，這一次到格拉丹東冰川，從來高原反應不強烈的我，反應特別強烈。兩天躺在帳篷里，除了喝水以外，就沒動過。這里的海拔將近6000米，氧氣特別稀少。格拉丹東冰川周圍沒有植被，沒有植被就意味著沒有氧氣。我旁邊睡的是北京的一個越野E族叫猴哥，那天狂風大作，他脫了一只袖子，大概有十幾分鐘沒脫下來，他躺下來就突然間跟我說話，那個時候說得很艱難，他說：“這一次我怕出不去了，我來的時候沒有跟老婆講，我跟老婆說，我到俄羅斯去做工程去了，看樣子回不去了。”他知道這次難度很大的，況且因為暴風雪我們已經找不到來路了。格拉丹東是沒有公路的，全是過水過去的。我說：“猴哥，如果真死在這兒了，真掛在這了是幸福死了，太幸福了，我還真盼著這一天。你看，你活100歲也要死，給后代添麻煩，還要去占個墓地，以后的墓地多緊張啊，你看外面還有只禿鷲在等著咱們。”這個我不是開玩笑，這是我的原話。關于生死問題，我們考察隊在一起的時候，這個問題都是心照不宣的。因為我們這些人都有些愧對家人，我絕對不要大家都去效仿我們這種探險行為，我也不標榜什么英雄主義。我要說的是，不管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走在什么樣的人生路上，順境和困境其實都是每個人的風景，坦然面對，不要辜負就可以了。

　　我在大學給學生講課，我說不要看這些探險家都挺風光的，他們這個一旦進入荒野，都很容易把你忘記。他們都是一群社會責任感很強，家庭責任感相差很遠的人。

　　我寫過三部書：《大江源記》、《水問》、《向水而行》江河三部曲我都把它完成了。從上個世紀到現在，幾代探險家的投入，幾乎看不到產出，也付出了大量的物質、時間、精力、甚至生命。未知的世界有非常大的誘惑，就是這種誘惑使人欲罷不能。

　　我們現在這些考察隊員都在老去，也許在自己有生之年，很難看到任何結果。但是我覺得我們探險精神，仍然沒有退縮，即使再困難，我們還繼續在走自己的路，就是痛并快樂著的一條路上。

　　我的朋友們也好，認識我的也好，問我：你大概還要跑到什么時候啊？我說：你們看到一只老虎，老了以后它會拄個拐杖曬太陽嗎？你會看到一只小老虎叼著一塊肉，送到它的嘴邊嗎？沒有，一只老虎到死，它都是在奔走。我常用這個動物來激勵自己。

　　我現在剛剛用四年時間，拍了一部抗戰題材的，一個抗戰老兵的一個紀錄片：《碧血千秋》，正在粗剪、在做后期。我自己寫的一部故事片，也還在做籌備。我自己的感悟就是，當一個人站在自己年齡的橫桿前，不敢抬腿的時候，那就是真的老了。

　　一個行者的結束，不應該是在床上而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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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