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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商密碼：從一條龍到一群龍(2)
吳甘霖：溫州商道與企業家心靈修煉
文、圖/本刊記者 侯耀晨
中國商人：溫州現象和溫州商人已經引起國際經濟學界的關注，請首先談談您對溫州商人的印象。
吳甘霖：我想我們挑一個典型的溫州企業把它談透，也就容易理解溫州商道和溫州人的商業精神了。我給溫州企業做的第一個培訓是在被譽為“中國鞋王”的奧康集團的年度“思考周”期間。第一個課程是《沒有理由做不大——如何讓奧康成為世界一流大企業》。當時奧康的總裁王振滔也沒見過我的書，一看就說先做這個。這樣我跟奧康一下子就投緣了，我們談得非常投機。第二個課也非常有意思，叫做《生命智慧與基業常青》，它的境界和關注點與一般的企業就不一樣了。第三個課程是《執行重在到位》。除了接受我的培訓之外，奧康集團還進了不少我的書，比如《空杯心態》、《方法總比問題多》、《禪:直指人心的管理學》等等，有的書奧康集團人手一冊。
這次培訓之后，我跟王總可謂“一見鐘情”。南宋狀元王石朋的后裔在溫州有一處舊宅子，我們在那里有過三天四夜的長談，這次談話整理后出版了《商海王道：從奧康奇跡悟世界一流商道》這本書。
我覺得通過對奧康集團和王振滔的交流與分析，可以看到溫州一些優秀企業家不斷追求和不斷超越的身影。尤其結合我所重點研究的禪宗管理學和心本管理理論，我們可以看到溫州商道與企業家心靈修煉之間的密切聯系。
要改變世界，先要適應世界
中國商人：溫州商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他們走到哪里都可以落地生根，請結合您了解的情況談談其中的根本原因。
吳甘霖：我常給學員們講：三流管理學知識，二流管理學技巧，一流管理學心智。談到溫州商道，首先要說到溫州商人的適應力。禪宗是講適應和承擔的，有一句話叫“不與諸塵做對，不與萬法為侶，”。意思是說，適應的能力很重要，不要人為地跟外在的一切環境制造對立，同時還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溫州人也有很有名的一句話，“能登龍門，能鉆狗洞。”這其中就有溫州人很精彩的商業精神。
適應有被動的適應，也有主動的適應。我自己的外公就是個溫州人，我初步了解溫州人是1979年左右我上大學的時侯。我的遠房表兄弟們跑好遠的路來我們家來，先是推銷毛線衫，后來推銷手表。到我們家來就說上好酒，因為他們把東西賣掉就能結錢了。
當時感覺我的表哥表弟們和我的年齡差不多，他們不但能賺錢，而且跑到全國各地都能適應。我在死命地讀書，為什么沒賺錢呢？我們家一直沒有房子，我大學畢業時，家里才蓋了房子，我爸爸借錢，我自己借錢，過了好多年才還掉。
但是溫州人不需要這樣，我的表哥表弟們很快就買了新房子。實際上我們在湖南，溫州的資源不如我們，但他們卻比我們早富起來。溫州人先富起來，與他們主動走出去適應每個地方的環境是有關系的。他們是“走遍千山萬水，說遍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
溫州人這一點特別符合禪宗精神，不僅能很好地適應環境，而且在商業溝通上很少與人發生矛盾。溫州人先是跟你交朋友，條件成熟了再談合作。有一個很名的笑話，說如果有一個火星人落到地球上來，北京人會問：“你的戶口是哪里的？”上海人馬上就會想到，把這個火星人弄出去搞展覽，賣門票，做一個博覽會。而有些地方的人喜歡吃生猛野味，說不定搞一個火星人的“靚湯”，搞一個天價的拍賣活動。但是溫州人不一樣，溫州人先是很客氣地歡迎他，請他一起喝啤酒、卡拉OK，雙方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他跟你聊：“火星上有什么商機，我們一起來合作開發！”
所以說，溫州人在商場里很少有撕破臉的敵人，都是在做朋友。
此外，我覺得溫州人對政策的敏感是非常了不起的。這方面也有一個很意思的故事：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一個溫州人看著講話就在琢摩，鄧小平南巡講話不是只有南方才開放吧？北方的一些地方像上海也應該開放啊！而且他還在想，鄧小平為什么每年春節都在上海過？上海的領導也不是吃白飯的，一定不會落后。于是他放下手里的事，跑到上海和政府官員交朋友。
雙方關系熟了，這個溫州人不僅第一時間知道浦東要開發，而且連開發的具體位置都搞清楚了。他就跑到很偏遠的地方拿現金租了一個廢棄的倉庫，而且一租就是幾十年。然后開始蓋鋪面了，當地人都很奇怪，溫州人在這里蓋鋪面干什么？幾個月一公布后，大家才知道浦東要開發，一條大路將要通過這里，原來的偏僻之地馬上變成臨街的鋪面，溫州人因此賺了大把的錢。
所以說適應能力非常重要，上次我給中國青年政治干部學院搞培訓，一個副校長給我說，中國已往對學生最缺的是適應力的教育。適應力對學生很重要，對一個商人同樣至關重要，比爾蓋茨給也大學生講過一句話：生活是不公平的，要學會適應。
利潤是副產品，行善可以開運
中國商人：除了您剛才談到的適應能力，溫州商人為什么能把一個別人看不上眼的小生意很快做起來，并且把規模做到很大呢？
吳甘霖：我覺得溫州人有一個“大家發財”的觀念很重要，這就像佛教里大乘的精神，大乘就是講奉獻和犧牲的。這里要特別提到奧康的老總王振滔。王振滔是中國的鞋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王振滔上中學的時候就是萬元戶了，他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因為家窮，才十五六歲的王振滔用家里僅有的一點積蓄開了一家米店。那時候很多老板都在琢磨“怎樣才能從100斤稻谷里打出更多的米？”，為此，大家挖空心思，打出80斤，還想打出85斤。王振滔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始終只打70多斤米。大家都覺得他這樣做生意肯定會賠的，事實上王振滔的生意卻比別的米店好很多。這其中他有自己的心得：100斤稻谷打出的米少，大米的質量和色澤都好，買米的人都喜歡到他這里來買米。100斤稻谷打出的糠多，意味著里面有更多的小米粒，營養就多，等于說拿買糠的錢買到了價值更多的小米，買糠的人更愿意到到他這里來買糠。
雖然從單筆生意來說，王振滔比別人賺的少，但從總量來看，卻贏得了更多顧客，最終獲得可觀利潤。
王振滔把握住了經商的根本，這個做法可以歸結到德魯克的理念上來：“企業存在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創造有效的顧客。”也與日本經營之圣稻盛和夫倡導的理念一致：“利潤只是副產品。”
后來王振滔到湖北去賣鞋子。他在一個國營商店里租了一個柜臺，除了王振滔，其它柜臺都是國營的。好多天過去了，就是他的鞋子賣不出去。有一次，一個老先生過來買鞋，他的腳大需要四十三碼的。老先生轉了一圈，國營的鞋店都無法滿足他的要求。王振滔對老先生說，我可以賣給你鞋子，但是現在不能給你，我給你定做行不行？老先生答應試試看。不久，老先生拿到了王振滔特地幫他在溫州定做的鞋子。這是王振滔在湖北賣出的第一雙鞋子，由此，他的鞋店生意一炮打響，因為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
這又回到我們禪宗里經常講到的一句話：“行善可以開運。”賺錢的法則和慈善的法則其實是相通的。只要你先付出，遲早會成功。
“打破小家族，才有大家族”
中國商人：從具體的經營過程來說，溫州企業有沒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吳甘霖：溫州商人成功的另一個群體性的特點，就是我們禪宗管理中由凈慧老和尚提出的把一個企業做大做長久的“四大”理論：大眾認同，大眾參與、大眾成就，大眾分享。
中國商人：您是說，用禪宗管理的四大理論可以解釋溫州模式？
吳甘霖：不叫模式，我坦率地講，對于溫州成功的幾個代表性企業，千萬不要去總結模式。溫州經驗有自己的一些章法以及從經商中摸索出來的成功之道，但就是無模式。而且您要用一個模式去總結溫州的企業，他們都不會認賬的。溫州有兩個最有名的企業家，一個是南存輝。南存輝最早是正大的老總，正大是個家族企業。后來南存輝不斷引進股份，他本人的股份被稀釋得越來越少。
江澤民去那里視察時問他：“你為什么把股份都交出去了？”南存輝說：“就是因為我一點點地把我的股份放開，我的事業才做大了。”
奧康集團原來也是一個典型的家族企業，后來經營上的一些問題讓王振滔感到震撼：家族企業就是做不大！因為大眾成就的企業和事業永遠不可能是一個家族或者一小部分人的天下。
這樣的企業從每次吃飯就可以看出來，幾個合伙人，我家的親戚坐這一桌，你家的親戚坐另一桌。很自然就分開了，親戚們之間互相排斥，大家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家族企業里的親屬們形成一個個小圈子和利益團體，對企業進一步做強做大有阻礙作用。
王振滔下決心改變這種局面。有一次他請親屬們吃飯，上了幾個菜，全是生的，生吃海鮮，生吃螃蟹、生吃對蝦等等。大家覺得好奇怪，怎么今天的菜都是生的？
王振滔開玩笑說：“我今天請大家吃飯，為什么讓你們生吃，生吃呢？因為我很生氣！大家攪和在一起，反而事業做不成了。我們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造，你們的股份交出來，我拿錢來買斷。”
現在到奧康集團去看，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來做，而且他的團隊實現了年輕化，他的八個市場總監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都是非常優秀的專業人才。這樣每個人發揮自己的特長，就容易在管理上實現了“大眾認同，大眾參與、大眾成就，大眾分享”的理念。
空杯心態與持續超越
中國商人：從可恨的溫州人、可怕的溫州人到可敬的溫州人，溫州商人經過了各個發展階段的考驗，對此您有何評價？
吳甘霖：企業的自我超越很重要。很多人都知道“空杯理論”：一只杯子能裝多少水，決定于你能倒出多少水來。
溫州商品過去的假冒偽劣特別多，全國打假，溫鞋下架，溫州的鞋被稱為“瘟鞋”。1987年，浙江省工商部門將全國各地查抄的假冒偽劣溫州鞋，在杭州武林門一把火燒掉。
