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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新華社受權發布《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決定》提出，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其中明確提到“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
《決定》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必須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改革，立足新發展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決定》對一系列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進行部署，第一條即是“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決定》提出，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對澎湃新聞表示，要實現高質量發展，肯定需要生產率的提升，生產率的提升主要來自于一些比較新的技術、一些新的生產組織形式，“可以說高質量發展是目標，新質生產力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重要的方式、方法。只有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通過更高的生產能力、更高的生產率，才能夠實現高質量發展。”
“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是《決定》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的重要一環。”中國信息協會常務理事、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朱克力對澎湃新聞表示，新質生產力以其創新性、高效性和可持續性等優勢，源源不斷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動能與活力。“這種先進生產力不僅僅是技術的革新，更是生產要素配置的優化、產業結構的升級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經濟學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盤和林表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路徑。通過建立健全適應不同地區特點的體制機制，可以有效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促進技術革新、業態創新和管理創新，從而實現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進而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整體經濟效率的提升，而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則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體現。
“新質生產力指明了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依托創新這條路，必須對傳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全面變革，所以，新質生產力是路徑，經濟高質量發展是結果。”盤和林說。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認為，從《決定》可以看出，培育新質生產力將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未來財政、金融等各類經濟資源都會向新質生產方向集聚，各項體制機制改革也將圍繞培育新質生產力展開，疏通各類堵點、卡點。
各地要“因地制宜”發展，不同產業則適用不同政策安排
《決定》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因地制宜”，同時就不同產業給出了相應的政策安排。《決定》提出，加強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加強新領域新賽道制度供給，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科技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以國家標準提升引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支持企業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強化環保、安全等制度約束。
張斌認為，“因地制宜”更多指向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工作中的定位問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各種新技術、新方法，但并不是說每個地方政府都要集中發展所謂新產業，而是要根據當地情況，比如要推動新產業發展，那這個新產業跟這個地方能不能很好契合？另外，理解“因地制宜”，就是地方特色產業也要發展，各地要把比較優勢發揮出來，有些體現方式是新的產品、新的技術，有些體現方式是更好的資源配置方式、更好的組織形式。
“只有那些過去有很豐富的管理經驗，特別在產業投資方面有經驗的，與此同時也有相應財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些新興產業先導期的培育、孵化，但其實能具備這樣條件的地方政府并不多。”張斌說。
王青表示，前沿科技創新普遍具有成本高、風險大、周期長的特征，一些地方如果不顧及自身的基礎條件，依靠政府補貼強行上馬，最終很難達到科技創新的預期效果；即使達到科技創新標準，若不能有效對接市場需求，也難以實現經濟效益，無助于高質量發展。
《決定》對未來產業、戰略性產業、傳統產業的發展從體制機制完善上提出要求，對此，張斌認為，這主要強調在中央層面上也要有適合的規則和標準，“中央跟地方的分工是不一樣的，比如在提升新質生產力方面，競爭規則、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等，更多是中央來牽頭，包括一些基礎的、一般性的科研也都應該由中央政府出面去做。”地方政府更多在于執行，結合自身區域特點，在不同的特色產業培育方面做好工作。
“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產業優勢制定不同策略，也針對不同產業屬性和特點制定不同的激勵和治理方針。”盤和林說。
朱克力認為，未來產業是引領未來發展的新增長點，需要持續的創新投入和制度保障；新興產業是下一步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需要完善的治理體系和市場環境；傳統產業則是我國經濟的固有基礎，需要通過國家標準提升來引領其優化升級。“這一系列部署旨在以新質生產力為驅動構建一個多元化、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通過針對不同產業特點進行精細化的制度安排，更有效推動千行百業培育新質生產力與核心競爭力，持續推動我國經濟加快實現高質量發展。”
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
