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出路
撤回臺灣,將園區做小、分拆,看似因“跳樓”事件而起,實際卻非郭臺銘心血來潮。
李金明告訴本刊,三年前,富士康就已確定深圳基地要轉型成一個研發中心,只保留以科技含量高為主的少量產品。“我覺得一個園區基本上不超過十萬人,是個比較理想的數字。”
這也符合深圳市的規劃。2005年,深圳提出土地、能源、勞動力、城市容量“四個難以為繼”的擔憂,自此開始了一系列“騰籠換鳥”式的產業置換。
2008年經濟不景氣,富士康分割產業園的計劃暫時停頓。不過,將規模“縮小”,比做大難度更高,技術骨干和管理骨干大部分已在深圳扎根,不愿意搬遷到內陸,再者員工也不可能一下子幾萬人都搬出去,否則配套跟不上。另外,也不是富士康想搬就搬,還要爭取客戶同意。富士康深圳園區生產流程相當緊湊,如果搬遷,就涉及客戶產品的分割,而且過去都是富士康跟著客戶搬,如果倒置過來,需要一些說服工作。
富士康四處開花式布局令內部人士感到擔憂。當前除了深圳、昆山、北京、太原、晉城、煙臺、上海松江等已投產園區外,武漢、成都、重慶、廊坊、淮安、營口、秦皇島、南京等產業園都在建設中,有的邊建設邊生產,還有一些基地已經列入規劃。一些反饋到集團的建議是,是不是應該取締一些未來不具潛力的初建、待建方案,回籠資金,收縮戰線?
同時,目前一個園區有多個事業群的現象,各事業群的事業處、配套服務據點分散在各地,管理方面常感鞭長莫及。而且,集團各事業群之間存在產品線重疊問題,如PC產品,幾個園區內均有系統組裝廠,這樣也造成設備重復投資。
富士康每到一處,必受地方政府隆重歡迎,據說為吸引富士康,2005年武漢方面成立了“富士康工作班”,并要求所有專班成員必須做到“郭臺銘語錄人手一冊,郭臺銘傳記深入研讀,富士康公司現狀與發展規劃熟爛于心”。然而,郭臺銘也不是每個棋子都放得恰到好處。“盡管老板腦子里每個點都有它的標準,可對一個企業來說,戰線拉得太長了。”一位主管直率地說,他覺得有些布局就有問題,比如廊坊,孤零零一個廠,理論上與索愛很接近,但其實有些牽強;武漢園區也有類似問題。既然如此,為什么富士康還在到處建?“主要靠老板個人在推,這是比較辛苦的。”
可以梳理出的富士康布局邏輯是,它并不一定選擇進入成本最低的區域,而是選擇薪資水平明顯偏低、又能獲得地方政府充分支持的區域。不過,偏遠園區人力招募也開始遇到困難,這次大幅加薪后,各園區之間的薪資差距正在縮小,“搬家”戰術是否能持續,或者是否能繼續在大陸持續,或許郭臺銘也在思索。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本來有望接班的弟弟郭臺成三年前離世,由此,接班人的問題再度浮現—郭臺銘將如何培養接班人,傳承公司基因?這將是漫長的接班,甚至可能會貫穿郭未來的“黃金十年”,而最終結果也可能是鴻海由帝國大一統,變為“諸侯自治”。
郭臺銘曾在公司尾牙聚會上與弟弟共舞龍頭,亦令人猜測比他小十歲的弟弟最有可能成為接班人。為栽培郭臺成,郭臺銘可謂用心良苦,富士康內部人士透露,早期郭臺成辛苦搭建的生產資源,其它事業群負責人只要提出來,郭臺銘一句話就讓弟弟讓出來,再白手起家重新開始。
而郭臺成病逝后,是否還有人能以一肩之力挑起鴻海的十二大事業群,是個巨大問號。