“如果溫州人連一雙鞋都做不好，還能做成什么呢？”，在很多人覺得做鞋做不下去的時候，王振滔反而覺得這是一個機會。
1999年，經過十年的臥薪嘗膽之后，奧康集團有了相當的規模和實力，奧康皮鞋也被評為“中國真皮鞋王”，此時全國各地出現了很多假冒的奧康鞋。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奧康聯合有關部門對全國幾個重點省份展開了一次打假行動，沒收了2000雙假冒的奧康鞋。
同年12月15日，還是在杭州，仍然是12年前點燃“瘟鞋”的那位科長，和王振滔一起點燃了2000多雙假冒的奧康鞋。
“12年前我燒的是溫州假冒鞋，12年后，我燒的是假冒的溫州鞋”，面對聞訊而來的300多家媒體，這位見證了溫州制造業歷史性變化的科長無限感慨地說。
隨后幾天，“奧康點第二把火為溫州鞋雪恥”、“十年前燒溫州假冒鞋，十年后燒假冒溫州鞋”等相關報道占據了各大媒體的主要版面，一時間，奧康鞋的大名為公眾所熟知。
奧康的第二把火因此成為溫州企業鳳凰涅槃、自我超越的標志性案例。
從得失心到平常心
中國商人：奧康這把火確實有象征意義。
吳甘霖：這種超越并非孤單的個案，也并非僅僅是質量本身，還包括品牌的經營。溫州有好多品牌，電器行業的正大，打火機行業的虎牌，服裝行業的法派、美特斯邦威等等都有過類似的過程。
這些品牌在國際大市場也敢于拼出自己的個性和風采。
2006年10月23日，奧康宣布正式聘請有中國反傾銷第一律師之稱的蒲凌塵對歐盟提起反傾銷訴訟。這也是歐盟自2006年10月7日正式啟動對原產于中國的皮鞋實施征收為期兩年16.5%的反傾銷稅后，第一家宣布提起反傾銷訴訟的中國制鞋企業。歐盟對中國皮鞋征收反傾銷稅，會給中國制鞋業帶來很大的沖擊。溫州作為國內最大的制鞋基地，每年皮鞋的出口為15.8億美元，其中出口至歐盟的占到三分之一，反傾銷稅的征收，將使溫州每年失去5億美元的訂單。
奧康這樣的大型企業合作伙伴眾多，歐盟的裁決未必對它造成太大影響，但是為了維護整個產業的利益，奧康認為自己有責任扛起依法抗辯的大旗。奧康此后艱難的訴訟之路，不僅得到中國同行的一致尊重，也引起了世界的矚目。
三、四年前，我在浙江大學講課，有不少都是溫州來的企業家，我覺得那時的溫州企業家相對來講還是比較急躁的，但是現在比較從容淡定了。這里我可以談兩個王振滔的小故事。有一次，王振滔小時候的的個老朋友來找他借錢。但是王振滔并不知道這位朋友要去開一家奧康競爭對手的專賣店，而且就開在奧康專賣店的對面，和奧康對著干。
如果是早些年遇到這樣的事，王振滔會很生氣，但現在他還是那句口頭禪：“頂有意思的！”，只是笑笑就過去了。
還有最近劉翔的受傷事件。奧康也是劉翔的贊助商，劉翔受傷后各方面的損失很大，但王振滔的態度是最堅決的，他一如繼往地支持劉翔，得到更多人的認可。
王振滔認為，三流企業比產品，二流企業比品牌，一流企業比商道。從這些企業由小到大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到，要把企業做大，企業家的胸懷很重要。所謂境界決定世界，格局決定結局。在奧康發展的過程中，有不少打破常規的地方。
有一次在展銷會上，一名外商拿起一雙奧康皮鞋，仔細觀察后問：“這是真皮嗎？真皮可做不出這種效果啊！”
奧康一位負責人徽笑著迎上去，他什么也沒說，拿起一把剪刀，三下五除二，就把那雙皮鞋剪開了。
外商一下子目瞪口呆，覺得這個中國人的舉動太不可思議了，慌忙說：“先生，你？”
還沒等外商把話說完，奧康的負責人很有禮貌地皮鞋遞給他說：“先生，您是行家，請您幫我鑒定一下，看這是真皮還是假皮？”
外商再一次為之吃驚，接過鞋仔細端詳了一番，點點頭說：“真皮！果然是真皮，實在太了不起了！我就要你的鞋！”
這次剪鞋事件使奧康成為展銷會上最大的贏家。
還有一次，一家企業在奧康訂做了一批高檔皮鞋。結果，鞋子中有180雙商標的位置貼偏了一點。
如此細節上的瑕疵在奧康是無法容忍的。奧康領導把這批有問題的鞋子全部挑出來，準備剪掉。
當時一位分廠的廠長悄悄過來對領導說：“這么好的鞋子，剪掉太可惜了，不如內部處理，賣給員工自己穿吧？”
奧康領導一口回絕：“不行，這些都是有問題的鞋子。”
“可是這些鞋子只是商標有些偏差而異，質量上沒有任何問題啊！一雙鞋子光成本就要幾百塊，要是剪掉的話，損失太大了！”
“剪掉一雙鞋子，損失的只是一些錢。但對奧康來說，最重要的財富是消費者的信任，是奧康這個品牌。記住，欺騙消費者就是欺騙自己。我們決不能干殺雞取卵的事情！而且如果把鞋子賣給員工，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同樣的錯誤還會再犯。”
就這樣，領導剪完了第一雙鞋子，其它的讓員工自己剪。特別是做這批鞋子的員工，邊剪邊掉淚。這次剪鞋后，類似的問題再也沒有出現過。
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體會到，當一個企業的領導人能夠以平常心來管理企業時，他的員工也會以的大師一般的從容心態和敬業精神對待自己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
(吳甘霖:禪宗管理學創始人, 暢銷書《禪:直指人心的管理學》作者, 甘霖智慧國際培訓機構理事長)
楊佩昌：中德比較看溫商群體價值
溫商崛起與漢莎同盟—自由是商業發展的基石
中國商人：您對溫州商人整體的印象如何？
楊佩昌：給人感覺是溫州商人的逐利性太明顯了，比如說我們經常聽到溫州炒房團肆無忌憚的活動，把房價炒得老高。還有他們在礦產資源行業的大量投資，這是我們經常從媒體上看到的。從一個普通人的眼光來看，我會感到不舒服。但是你如果從一個學者的眼光來看，這樣做有他的合理性。溫州商人這樣是為了他的利益最大化，同時也是目前經濟環境下的必然選擇，也算是趨利避害。當前出口環境惡化，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等因素使生產型企業的經營環境持續惡化。溫州資本在此情況下及時逃離出來，這是聰明和無奈的選擇。
我們一定要透視溫州商人這種行為背后到底是為什么？這就讓我想起德國在十二世紀的情況。德意志北部地區特別是沿海一帶的商人，他們看到在英國的巨大經濟利益，蜂擁而上，很快在英國商業交易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到十五世紀后退回德意志境內。這有它特定的歷史背景。
中國商人：這些德國商人當時主要從事什么產業？
楊佩昌：他們起初從事小手工業，然后才涉及到借貸，進入金融領域，連英國的國王都曾向他們借過錢，他們因此成為那個時代歐洲最富有活力的商人群體之一。
中國商人：這個商人群體叫什么名字？
楊佩昌：剛開始還沒有統一的名稱，他們多半來自在北德和西部地區，因為這里是近海地區，海上貿易便利。 我們知道，直至1871年德國才正式統一。在這之前，國家四分五裂，大大小小有300多個邦國和自由城市，雖然也有個名不副實的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那時，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才是維系商人群體的主要紐帶。由于各邦國戰爭不斷，政府在海外和內地都無法對商人提供政治上的保護，所以商人只有成立組織來進行自保。我覺得這跟溫州商人有一些共同點，在溫州商人剛開始嘗試自我發展時，當地政府有一度時期持懷疑和限制的態度，其客觀效果是商人的商業活動得到不到支持和保護。
中國商人：這個地區正式的說法就是“北德地區”？
楊佩昌：對，以呂貝克為中心，包括漢堡、不萊梅、科隆、羅斯托克等北德和西部地區。當時政府沒有辦法提供支持，商人只好自發建立各種商業行會。所以從政治上來說，當時的政府處于無為狀態。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正是在德國政府處于無為狀態的時候，是德國商業發展非常快的一個時期，即德國的十二世紀。
德國商人在沒有后援情況下的自我發展，商業行會的宗旨當然首先是自我保護，其次一個重要的目標是減少內部競爭、一致對外。在英國成立了很多德國的異地行會，它純粹是地理概念上的德意志商業行會(無法稱呼為德國商業行會)。這些商業行會在英國得到迅速發展，也在北德地區逐漸建立，它們嘗到了行會的好處，成為德意志商業快速發展的有力保障。
中國商人：這些商業行會，有什么特點？
楊佩昌：首先是它的權威性，你加入行會之后，所有里邊的規范都是要強制執行。其次，這些商業行會除了必須遵守的行會制度，在更高的商業道德層面對會員有剛性的約束，比如你的產品質量沒有達到要求，就不能拿到市場上銷售。
這些特點延續到今天，當今德國的行業性協會基本上沒有脫離這些宗旨。通過制度性的約束，使得德國商業行會內的企業產品信譽度得到很大的提升。
最有意思的是，這些商會起先還只是商人之間的組織，后來有一些城市、邦國也陸續加入進來，最終形成以呂貝克為中心的漢莎同盟，因此漢薩同盟實際上是行會登峰造極的產物。 因為“漢莎”這個詞，本身就是群體、行會的意思。漢莎同盟的勢力，到了13-14世紀，得到空前發展壯大，它擁有自己的艦隊，可以動用武力保護同盟成員內外的商業活動，甚至可以影響到丹麥、瑞典等國家王位繼承人的更迭。
所以我們觀察溫州商人自發成立的商業行會在近年來的快速發展，聯想到十二世紀北德地區漢莎同盟的演變過程。它們在全球經濟史中有重要的研究和比較價值。
法制完善是中小企業生存與發展的信心保證
中國商人：從比較的角度看，溫州商業群體的出現，溫州模式的形成過程，與中世紀北德地區出現的漢莎同盟，從經濟學的角度能否找到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
楊佩昌：首先無論溫州商人也好，德國商人也好。一開始他們都是發展手工業起步的，紡織工業占很大比重，還有食品和工藝品等等。在國家政權尚未統一之前，300多個邦國內部關卡林立，不利于手工業品在境內的流通。對于處于沿海的北德地區來說，還不如把這些商品銷往英國等國家和地區。當時英國的發展程度高于德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和消費能力也超過德國。銷往英國及北歐地區的德國商品賺取的利潤要高于德國境內。