發展新質生產力涉及各類要素特別是資金的投入問題。《決定》明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鼓勵和規范發展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更好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發展耐心資本。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田軒表示，未來，金融行業應嚴格落實全會部署，將提升金融運行效率與提升金融行業治理效能有機結合，不斷提升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質效，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具體政策上，田軒建議，應優化間接融資供給，構建政、銀、企、保多方聯動科技創新生態圈，加大提供“廣覆蓋、長周期、弱擔保”的科創信貸服務。應深入推進債券市場化機制改革，通過立法方式逐步推動債券市場標準的統一，通過增信發行等方式提高對創新企業的債券融資支持；創新銀政協同引導基金模式，通過央行發行“促進新質生產力國債”吸納社會資金，并和地方政府一同組建“促進新質生產力基金”，同時以“寬基”和“科技基金”為抓手支持發展民營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推動股票市場關鍵機制變革，嚴格落實新“國九條”政策要求，完善上市標準，深入推進發行監管轉型，精準識別科技型企業，健全全鏈條“綠色通道”；適當放寬對科創型上市企業信息披露頻次要求，降低創新企業面臨的短期資本壓力；通過政策優惠引導各類養老金、保險資金、銀行理財資金入市，并流向優質科技企業，壯大耐心資本。
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
《決定》對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也提出要求，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建設一批行業共性技術平臺，加快產業模式和企業組織形態變革，健全提升優勢產業領先地位體制機制。優化重大產業基金運作和監管機制，確保資金投向符合國家戰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合理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和稅費負擔。
《決定》要求，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全方位全鏈條普及應用，發展工業互聯網，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建設和運營國家數據基礎設施，促進數據共享。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歸屬認定、市場交易、權益分配、利益保護制度，提升數據安全治理監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
朱克力認為，“數實融合”是當代經濟發展的一大重要趨勢。《決定》要求健全相關制度，以突破二者融合過程中的約束。
在盤和林看來，“數實融合”的約束包括但不限于，首先是技術融合障礙，實體企業中很大部分達不到技術融合門檻，缺乏融合的技術手段，其次是觀念和文化問題，很多實體企業存在路徑依賴，再者是資金、資源、人才不足的問題，最后則是數據，網絡安全問題需要完善的治理手段，在數據安全和“數實融合”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鐘輝勇建議，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除了要打造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體制、政策環境，鼓勵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改造外，也需要建立完備的數據要素交易體系，推動數字經濟的產業化發展。
此外，針對《決定》提出的“建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盤和林認為，這意味著要在整體經濟發展戰略中為制造業保留一個適宜的比例。“這個‘合理比重’不是固定的數值，而是根據國家發展階段、國際競爭態勢、科技進步趨勢以及國內市場需求等因素動態調整的結果。”既確保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又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制造業造成的經濟失衡。“我認為這意味著中國將適時、適度推進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
鐘輝勇認為，不同地區并不存在相同的制造業比重標準，同樣也是根據當地的資源稟賦、基于市場環境最終會形成一個當地制造業的“合理比重”。而且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這個“合理比重”也還會隨時發生變化，不要人為簡單地設定標準。
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決定》還提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要求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決定》還特別強調企業和科學家在創新中的作用。《決定》提出，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企業機制，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建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度，支持企業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決定》還提出，擴大財政科研項目經費“包干制”范圍，賦予科學家更大技術路線決定權、更大經費支配權、更大資源調度權。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雙輪驅動，才能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客觀要求。”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說，一方面，加快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政策落實落地，進一步對各類創新主體和人才“松綁”“解綁”，另一方面，深化人才體制改革，探索實施青年科技人才特殊晉升機制，健全科技人才分類評價機制。
朱克力認為，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多方面積極作用，不僅提供了全面創新的制度保障，解決人才與科技創新的脫節問題，還能優化資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解決科技創新的融資問題以及促進產學研深度融合。這些積極作用將有助于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并提升其質量和效益。同時，這些改革措施也能解決發展新質生產力中遇到的人才短缺、科技創新融資難、產學研脫節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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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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