為此,郭臺銘有時會對李金明半開玩笑半批評地說:“你不能這樣子。”意思是每個高管都要找自己的接班人,在高管退休時能頂上來。李同樣半開玩笑地回答:“董事長你也不能這樣子。”意指郭也應加快自己的接班人計劃。
鴻海各事業部負責人幾乎每人都管理千億資產,數萬員工,權重功高,不易駕馭。每個人距離權力中心的位置,又時遠時近,經常變換。如前富士康國際首席運營官戴豐樹,原在日本豐田汽車工作,郭名銘和秘書近半年時間幾乎每晚都給戴打電話,終于把他挖過來。但2009年戴調至韓國,對外說是去和韓國人搶手機訂單,可韓國、日本手機訂單行業內都知道是最難啃的,戴等于掛了個空職。
有人曾將鴻海高管分為四類,戴正吳、徐牧基、盧松青、游象富等舊部,程天縱、蔣浩良、呂芳銘等前外企高管,簡宜彬、鍾依文等內部培養的新秀,以及李光陸、黃震智、劉燈桂等因并購等吸收的空降兵。誰能成為繼位者?無人知曉。
鴻海的權力體系與掛在外面的組織結構圖大不相同,其錯綜復雜,內部人也未必知曉其中奧妙。一樣的頭銜,權力很可能相差甚遠,也有人頭銜不高,實權卻在同級之上。
這從財務授權上可見端倪,每個主管有多大的簽字權,不是因職位定,而是依據郭臺銘對這個人的主觀判斷,同一級主管,有的可能無限額,有的可能只有5000萬臺幣。“有的主管風格比較保守,他送上去的案子,郭先生幾乎閉著眼睛就簽了。他覺得這么保守的人,做判斷之前肯定已經仔細權衡。”一位高管透露說。
郭的馭人術之一就是內部競爭,僅手機機殼模具廠內部就有多家,相互之間比拼成本與效率。每到年底公布成績前,沒幾個事業部負責人敢把心放到肚子里。每隔三年,鴻海內部就會進行一次組織變革,事業部之間會合并、分解,以組織再造保持活力。
郭很喜歡一首歌名為《你儂我儂》的老歌,在一次干部激勵大會上,他曾哼起歌詞,“將咱兩個,一起打破,再將你我,用水調和,重新再做……”并說,這就是自己要求的組織整并效果。
他將接班視為一項系統工程,并不是僅選幾個人了事,整個管理體系都要為此做好準備,打出對聯“出將入相,爭權奪利”,發布所謂的“擢才拓疆求賢令”,擺出一副打一場人才大戰的架勢。
花旗環球前董事總經理楊應超有“唯一看懂鴻海的分析師”之稱,他認為,“后郭臺銘時代”,郭其實也是在和時間賽跑。要跑贏時間,他主要的挑戰是:退休之前決定未來代工產業如何布局,以及能否在代工之外再走出一條路。
顯然,郭不會離開最具優勢的代工領域。但在代工領域,想繼續保持30%的增長并非易事。
郭臺銘與廣達電子董事長林百里有著20年情誼。廣達也是鴻海筆記本電腦連接器的最大客戶,雙方曾有口頭承諾:互不進入對方的領域。不過隨著臺式機出貨量衰退,2009年郭臺銘終于把筷子伸到廣達所精專的筆記本電腦領域,從林百里手中挖人、搶單。盡管這也是出于客戶的要求,二人因此甚至幾乎斷交。
郭還豪賭上游面板產業。2010年3月,只用兩周不到就收購臺灣面板業三甲中的奇美,與旗下與群創光電、統寶光電合并組建新奇美,一舉超越宏旗下的友達光電,成為全球第三大面板商。
友達光電全球業務執行副總經理彭雙浪對《中國企業家》分析稱,近年鴻海成長動能已經降低了,需要找新增長點,而代工中新增長點只有兩塊是郭過去一直沒做的,一是剛進入的筆記本電腦,一是電視機,兩者都需要面板支持,所以郭才不惜買下負債率很高的奇美。
金融危機后,臺灣電子制造業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本來經過幾輪洗牌,大家都各據一方,具備世界級規模,誰打誰也不容易。可現在大家都要尋找新增長點,像臺積電最近也要做LED,未來大家可能再次撞到一起,難免踩了別人的腳。”明基董事長李耀對《中國企業家》表示。他過去在臺灣雖有“防鴻總司令”之稱,但實際與郭臺銘并無直接競爭,如今算是名副其實了。