在這個過程中，德國商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逐漸從手工業開始涉足城市金融，由簡單的借貸發展為實力雄厚的金融團體，在英國及北歐國家的金融界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總結一下，當時德國邦國林立，不利于商業活動開展的情況下，北德商人通過商業行會迅速把商業活動的范圍擴展到北歐地區、甚至俄羅斯等國家。德國商業行會在那時就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影響到各行各業，紛紛建立自己的行會。比如現代的意義上的大學，“University”，意思是“教師和學生行會的共同體”，這其實也反映出漢莎同盟的實質：商業行會共同體。德國社會各方面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以至于在德國無論哪個行業都有它的行會，發展到當今，在德國這樣一個只有8000多萬人口的國家，它的各種商業行會的密度和規范程度，遠高于中國，這和它早期的商業歷史傳統有密切聯系。
第二，傳統的德意志商人，其經濟活動的快速發展，跟德國有良好的法制意識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有密切關系，也就是說在局部
汪達升：在融合中走向共贏
a區，它的商業環境非常穩定。
舉個例子，德意志帝國時期，威廉一世在波茨坦建了無憂宮。無憂宮旁邊有個小作坊主，他用風車來碾米。威廉一世認為風車影響了無憂宮的形象，限令作坊主將它拆除。
作坊主不干，威廉一世便派人強行拆除。作坊主一怒之下將威廉一世告上法庭。經司法裁決，皇帝敗訴，只好在原來的地方重新給他建了一個風車。多年以后，小作坊主管理不善，無法經營下去，皇帝也換成了威廉二世，他去說服威廉二世，請求收購自己的碾米廠。威廉二世沒有接受他的提議，還給了他一筆資金，讓他繼續把風車保留下來。這就是我們今天還會在波茨坦看到無憂宮旁邊有“不倫不類”大風車的原因。
威廉二世這樣做的理由是：這個碾米廠的大風車已經成為德國法制精神的象征，因為無權無勢的小作坊主可以告皇帝，并且還能勝訴，你無法不堅定對德國法制的信心。
所以法律的權威、法律制度的完善對于中小企業的持續經營是至關重要的。
還有德國商人的勢力在漢莎同盟起來后，得到快速發展，一定時期，它已影響到德國境內很多邦國，并逐漸形成利益共同體，但是在其它國家由于其快速擴張，同時只關注個人利益，過分的逐利性行為，引起了當地商人的仇視，當地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在北歐國家和俄羅斯，對德國產品和商人的抵制活動接連不斷，以致德國商人無法生存下去，只好逐步把自己的商業活動收縮回德意志境內。
這一點看，從起初所從事的產業、商業行會的形成、對國內及境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溫州商人今天在歐洲等國家和地區受到的貿易保護勢力的抵制有值得借鑒之處。
對差異性和獨特性的尊重促進商業的繁榮和發展
中國商人：德國商人是如何完成從農業身份向商業活動身份的歷史性轉變的？我們的溫州商人在這方面可以說經歷的時間非常短。短短二十多年，750多萬溫州人就有200多萬分布在全球各地。
楊佩昌： 當時德國十一至十二世紀各個邦國之間以及對外戰爭不斷，但是參加戰爭的德國人必須是自由民的身份。依附在封建領主的領地上的農奴是不自由的，很多人就跑出來，德國人口密集地區有最簡單最原始的商業交易活動，慢慢形成城市的雛形和一些小的城鎮，但是規模非常小。德國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封建領地上的農奴逃到城市只要超過101天，他的自由民身份就可以被確認。這些人沒有了土地，有的開始做簡單的家庭作坊，從事最原始的手工業加工。而更聰明的人會去做銷售，慢慢在城市里產生了規模越來越大的商業活動。由此德國商人群體在自由基礎上的城市中逐漸得到發展。
這些人在城市里進行手工業、加工生產的人，經過一段間他們發現，一個人獨立加工一個產品賺的利潤太少，而如果幾家聯合起來共同做，和買家談判的時候也處于有利的地位，因為我的規模大，供貨有保證，商品質量也比單個手工作坊整體上有所提高。
慢慢地他們嘗到了聯合生產的好處并形成了一定的生產規模，隨著手工業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大規模的聯合生產，需要一些共同的規范，這個時候，商業行會的雛形就出現了。也就是說，德國商人大規模進入英國之前，已經有了一定的商業行會組織基礎。
中國商人：德國商業行會比英國還早嗎？
楊佩昌：從歷史上來說英國更早一些。但是德意志有自己獨特之處：商人有相對較大的自由度，因為當時邦國林立，雖然制約著商業活動的互相交流，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因為政府缺乏統一的權威，反而使商人有更大的商業活動空間。
中國商人：不利的影響就是這種政治環境使商業交易成本提高了。
楊佩昌：是的，商業自由度大，但是交易成本高。所以今天的德國成功地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做到揚長避短，從而使二戰后的德國取得了成功。一戰后，德意志帝國跨臺，魏瑪共和國取而代之。但魏瑪共和國為何很快失敗呢？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魏瑪共和國沒有考慮到德國的歷史傳統：歷史上，德國各個地區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己的傳統，用一種統一的制度來約束全國，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二戰后建立的聯邦德國吸取了魏瑪共和國的教訓，它尊重各個地區的獨特性和它的地方文化傳統。用聯邦的形式組建國家，從而使國家能夠非常健康地運作。
所以成功的國家體制基本上都尊重地方的差異和獨特性。包括美國也是聯邦制的。一個國家如此之大，你用一個統一的權威來號令全國，從政治上來講是有利的，從區域和商業上的發展來看，實際上是制約甚至是致命的。
我們國家有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深圳模式等等，實際上它也是在尋求適合本地區發展的模式，這也算中國彌足珍貴的一些差異性。
破除慣性思維將會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中國商人：德國歷史上是否也有類似于溫州商人群體中曾經有過的仿冒時期？
楊佩昌：德國的手工業品質量也并不是一開始就能得到保證的。為什么當時的行會里有明確的道德原則呢？肯定是當時也有假冒偽劣商品的存在，所以才有了行業內部的道德約束。所以說，德國商業行會在提升產品質量上功不可沒：凡加入行會的會員企業，只要產品質量達不到行業標準，就不會被允許進入市場。當然，德意志商人也會注重自己的信譽，從而形成良性循環。我們的溫州也好，其它地區也好，在商業道德上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否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呢？或者說那個時期還沒有完善的規范，才導致了假冒偽劣商品的出現。而德國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才使它的產品得到了長期穩步的提升。
中國商人：德國商會除了在質量上的約束，在價格上允許各個企業自由競爭嗎？
楊佩昌：非常好的問題，它在行業內部是限制同業競爭的。這個不是前面提到的道德要求，而是基本的行會制度。在同一行業內部不允許進行價格競爭，比如你到我這家來買這個產品，我悄悄給你低價以求提高銷量，這種行為一經發現會受到嚴厲處罰。德國商人不敢輕意冒這個險。德國從十二世紀就限制了價格戰，這是一個硬性的制度，不是道德上的約束。
中國商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溫商的鞋，打火機等商品在歐洲一些地方受到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勢力的阻擊，是否由于溫商自己的價格戰導致的惡果？
楊佩昌：這要從兩方面看。先從歐洲來說，溫州商人進來之后，他們的神經慢慢變得脆弱，因為溫州商品的價格的確非
常低廉，所以在一定地區占有了很大的市場份額。由于歐洲各個國家和地區人口基數不是很大，相對來說同樣數量的商品或許在中國可以輕易被消化掉，而在歐洲會感覺比較明顯，仿佛到處都充斥著中國的產品。盡管如此，但由于中國產品價格低廉，實際上銷售額總體并不太大，但它給人的印象是太多了。特別是歐洲尤其一些南歐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效率不是太高，所以就把焦點對準溫州的商品，認為是溫州的產品過多，導致其本國相關企業經營困難，造成失業問題的加劇。這是他們神經脆弱的表現，真實情況是溫州商品在歐洲總體上并沒有那么大。
然后再從自身來找原因，我們自己缺乏行業自律，的確只是為了出口，不惜打價格戰，有的是直接出口，有的通過中間商。中間商可能賺了很大的利潤而溫州商人得到的或許少得可憐。還有一個原因，溫州當時缺乏品牌的概念，沒有在品牌上下功夫或者說沒有意識到品牌的重要性，它只是想著商品而不是品牌，所以商品過去了，沒有跟上品牌，導致了越來越低廉的價格銷售。當然這是一個特定時期，現在的溫州跟當年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今天的溫州已經出現了各種品牌，很多企業也越來越重視自己的信譽。這經歷了一個過程，我想在我們的國情下，這段冤枉路無法避免。溫州商人在當時的條件下處于原始資本積累時期，整體的素質并不是很高，你要求他有那么高的品牌意識，這也是做不到的。
中國商人：歷史和現實中出現的不同商業群體的投機性導致品牌意識缺失，是否與其對某一段時期商業環境的信心不足有關？
楊佩昌：信心從何而來？我覺得跟商人所處的商業環境有很大的關系。良好的商業環境和商業機制肯定有助于商業信心的建立，如果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那當然會信心不足了。你可以看德國，從十二世紀起有了切實的規范，到今天，無論商業環境也好，商業機制也好，可以說對于商人的經營活動是很理想的。我在德國的時候，萊比錫大學經濟系主任哈瑟教授說，從全世界范圍內來看，整個亞洲，甚至包括日本，根本談不上成熟的市場經濟，因為亞洲國家根本沒有這樣的傳統，而歐洲國家這種傳統比較深厚，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期。十一至十二世紀商人的地位非常之高，并不像我們“士農工商”這樣的等級體系，商人處于最低層，而官員才是社會的最高層。相反，在同時期的歐洲國家，商人處于受到尊重的地位，而官員是給社會服務的角色。歐洲市場經濟的傳統是從這里來的，我覺得歐洲市場經濟的發達，源于商人才是市場的主體，而在亞洲國家市場的主體有商人，同時也有政府的官員，這是一種并非健康的市場經濟。
當時我心里對教授的話很不服氣，感覺是西方優越論的調子。但是慢慢體會，在亞洲國家經商，如果離開政府的支持，商人的經營環境是很困難的。
中國商人：你覺得溫商中的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外貿企業應如何處理國際貿易中的摩擦？
楊佩昌：溫州商人的發展離不開聯合之路。如果你還是孤軍作戰，只能是越來越困難。如果能發揮各自的優勢，從產業上聯合起來做大做強，最主要的是把產品的品質提升上去。有一點特別要注要的是，溫州商人在歐洲應避免產品扎堆的現象，我們的溫商比較喜歡在南歐地區做市場，實際上在西歐、北歐地區市場也非常大。如果溫商的產品能夠更多分散到這些地區，就不會在某個特定區域產生那么大的沖擊力。溫州人喜歡扎堆，我在德國這么多年，看到的溫州商品并不太多。除了一些小工藝品和紡織品我知道是從中國來的，其它的我沒有發現來自溫州的商品，所以市場潛力很大。溫州商人熟悉意大利、西班牙，溫州產品就會一個勁往那里扎而沒有想到歐洲是個統一的大市場。你往哪個地方扎堆，當然一下子很明顯就有泛濫的感覺了。統一的大市場有個好處是它的商業環境是沒有太大區別的，還有稅收政策等沒有特別大的不一樣。如果到北歐，溫州商人和商品就更少了，實際上在歐洲，東歐市場也逐漸跟歐盟大市場接軌了，可以說這些市場潛力無限。
中國商人：扎堆現象的形成一方面是溫州商人的特點，它成就了溫州商品在某個歐洲地區和時間段的人氣和比較優勢，另一方面看也是否與歐洲地區的語言、文化傳統導致交易成本等交流上的差異太大有關？
楊佩昌：對，有一定的關系。生產上的扎堆相對來說是好事，但銷售上的扎堆是會出問題的。溫州商人一般他對哪個地方語言或傳統熟悉，習慣就是去找熟人。哪個地方有熟人，就會有越來越多人往那里去。所以造成溫州商人和溫州的產品在特定地區越來越密集。溫州商人要解決的問題是，要學會和不同國家的中間商打交道，不要光依靠熟人。找熟人的思維慣性限制了他和更多國家商人打交道的可能性。
中國商人：找熟人的現象本質上也是找一種商業信用，他是為了避免在陌生環境下的交易風險，但溫州商人在歐洲剛好遇到的是一個交易體系比較完善的市場體制，他其實可以相信這個體制和環境，本來可以去大膽拓展，卻因為長期的思維慣性而錯過了機遇反而給自己帶來麻煩。
楊佩昌：對。實際上從商業信用來說，意大利、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等南歐地區是要差于中歐和北歐的。只是南歐的移民條件相對寬松一些，都愿意去那里等待移民的機會。而中歐和北歐要嚴一些，所以導致他在這些地區熟人較少。南歐人的風格更接近中國，相對比較靈活，越往北越嚴謹，靈活性相對差一些。
中國商人：就像中國的南方與北方，地理環境決定了人們的族群氣質。
楊佩昌：是的。南歐人特別活躍，靈活性特別大，可東可西，可大可小，這種特性，跟中國人的性格有些接近。而越往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越來越大，溫州人可能就感覺不太適應了。但是據我的經驗，德國人表面嚴肅，其實內心還是蠻熱情的。相信只要有信心，以溫州商人的適應能力并破除傳統的思維慣性，他們會發現更大的可能性，也一定會在更多地區取得更大的成功。祝福他們！
(受訪人：德國歐中經濟技術交流促進會會長 楊佩昌)
汪達升：在融合中走向共贏
溫商年會牽動兩地高層關注
中國商人：第六屆溫商年會由合肥、溫州兩地市政府共同主辦，一個異地商會的年會引起如此之高的重視，請您談談其中的原因。
汪達升：我們都有一個共識，認為年會在合肥召開有助于全國溫州商人，乃至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溫商對合肥的了解。用副市長張進的話說，就是要通過這個年會宣傳合肥推介合肥，使溫商、徽商互相交流學習，在融合當中提升自身實力。所以合肥市政府常務會很快通過了合肥溫州商會的申請報告。
溫州市政府也認為合肥有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在承接沿海地區經濟輻射和產業轉移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第六屆溫商年會在合肥召開某種程度上對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和部分產業轉移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兩地政府有此共識，認為這是一個合作共贏的好機會，所以都非常重視，商定這次年會的主題為：交流、合作、共贏。
中國商人：這次年會預計有多大規模？
汪達升：年會規模也是兩地政府商定的，主要參會人員由溫州商會邀請，估計在500—600人左右，加上安徽有關方面和本地的企業家，應該是上千人。目前沒有準確數據，也可能比這個規模還要大。
兩個改革典型的歷史性握手
中國商人：我想請教您，如果說合肥與溫州經濟目前都存在一些需要突破之處，這其中共性的問題是什么？合肥與溫州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汪達升：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要結合兩地經濟發展的背景來看，包括招商引資、經濟合作以及今后的經濟發展。我在想，溫州作為沿海城市，首先得益于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開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抓住了機遇，對改革政策理解比較到位、比較活。而且溫州人全民創業意識強，對商機把握比較好，所以溫州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他們是敢于吃螃蟹的人，搶抓了先機。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沿海地區是改革的前沿地區，比我們對政策理解更透，對外開放視野更寬。
安徽作為中部地區，它也有改革的愿望和需求，但開放的眼光往往在當時還是不足的。1979年改革開放以后，最早放開的是沿海地區，包括深圳、廣州以及浙江和江蘇的部分地區，中央對這些地區有政策上的傾斜，這使得安徽等中部地區無法企及。另一方面，中部地區有改革開放的意識，但還是要遲一些。盡管我們安徽有小崗村、小井莊，這些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但是沿海地區開放的領域更大視野更寬。
中國商人：這兩個村子是當時中國農業和農村改革方面的典型。
汪達升：是的，工業方面安徽有年廣久等一批先行者，這些我就不過多評價了。農業改革安徽也是走在全國的前面，這有滁州的小崗村和合肥的小井莊為證。醒得早起得遲的現象，也不是安徽獨有的，中部地區可能都存在類似情況，可能我們思想觀念保守一些，過去發展環境不是那么優越，也可能我們地理位置不是那么好，等等因素導致合肥的發展相對滯后一點。那么現在，由于受到國際大環境和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一些過去比較低端的產業就面臨發展的瓶頸和困難。特別是沿海地區面臨幾個問題：一是資金困難，二是產業選擇上科技含量不足，產業提升不夠快。此外還有用工問題，原來是沿海地區一枝獨秀，現在是全國遍地開花。再加上一些惠農政策等因素的影響，民工紛紛開始返鄉，過去那種從內地向沿海地區涌流的趨勢已不復存在
了。沿海地區低端產業面臨困境，就出現了你剛才說的溫州也要招商的現象。它要招商就面臨產業升級和科技含量的提升，這是溫州在發展當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它也希望在外發展的溫商能夠回鄉再度創業，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為合肥市方面也完全支持溫州的想法。
中國商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因為溫商年會出現了有趣的現象。溫州是中國改革的先發地區和民營經濟的典型代表，安徽則是中國農業和農村改革的代表性地區，兩地市政府都有強烈的招商需求，可以說很有意味。
汪達升：拿溫州來說，地方經濟是比較雄厚的，而企業發展當中也會有資金、用工、技術提升等問題的困擾。溫州市為什么還要招商？它不是有錢就不招商了，它還要發展。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小平同志一再強調，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中一再證明了的道理。在此情況下，溫州面臨著新的發展取向和發展趨勢問題，它不能躺在那里睡大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它必須推動本地經濟向前發展，這是我所理解的。溫州要發展，光靠本地經濟是不行的，它要有一批人才，一批能夠經營的人才特別是企業家隊伍，而合肥有這方面的優勢，這是可以互補的。在溫州過去那種家族式的、遍地開花的企業，畢竟不是發展的主流。世界經濟的發展往往都是巨頭的發展，集團式的發展。
合肥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中國商人：利用這次年會招商應該比以前那種一家一家地出去找要代價小一些？