尋找代工之外的路,郭臺銘已思考多年,只是如今隨著競爭態勢變化更具迫切性。富士康產品過去100%外銷,郭在內部講話中稱,從去年開始,每個單位營收至少要有三成來自大陸。他要抓住大陸拓內需、擴消費的趨勢,除代工之外,也有意進入銷售通路。
2009年富士康高調推出了“萬馬奔騰”計劃,號稱要征召并訓練一萬名員工,讓他們回鄉開數碼專賣店,并可以占有店面一定股份,“我們不做品牌,只賣客戶的產品,中間沒有庫存,都是幫客戶直接出貨。”郭臺銘信心滿滿,“萬家店成立后,集團會將它們整合在一起上市。”
郭在通路上的規劃是“虛實并用”,另一項目為“飛虎樂購”。這是一個B2C電子商務網站,在龍華園區內開設有體驗店。“老虎如果裝上了翅膀,可以滿世界飛,早上在東北吃人參,中午到上海吃人(上海人油水比較多)。”郭臺銘在員工集體大會上戲說。
外界傳說富士康將借此挑戰國美、蘇寧,甚至淘寶,其實僅是想象。據本刊了解,富士康在通路上的操作路徑尚不清晰。郭所說的“一萬家店”,激勵員工的成分更高,實際運作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富士康談服務不是一年兩年,至少十年了,可沒有這樣的思路和人才。做制造是精打細算地省錢,做服務是大把大把花錢,完全不一樣。”接近郭的一位投資者告訴本刊。與成熟渠道商不同,鴻海在產業鏈上處于被動位置,且很有可能與客戶現有渠道沖突。
帶動這個巨無霸轉舵的,最終可能仍是制造。李金明曾聽郭臺銘談起,退休后他很想做“工業銀行”,這與一般的投資銀行不一樣,“郭先生希望與懂技術的人合作,別人專門研究技術的商業化,其它的事情他幫你搞定,要錢他投資,要管工廠他派人進來幫你管。”
對工廠的管理,正是郭所擅長的,集團內部還有一個“工業麥當勞計劃”。該計劃又名為“鐵牧真”,以郭的偶像鐵木真和操作此項目的總經理徐牧基的名字合二為一。意指工廠建設的微型化、標準化、移動化與網絡化。徐牧基打算在龍華園C8空地建立第一個帳篷基地,以集裝箱為模塊,只要7天就能把工廠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總裁的這個構想就是希望我們所有的技術、設備、工廠都能夠像蒙古軍隊一樣,哪里有牧場就向哪里跑。”
在既有產品線,郭臺銘不會打品牌,他或許會尋找一個新領域切入。像3G、軟件、通路、低碳、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這些最“潮”的產業,郭臺銘說“都在加快布局”。他還特別強調要成為“三屏一云”(電腦屏+手機屏+電視屏+云計算)產業趨勢的推動者。在山西老家,他打算建一座富士康影視城,并準備成立一個電影基金,“資助有才華的影視界新人”,考慮到投資的錢可能一去不回,干脆取名為“神風特工隊”基金。
要猜測郭臺銘率領蒙古大軍將會打到哪里,比猜測它不會打到哪里更難。李耀談到宏的戰略規劃時,意有所指地說,“至少不會去投資高爾夫球場”。2010年2月傳出的消息是,郭臺銘打算以超過十億人民幣之巨買下臺北的一個高爾夫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