汪達升：這只是招商合作的一個機會，我們看重這次年會，珍惜這個機會，希望取得更多的成果，但并不意味著僅僅靠一次活動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合肥是開放的合肥，是海納百川的合肥。分管招商工作的常務副市長張曉麟多次強調：希望更多的，包括溫州商人在內乃至世界的客商來合肥投資發展。我個人認為，安徽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過去沿海地區發展時，我們望塵莫及。現在終于有了“中部崛起”，安徽作為承東啟西的地區，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區位優勢、交通便捷優勢特別是人才優勢。
合肥及時抓住了目前的發展機遇，特別是新一屆市委市政府領導人果斷決策提出了發展為上、投資為本、工業立市、城鄉一體，盡快融入泛長三角這樣的發展戰略。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城市建設方面，最近三年來合肥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態勢。過去合肥在安徽經濟總量的首位度只有12%左右，現在已經上升到18—20%，這就說明它已經有了龍頭和輻射的作用，當然與其它省會城市相比還有距離，有的城市首位度能達到30—40%。
中國商人：那么合肥與溫州經濟的不同點是什么？
汪達升：合肥經濟發展有自己的特色。合肥有兩個國家級的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還有一個新站實驗區，都是1980年代就設立的，它承載著比較先進比較好的產業結構。合肥的主導產業有：高新技術，機械制造，重化工，家用電器，生物醫藥等。機械制造特別是汽車制造，如鏟車、汽車、釵車、挖掘機等在合肥都是比較大的企業在做，在全國也是非常有影響的。這些產業起步都比較早起點也很高，所以合肥這幾年發展速度很快，每年都是以20%以上的速度在發展，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好多個百分點。
以上說到合肥整體發展的后勁足，這是其一。其二，合肥還是全國唯一的科技創新型試點市。我們很重視科技資源和成果的轉化利用，開辟了核心區域推動產、學、研一體化。此外合肥的人才資源充足，我們有三十多名院士，200多個博士后工作站，數十家科研院所，近六十所大專院校，每年培養出20余萬名大學畢業生。這一方面我們在全國是排在前幾位的。同時合肥在發展中注重加大投入培養后勁，每年的固定資產投入與當年GDP總量幾乎相等。
中國商人：有這么大的比例嗎？
汪達升：幾乎相當。去年我們的GDP總量是1360多億，投資也差不多。2008年1-7月份就投資870多億。這些投入主要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工業投入和社會事業、群眾福利事業這一塊。在城市的總體規劃方面我們提出了“141”戰略，一個中心城區、四個副中心組團、一個濱湖新區。解放初合肥只是一個彈丸之地，5平方公里，5萬余人口。到改革開放初期合肥有100多平方公里，100多萬人口。1990年代，增加到120平方公里，120多萬人。現在發展到240平方公里，260多萬人口，城市框架不斷拉大的同時，基礎設施也得到提升。從2007年起，我們修了221條道路。交通已經四通八達，特別是合肥的幾個出口，東部合(肥)—寧(南京)高速公路正在拓寬，西部312國道已通到武漢，安徽省內各個城市高速公路均已開通，2小時可到達，當天可往返。今年八月又開通了動車組，從合肥到南京只需45分鐘，到上海三個小時。此外，合肥新橋國際機場正在修建，巢湖千萬噸級的港口工程也在規劃中，它是通江達海的。
以商鞅變法精神掀起效率革命
中國商人：安徽是媒體和公眾非常熟悉的地方，就合肥來說，其他地方有所變化嗎？
汪達升：在加大固定資產投入、培養發展后勁的同時，合肥市委、市政府非常注重效率建設，金龍書記提出了以商鞅變法的精神在合肥掀起一場效率革命。2007年春節前后，市委、市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機關工作效率、完善政府管理機制的制度措施。如首位責任制、缺席默認制、責任追究制、一站式服務、精減審批程序、下放審批權限等等，包括干部輪崗、干部大交流的制度化，目前正在制定并提交合肥市人大審議，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來規范市內處級以下干部的定期輪崗和交流，從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通過這一系列制度變革，合肥逐步形成辦事程序最少、最優化的投資發展環境，為合肥的招商引資創造了較好的硬軟件環境。再加之突出的區位優勢，合肥已成為世界各地客商的投資熱土，像聯合利華、大陸輪胎、ABB、麥德隆等很多世界500強、中國500強企業都爭相把目光投向合肥，其中聯合利華甚至將總部都遷到合肥來了。海爾、格力、美的、統一、娃哈哈、天威保變等一批國內知名企業也紛紛到合肥來發展，同時像華泰、科大迅飛、百大集團、合肥鍛壓、安利等一大批合肥本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得到提升，增強了自身的發展優勢，其中民營企業科大迅飛也已成功上市。
合肥市最近又在出臺一系列政策，扶持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吳存榮市長還委托我們工商聯代政府起草《關于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若干規定》，這些制度的出臺不僅會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也將大大改善外來企業的投資環境。
中國商人：作為黨委政府的參謀助手和民營企業的“娘家人”，您認為促進本土和外來民營企業的發展，最關鍵的應該從哪些方面下手？
汪達升：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作為政府部門來說最主要的是簡政放權、優化環境、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從企業自身來說，也要有科技創新、延長產業鏈、提升產業層次、優化產業結構的意識。農業要向工業化發展，用工業化的理念來經營農業。特別是機械制造、加工等二產的發展壯大之后，合肥的現代服務業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這也使得合肥更進一步注重提升三產的發展等級。所以通過科技創新，促進每個產業在本行業中做大蛋糕這是最主要的。要做大蛋糕，必須加大投入，才能培植后勁。培植后勁，就來自于招商引資，所以市委市政府提出發展是第一要務，招商引資是第一要事。這是金龍同志來合肥后多次強調的、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都耳熟能詳的發展理念。
中國商人：您說到的“簡政放權”，主要指哪些權限？
汪達升：主要是審批權和管理權，與企業有關的管理權限一定要下放給企業的經營主體、社團組織和中介、咨詢機構。
中國商人：審批權的下放和簡化容易理解，說到具體管理權限，您認為以前在哪些方面的控制過嚴從而不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
汪達升：比如說政府的執法環境，有些地方能否踩著邊線走？過去不是說有些地方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嗎？這方面存在一個矛盾，市場管理應該是有序化的管理，但企業在發展的初步階段和上升時期，其競爭手段、經營方式等方面往往不是很規范，就存在一個如何看待的問題，既要規范市場，又不能管得過死。我個人認為這其中有一個界限：只要不是危及到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破壞市場經濟秩序，明顯違反國家法律的，這其中有些東西盡量少管。
中國商人：您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只要是不違法的什么都可以干？
汪達升：都可以試，不是胡干蠻干。只要是不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只要是國家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禁止的事，應該說都可以試。
多年來，合肥干部群眾憋了一股勁
中國商人：您剛才談到合肥近幾年的變化時，用了“前所未有”這個說法，然后您舉了很多例子。我想您本人既在黨政機關，又與合肥當地企業聯系較多。除了您剛才說過的大家都能看到的馬路寬了，樓高了等表面的變化，究竟有什么深層的原因使您用“前所未有”這個詞來表達自己的信心和感受？
汪達升：我認為主要還是決策層的問題。過去我們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一個地區要發展，必須要有一個好的領導集體，要有這個地區的領導核心和核心人物。這些人必須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要有明晰的發展思路、開闊的胸懷和開放的眼光，要有敢作敢為的精神。這樣才能帶領我們的干部群眾去干事業、謀發展。說實在話，這里面有個統一認識進一步解放思想的過程，這個過程比較痛苦也是比較復雜的。合肥人民有一個好的領導集體，有了團結一致謀發展的思想認識，這是發展的前提。同時，合肥的干部群眾都憋了一股勁。多年來，合肥發展滯后，大家臉上無光，這些干部群眾也都想干事，都想讓我們工作和生活的這個地方有巨大的變化。
有一個英明善斷、敢于作為善于作為的領導集體，有一批甘于奉獻、奮勇爭先的干部隊伍和高素質的市民，我想合肥又好又快地發展，在中部崛起中奮勇爭先是完全有可能性的，因為它有內在的發展動力、空前的發展機遇和不斷完善的發展環境。
(汪達升：中共合肥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合肥市工商業聯合會、合肥市總商會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
前進中的合肥市工商業聯合會
合肥市工商聯自1951年成立以來，團結帶領廣大會員，緊緊圍繞黨和政府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做了許多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充分肯定與社會的普遍認同。2007年元月，合肥市工商聯召開了第十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一批政治素質高、創業精神強、社會貢獻大的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進入市工商聯領導班子，為開創工作新局面注入了活力。
新一屆工商聯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以統戰性為中心，以經濟性為抓手，以民間性為紐帶，充分發揮工商聯的職能作用，充分發揮黨和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作用，解放思想，不斷進取，勇于實踐，開拓創新，為合肥市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濱湖大城市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2008年以來，合肥市工商聯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省工商聯和社會各界的幫助、支持下，以“服務興會、服務強會”為宗旨，扎扎實實地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認真履行參政議政職能，圍繞中心積極建言獻策。參政議政是黨賦于工商聯的政治責任，是工商聯的一大政治優勢，是服務會員、凝聚人心的根本途徑。今年以來，市工商聯緊緊圍繞全市工作大局，積極組織力量參加市委、市政府及有關部門的調查研究活動，形成了《合肥市非公經濟情況調查》的報告，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在年初召開的市政協第十二屆一次會議上，我會《構建民營經濟強市、打造和諧富裕合肥》的大會發言，從不斷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采取具體措施扶持民營企業，提高民營企業創新能力和企業家整體素質等方面提出了建議和對策，受到廣泛好評。同時，我會還組織工商聯界別政協委員提交提案28件，其中市工商聯常委孫明華提出的《關于強力推進合肥市電子信息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建議》被列為主席督辦提案。本屆政協會議以來，我會立案數量和提案質量都有明顯提高。提案工作還成為工商聯工作的新品牌。
發揮橋梁紐帶作用，搭建政府與會員企業溝通平臺。工商聯是黨和政府聯系非公經濟組織的橋梁和紐帶，是政府管理非公經濟的參謀 與助手。今年以來，我會組織了一系列多形式多內容的主題活動：元月份，就民營企業普遍反映的用地問題，我會與市土地局、規劃局聯合召開座談會并形成會議紀委；4月份，為配合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沈建國一行來肥調研勞動合同法實施情況，我會召開了勞動法專題調研座談會；5月份與省、市工商銀行聯合召開“銀企對接洽談會”，努力為會員企業解決融資貸款問題。今年以來，我會還組織會員企業赴福州進行招商考察活動，并舉辦了“合肥投資項目推介會”。同時還組織會員企業參與“2008合肥下崗特困人員創業月”，“2008年春季人才招聘會”等活動，為政府排憂解難，為會員雪中送炭，得到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
增強服務興會意識，提高服務興會功能。服務是立會之本，是增強工商聯組織向心力的重要途徑。今年以來，合肥市工商聯根據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狠抓了民營企業家的教育培訓工作。我會以“民營企業家講壇”和“民營企業家俱樂部”為平臺，先后8次組織了會員企業高級管理人員800多人次的培訓。這些有針對性的培訓，較好地提高了民營企業家的綜合素質和管理水平。在我會日常工作中，我們把幫助會員企業解決實際問題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千方百計為會員創造一個寬松和諧的經營環境。我們通過深入一線走訪調研、采取召開專題座談會，并協同政府有關部門一道分析一些糾紛問題，盡力化解矛盾，并想方設法解除會員企業的后顧之憂。與此同時，我會還積極開展了為會員企業提供維權、經濟咨詢、質量管理、職稱評定、出國出境等服務，得到了廣大會員企業的一致好評。
大力推進光彩事業。光彩事業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發起并參與的一項社會扶貧濟困事業。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市委統戰部、市工商聯的推動下，我市光彩事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一大批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通過參與光彩事業，增強了社會責任感，政治覺悟和道德水平得到了提高。年初，我會舉辦了合肥市第六屆民營企業“光彩之星”文藝匯演暨迎春聯誼會，展示了民營企業的精神風貌，會上募捐光彩資金145萬元；面對四川遭受的特大地震災害，我會舉行募捐活動，當場募集資金358.55萬元，截止到5月底，我會會員及商會組織總計捐助約2000余萬元用于扶貧濟困和光彩事業，充分體現了廣大民營企業家“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高尚情懷。
如今，合肥市工商聯已形成了覆蓋全市的網絡組織，下屬縣區工商聯7個，基層商會、行業協會32個，擁有15000多會員，同時擁有3個工作委員會，1個非公有制企業投訴站、1個企業家俱樂部，1個《合肥商會》會刊編輯部。
合肥市工商聯將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南，凝心聚力，開拓創新，帶領全市非公有制經濟人士踏上新的歷史征程。
會商天下
當世人驚異于220多萬溫州人在全球各地創造的“溫州村”、“溫州街”、“溫州城”乃至“溫州產業園”等等財富與事業標志時，溫州商人正在走向區域性或更廣泛意義上的聯合，從而為自己贏得更高層次更大規模的發展平臺。
2002年5月20日成立的合肥溫州商會正是其中一員。六年來，合肥溫州商會始終堅持“以溫州品牌打造品牌溫州商會”的核心理念，以溫商的創業精神與群體合力不斷探索、銳意創新，為提升會員企業綜合實力、為合肥與溫州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及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也贏得了“合肥市工商聯系統先進集體”、“最和諧的溫州商會”、“全國十大民間商會”等眾多榮譽稱號……
陳建：相信并且做到才有力量
陳建 安徽溫商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合肥市溫州商會會長
當世人驚異于220多萬溫州人在全球各地創造的“溫州村”、“溫州街”、“溫州城”乃至“溫州產業園”等等財富與事業標志時，溫州商人正在走向區域性或更廣泛意義上的聯合，從而為自己贏得更高層次更大規模的發展平臺。
2002年5月20日成立的合肥溫州商會正是其中的一員。六年來，合肥溫州商會始終堅持“以溫州品牌打造品牌溫州商會”的核心理念，以溫商的創業精神與群體合力不斷探索、銳意創新，為提升會員企業綜合實力、為合肥與溫州兩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及社會公益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也贏得了“合肥市工商聯系統先進集體”、“最和諧的溫州商會”、“全國十大民間商會”等眾多榮譽稱號。
2008年10月8日，由合肥、溫州兩地市政府共同主辦，合肥溫州商會承辦的第六屆全國溫州商會年會將在合肥召開。《中國商人》專程訪問了合肥溫州商會會長陳建先生，就第六屆溫商年會及合肥市溫州商會的發展模式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以下是此次訪談實錄：
小時候最想去桂林
中國商人：我從一些資料看到，1970年代末，溫州小作坊已經很活躍了，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流水線特征的松散式聯合生產模式。這個時候您已經有七八歲了吧，對當時的情況有印象嗎？
陳建：其實溫州的發展主要還是得益于改革開放，那時溫州農村人都是種田的，不可能看這么遠。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每家都分到土地，就好象忽然擁有多大財富一樣，人的熱情一下子迸發出來了。農村分開后有的人會種地，有的不會種就出去找事做。特別是我們那個地方當時有了汽車配件，很多人就到上海等地買來樣品，開始模仿生產。
現在回頭看，這應該算一種創新。大家都是先賒一些貨拿出去賣，也不考慮有沒有市場。如果當時想法太多的話，我想也不會有現在的溫州。
上小學時，在《漓江山水》中看到“桂林山水甲天下”這一句，我就想，這輩子不知能不能到桂林？我十來歲才看到自行車，當時的感覺就像看到直升飛機一樣驚奇。
當年人們的視野和感覺不一樣。特別是物質上我們都窮，甚至有些人飯都吃不飽，你還能想什么呢？后來我們那個地方汽摩配多了，這都是不愿種地的人慢慢做出來的。他們當時的心情和環境如何，又是怎樣去推銷的，我還小體會不來的。
等到家家戶戶都做配件時，我也就到國內各地去推銷了。
中國商人：1993年，您到合肥來發展，也就是說由行商變為坐商了。這是您創業十年后的又一個重要決定，您當時的目標是什么？
陳建：我是做汽車配件的，我們這一行過去都是全國各地跑。當時火車慢，兩天內要算好時間跑三四個省。就這樣東跑西跑，包頭、寧夏，山南海北，全國的鐵路線我們都很清楚，每出去一趟都要去一二十個地方。從各地推銷到坐下來開門市部，慢慢做強做大，這也是我們溫州的模式，一開始并沒有明確目標的。
現在反過來看我們當年走過的路，我覺得人的認識是跟著市場變化走的。不是沒有路，是自己會走不會走。我來合肥時，我們溫州老鄉都在開門市部了。像現在的批發、分銷、連瑣店等等經營方式，過去想都想不到，也沒有那個實力。
當時我那個門市部在合肥市的合裕路。一個月門面租金要二三百塊錢，再租個倉庫和房子，就開始做了。我們經營方式比較靈活，你可以先拿貨，再給錢。也可以先給一部分下次進貨時再結賬。這樣先把市場打開，自己的資金積累多了就做一些配套，慢慢地規模越來越大。
現在說的信用等級這一類東西，我們那時候看得更重一些。我們是先拿貨后付款，有的客戶真要不給錢我們也沒辦法。這是由當時環境決定的，也和我們當初代理的產品不是品牌有關系。像以前上海的電器，人家是先付款后發貨，壞了算你自己的。我們就算人家砸爛了也是要換的，當時的市場行情就是這樣。
我更能理解人家
中國商人：2002年合肥溫州商會成立，什么原因使您愿意分散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商會的工作？
陳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當會長，我記得商會成立時開會我都沒去。后來慢慢認識到很多事情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做大。我們商會成立投資公司時取名“溫商”跟我們的經歷有關系。因為十年前在合肥提起溫州的產品，大家的印象就是假冒偽劣，認為我們溫州人連頭發都是空心的。我們需要通過商會把大家聯合起來改變過去的形象。
我們溫州人吃苦耐勞、永不放棄、善于學習的精神是每個人闖出來的。既然取名“溫商”，就不能砸這個牌子啊。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無論做什么產品能賺錢就很高興，但現在要想一想，人家買了你的產品，他是否能從中受益，能否創造更多的價值呢？以前我們單純做公司，認為公司的目的就是賺錢。現在慢慢認識到，真正做強做大的企業，它的核心價值一定不是為了一個人或一個公司而是為更多人為全社會創造價值。甚至我們提倡會員個人加強學習創辦學習型企業，這都是我們近些年感悟出來的。人都是在學習中得到進步的，有個別會員也許不理解：我們現在還學什么啊？但我覺得人到了八十歲都要學，那時候要學的可能是養生之道了。一個人一生的財富不只是錢，平安、健康、快樂，都是重要的。
中國商人：聽說你給很多初次見面的人都要送一本講禪宗智慧與個人修養的小冊子，你是不是覺得做企業，很多人的心態等方面需要調整的地方比較多才這樣做的？
陳建：也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從小冊子里或其它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很實用的人生智慧，我想大家閑下來可以看看。也可能有些人看了覺得可笑，這么簡單的道理還需要講嗎？我過去也有過這樣的心態。我們現在講和諧，不是口頭說說就能和諧了，而是從心里認識到了，行動上也做到了，才能談到社會與個人的和諧。過去我們一心在賺錢，個人也在學習，覺得自己什么都會了，什么道理都懂了。但是慢慢地你會發現，知道是沒有力量的，只有相信并且做到才有力量。
中國商人：商會工作與自己的企業之間畢竟在時間上精力上的沖突是很多的，你更希望在哪個方面取得成功。
陳建：企業做不好是不負責任的，商會做不好同樣如此。對于我來說，可能要多付出一點，多考慮一些事情。就商會的發展，我覺得有一個模式很重要。為什么國外的公司能做這么大？因為它有成熟的模式和標準，成功的企業首先在于它教會了員工做事的方法和規范。所以，管理一個企業也好，商會也好，如何建立一套規范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共同把事情做到最好，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中國商人：您的辦公室有“上善若水，厚德載物”，這幅字，在一些會員的辦公室我也看到過。我聽到一些會員說您這個人特別能包容，您一直是這個狀態嗎？
陳建：我更能理解人家。因為我十五六歲就出來，經歷了不同的成長階段。一些人遇到的問題和他的狀態，我以前往往都碰到過。因為自己有過類似的經歷，能體會對方之所以那么做的原因，就不一樣了。也有很多人說，陳會長這么能忍啊什么的，我覺得很多事，是難得糊涂最好。
中國商人：外人覺得您在忍受一些事情的時候您也完全不會感到痛苦？
陳建：哈哈。當你理解了一個人此時此刻的心情、想法和要求，我想你也不會感到自己處在一個忍受的狀態。每個人的經歷不一樣，影響到他的思維模式，想要的東西就有不同。就像吃飯的口味，有人喜歡咸，有人喜歡苦一點。但是我覺得有些根本原則不能突破。我們商會要進行規范化運作，那就需要制定一些游戲規則。每個人都要遵守這些章程，我作為會長也不例外。比如我們規定開會遲到五分鐘是要罰錢的。
中國商人：真罰嗎？
陳建：真罰，三次不參加，自動取消會員資格。我們的會員都很忙，如果沒有先小人后君子的游戲規則事情就很難做。有時我們的會員好不容易趕過來，他就遲到了五六分鐘，這時要他拿錢出來你說心理難受不難受？肯定不舒服。但我們的會員理解了這個規則，他就會主動拿出來。我們有了這個約束，他就任何理由任何借口都不能找。要是找理由的話，你可以找一百個一千個。這也是我們商會管理的一個方法，什么問題都要事先講清楚。商會也不是說就為了這點錢，重要的是你因此會記住這個事情，下次就不會再犯了。這不是說你這個人怎么樣。我想只要不是為了自己不是站在自私的角度做一些事情，會員們也都會理解的。
我們不純粹為了賺錢
中國商人：組建溫商集團，注冊“溫商”商標，創辦《溫商》雜志，在您就任合肥溫州商會會長以來，有不少大手筆。尤其是將“溫商”注冊為集團企業的商標，即便在溫商群體中，這樣的決定也是有標志意義的。以品牌的經營思路來發展商會，是不是您多年來的一個思考？
陳建：民間商會都是松散型組織，因為會員群體不同其特色也各有不同。商會不像公司這樣的實體，目前還沒有一個成熟的模式。全國溫州商會從無到有發展到現在的170家左右，大家也都在思考都在探索。
在我們合肥溫州商會，溫飽問題早就解決了，我們的目標是創建品牌商會。任何品牌都是人做出來的，但一個人有再大的本事，如果不善于給自己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就無法成就更有價值的事業。 所以我們首先要有一個團結能干的領導班子，才能形成商會的凝聚力，結合大環境的變化，把每個人的潛能都發揮出來，比如大家共同去爭取政府部門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這些工作都是最關鍵的。
這幾年我經常在思考商會下一步的資源整合，包括商會發展最理想的方向和框架。我們也請了一些專家，把國際上最前沿的經驗跟我們商會的實際情況有機結合起來 ，創造出我們合肥溫州商會的發展模式。
這次我們把第六屆溫州商會年會拉到合肥來開，就是想借鑒兄弟商會的先進經驗，也是我們創建品牌商會的舉措之一。但辦會不能流于形式，如何通過這次年會為地方、為商會和會員凝聚更多資源，真正辦出水平辦出成果，這是我們需要重點考慮的。
中國商人：目前，溫商集團已先后進入房地產、白酒等產業和行業。下一步，還會向哪些領域發展？另外一個問題：溫州商人并不像浙江北部的企業家那樣習慣于資本運作。溫商集團將來是否會考慮一定程度上的資本運作？
陳建：在產業布局上我們會繼續投資一些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在資本運作方面我們也有這個計劃。2004年，我們就成立了擔保公司。我現在也經常到上海去學習，跟一些金融家和風投來聊一些相關的問題，通過資本運作進行聯合投資，將是我們溫商集團最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當然在投資的產業選擇上，我們也有基本的定位，一定要對社會、對地方有更多的貢獻我們才會做。我們不像做基金的，純粹為了賺錢。
中國商人：目前，融資問題困撓著很多中小型企業。據說僅溫州當地的民間資本就有6000多億，這還不包括外面的溫商資本，而同時很多溫州企業卻資金困難。今年十月份，溫州的小額貸款公司將開始試運行。您剛才說2004年你們就成立了擔保公司，它是以什么形式運作的？下一步，合肥溫州商會是否會考慮成立類似于溫州的小額貸款公司？
陳建：溫州的小額貸款公司是增值賺錢、創造效益。我們做事情有我們的定位，一方面要考慮如何讓資本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要讓品牌效益最大化。品牌效益就是無形資產。我們做一件事情對地方、對公眾有什么好處？這是我們的出發點。
中國商人：有報道說，合肥溫州商會成立以來，曾為會員企業挽回了3000多萬元損失，涉及相關的維權案例七十多起。可以介紹一下其中帶有共性的問題嗎？企業的維權通常要花費很多時間，合肥溫州商會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陳建：過去由于地方環境存在一些問題，我們企業自身的運作也有一些做法不是很嚴謹，出現了不少需要協調的問題。企業不便于出面，只能通過商會這個平臺進行經常性的溝通工作。最近需要維權的事就越來越少了，我們商會多起維權的成功，也與合肥的整體環境逐漸改善有關系。如果沒有各方面的支持，商會也不會起這么大的作用。一個良好的溝通橋梁是各方面相互理解、積極促成的結果。
聯合起來是當務之急
中國商人：我聽說合肥溫州商會里過億元產值的企業已經有十多家。目前除了溫商集團這樣的實體，會員企業之間在相關產業或經營中有沒有比較緊密的合作？
陳建：這一方面的合作是有的，因為通過商會會員之間的信任畢竟是加深了。任何合作都是賣買關系，合作有親密合作，有單向合作，企業之間的互相幫助也是合作。在信任的基礎上談合作就容易得多，各方面的代價也會小得多。但如果要有更廣泛的合作，會員之間在經營管理理念等方面還要有一個互相認同的過程。你的企業做大了，你目標是什么？企業存在的價值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種是我賺錢了，我要賺越來越多的錢，我只賺錢不顧別人死活。另一方面，我認為應該是為社會創造價值。如果大家在核心價值上能夠建立共同愿景，我覺得溫州人之間的合作還是比較容易的。但總體上說，我覺得廣泛的聯合是一個方向。
中國商人：目前全國的異地商會中，像組建聯合性的投資實體，為會員維權等等比較常見。但我了解到由于在合肥的溫州商人涉足的產業過于廣泛，而且規模都很大，出現了溫州服裝商會這樣不一定隸屬于合肥溫州商會的專業性組織。合肥溫州商會將來會不會組建更多類似的專業商會？
陳建：合肥的溫州服裝商會，屬于行業協會性質。如果各方面的條件成熟了，我們不排除去做一些促進性的工作。各個單體、各個企業之間如何進行聯合，這是我們一直在考慮的問題。企業聯合的關鍵首先是老板的聯合，我們的會員企業都比較大，老板平時都很忙。他能騰出多少時間來參加商會的活動，而且來了很高興，互相之間能夠取長補短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今后在這方面我還是想多花一些精力的。
中國商人：目前有不少商會為了會費的事情很苦惱。我了解到合肥溫州商會會費很高，像您本人要交300萬。但同時商會又承諾將來要把會費返還給會員，請您給介紹一下，商會如何能兌現給會員的承諾？
陳建：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嘗試，在全國是比較少的。我們想改變民間商會過于松散的狀態，進行公司化的運作但又區別于公司，因為它是民間組織。為什么要把會費還給他？說白了，我們就是聯合起來去創業，大家利益共享。這也體現商會的價值，我想我們每個公司都可以賺錢，商會這么大的平臺，還不能聯合起來做更大的事嗎？
這對我來說既是壓力也是動力。
中國商人：商會給會員承諾的返還期限是多長時間？
陳建：三年。
中國商人：三年后，除了會費本身，還有別的回報嗎？
陳建：三年期間，會費的利息作為維持商會日常運作經費。目前我們還在嘗試，三年后，他的10萬變成了20萬也有可能。這是末來的趨勢。
中國商人：具體一點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會員的會費就像投股一樣，商會的合理開支從會費的利息及經營性收益中解決。等于商會沒有收會費，甚至效益好的時候還可以分紅？
陳建：對，是這樣的。
中國商人：溫州商人比較習慣于以自有資金來運作一些項目，合肥溫州商會是不是想通過目前這種會費的收取與回報模式，逐步建立商會內部比較開放的聯合投資機制？
陳建：我想會有這個趨勢。我們首先要讓會員看到會費交了，錢不是單純地花掉了而是會產生效益。這次年會開好后，我想還會有更多新的模式出來。等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足夠的經驗和挫折，我想我們會找到越來越完善的發展模式。
中國商人：合肥溫州商會的會費標準具體是怎樣的？
陳建：我交300萬，常務副會長50萬，副會長10萬，理事交3萬。
中國商人：您個人認為當前民間商會進一步發展中普遍遇到的問題是什么？合肥溫州商會將如何突破這些困境？
陳建：任何企業，都需要包括人才等有形和無形的資源。合肥有這么多溫州老鄉，大家都有一定的實力，也有各自的經營之道，但我覺得還需要突破一些資源上的瓶頸。比如說很多企業看上去已很好了，實際上能不能發展更快，做得更強呢？這也包括我自己的企業在內，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商會全體會員共同思考的問題。總之一句話就是永不滿足、永遠創新。就像舉重運動員一樣，他不能老是舉個100公斤，他要有新的目標，創造新的紀錄。
中國商人：我聽說，合肥溫州商會制定了“三年創市級品牌商會、五年創省級品牌商會、十年創全國品牌商會”的長期規劃。合肥溫商會已有六年時間了，您對當前商會的發展速度滿意嗎？
陳建：就這幾年的情況來看，利弊都有。我們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小成績，也有很多不足之處。接下來我們要走出去，向全國的兄弟商會學習他們的成功模式。
我想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明確的總體目標和階段性目標，我們的總目標是十年時間創建全國的品牌商會。我們也不想做單純的民間商會，也希望由商會派生出一些聯系緊密的實體來。我們的會費之所以采取目前的交納方式，就是想在這方面有所嘗試。這是我們商會的一個特點，在其它商會是沒有的。
中國商人：你描畫的藍圖也許對一些會員有吸引力，但要一下子把這么多的會費收上來也不容易吧？
陳建：我們目前僅理事以上的會員單位就有47家，都是自愿交會費的。而且有的會員還想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也反映出我們溫州人不單純能把自己的企業做好，還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心，原意為商會以及我們這個群體做出更多的貢獻。否則，如果自己的企業都做不好，怎么能拿出錢來加入商會呢？
我想我們的會員們只有不斷學習，先提高自己，自己好了商會就好。否則自己都不好，商會就是把大家組織起來也不會有大作為的。我們提出十年創全國性品牌商會，表面看起來是虛的，但它內涵的東西卻很豐富。所以要實現品牌商會的目標，我們首先要變成一個學習型商會。我作為會長，也會拿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拜訪更多的成功人士，因為很多路他們都已經走過了。
中國商人：1901年，溫州商界人士曾建立了溫州歷史上第一個區域性的商人組織“溫州府商會”，那時候，中國社會和工商界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今天，溫州商人在國內外有200多萬。在您看來，溫州商人在全球各地創造奇跡的同時，是否也能創造一個具有普遍影響力的商會聯盟？
陳建：這個問題我覺得目前只能探討和提倡。一個聯盟也好，商會也好，需要一幫有共同愿望的人，大家一起推動這件事情才能實現。據我了解，我們全國各地溫州商會的會長們都有這個想法，但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模式。就像公司的章程一樣，這個是最關鍵的。很多事情做不好，負面的作用更大。 如果有一個好的形式把每個人的位置、利益和責任都分得很清楚，就可以說成功了一半。就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會長之間也經常溝通，大家都有這個愿望，想打造這樣一個聯盟。但我們首先不是為了制造影響力而推動這個工作，我們只想把事情做好。做事的時候，我們同時會考慮到它另一面的品牌影響力。
如果我們過于注重影響力，可能反而會影響到我們做事的效果。就像這次年會，我們先專注地把這個年會開好，如果會都開不好，我們會有什么影響力呢？
合肥、溫州將結為友好城市
中國商人：合肥溫州商會通過“以商招商”的模式為安徽當地引資數十億，請您介紹一下，合肥溫州商會是如何具體開展這項工作的？
陳建：我覺得我們出去以商招商更方便一些，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合肥是我們的第二故鄉，作為在合肥多年的人，我們最有資格給別人介紹合肥的發展環境。我們把自己在這里創業的精神、創業的過程和創業中政府對我們各方面的支持與認可，去給我們的老鄉，甚至給愿意來合肥發展的其它投資商講。我們是很真誠的，實話實說的，我們的話也更有說服力。
我想通過我們商會來招商是一個很好的渠道，而這兩年合肥各方面的變化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這樣我們就能吸引更多人來合肥發展，來得人越多，隊伍越大整個環境與氛圍就越好。就像一個大市場一樣，人越多產品越多，人氣就上來了，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一樣的。
中國商人：目前溫州也在招商，這在社會各界看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作為合肥溫州商會來說，既熟悉溫州過去的發展經驗，又了解合肥與溫州兩地的互補之處，合肥溫州商會今后將會在哪些層面促進兩地的經濟交流？
陳建：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有比較好的進展，我們不僅爭取到溫商年會在合肥召開，也促成了溫州跟合肥結為友好城市。目前溫州市人大已經通過，合肥這邊相應的程序也在走。就溫州當前的招商來說，我作為溫州人倡導在合肥招商，因為合肥與溫州互補性確實很明顯，溫州與合肥的緊密合作可以實現強強聯合、資源互補。兩個地方不是競爭關系，再者成為友好城市之后真正變成一家，就像兄弟一樣很多問題就不會計較了。這對我們在合肥的溫州人是最大的一件喜事，在本次年會期間這件事情就要落地。
中國商人：就您了解的情況，合肥、溫州在友好城市的框架下，其未來的合作重心是什么？
陳建：主要就是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活動。更具體的內容，雙方將會有一個文本的。合肥、溫州結為友好城市后，兩地政府部門以及商會與企業之間的進一步交流，對兩地資源互補、合作共贏都會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中國商人：第六屆年會由合肥、溫州兩地市政府共同主辦，以前有沒有先例？
陳建：這是年會舉辦的慣例。這次年會我們能申辦到，對于合肥來講應該是百年一遇的，160多個城市的溫州商會將會云集合肥。剛好合肥也處于大發展大建設時期，需要更多溫州商人來了解合肥、投資合肥，合肥、溫州兩地市政府對此高度重視。
中國商人：年會之后，合肥溫州商會與安徽當地的商會將會在哪些層面展開合作？
陳建：我們跟當地的徽商商會本來就是兄弟商會。不僅是當地徽商商會，通過這次年會的舉辦，我們也會與全國兄弟商會更密切地聯系，大家資源共享、互相學習，展開更多層面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