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祖籍中國臺灣，生于長于日本，后留美讀本碩，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了經濟學博士課程，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但在1981年沒拿博士學位就入職美聯儲紐約分行。1984年他加入野村證券，之后擔任其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后轉入野村綜合研究所擔任首席經濟學家。他親身經歷日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繁榮泡沫期及其之后的破滅，其間充分利用了在野村這一日本最大券商的機會去接觸眾多日本企業。
辜朝明具備深邃的洞察能力，觀點鮮明、不落俗套、不拘泥于數學模型，但又能以凱恩斯式的綜觀視角去審視宏觀經濟，直接觸及問題的核心，以淺顯易懂的方式闡述觀點并給出政策建議。
以下為訪談內容。
《北大金融評論》：“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核心表現之一，是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對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造成的損害。您談到中國似乎正在重蹈日本過去的覆轍，世界上許多經濟體也受到了困擾。我們想知道您認為目前世界上哪些國家面臨“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高風險？相應的應對政策是什么？
辜朝明：在我看來，最有可能進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國家仍然是中國，因為其較大的房地產泡沫。很多中國人不認為房地產價格會繼續上漲。如果人們預期房價會繼續上漲，那么他們就不會改變行為，會繼續借錢，繼續買房；但一旦人們開始意識到，隨著人口下降和經濟放緩，也許這已經是房價的頂峰了，那么他們將會真開始改變行為了。
37年前，當日本的泡沫破裂時，起初，人們認為這只是暫時性的調整，這時候，他們不改變自己的行為，自然也不會發生“資產負債表衰退”。但一兩年后，當他們開始意識到，也許是錯誤判斷了資產價格，并試圖減少債務的時候，“資產負債表衰退”就開始了。我認為當前的中國也許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人們開始意識到房價不會再持續上漲時，中國便有可能會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
《北大金融評論》：對于中日兩國經濟，您都指出貨幣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并不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只有財政政策才是值得信賴的。但在總結大蕭條的原因時，伯南克認為貨幣政策采取得太晚了。也有學者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期，應進行逆周期調整，貨幣政策更為重要。我們顯然覺得您的觀點更有道理，因為“流動性陷阱”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于中國來說，其負債率較高，這限制了財政政策。不知道您對這種情況有何看法？
辜朝明：伯南克曾經說過，1929~1933年期間，貨幣政策的實施過于緩慢，所以在2008年遇到同樣的問題時，作為美聯儲主席的他的行動非常迅速。當雷曼危機發生時，他很快便將利率降至零。然而，盡管實施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經濟仍然受到很大沖擊。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你把貨幣基礎增加400%，貨幣供應信貸甚至通貨膨脹率也會增加400%，但事實情況并非如此。盡管伯南克把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付諸實踐，但在雷曼危機發生一兩年后，美國經濟依舊陷入了非常糟糕的境地。在他閱讀了《大衰退：宏觀經濟學的圣杯》這本書后，他意識到，這是“資產負債表衰退”而非普通的衰退。
作者：[美]辜朝明，譯者：?喻海翔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出版時間：2016年12月
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他親口告訴我的。當時我們一起在美國國會作證，伯南克邀請我去了他的辦公室，并跟我說他讀了我的《大衰退》一書，并認為日本經驗很實用。這一點并非易事。因為伯南克是共和黨人，共和黨國會議員當時一直在強調，我們的預算赤字如此之大，負債率太高，應該削減赤字；但伯南克卻說，現在不要削減赤字，否則經濟會崩潰。他提出了“財政懸崖（Fiscal Cliff）”這個術語：如果將美國經濟推下“財政懸崖”，經濟便會一蹶不振，而貨幣政策也無能為力。
彼時，伯南克已經完全懂得了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衰退”。貨幣政策無法消除來自財政整頓的負面影響，我認為這便是美國沒有削減赤字的關鍵原因所在。當時，歐洲、英國、日本都在危機期間大量削減赤字，但伯南克告訴美國國會，不要這樣做。最后的結果便是，美國是最先從危機中恢復的國家。
伯南克的做法與最終的結果顯示出，在“資產負債表衰退”中，有一個持續借貸的政府以維持經濟正常運行是至關重要的。可以說，當時的伯南克在某些程度上否認了自己前30年的學術研究成果。我真的很感激他，因為他有勇氣去理解并將他過去不提倡的政策付諸實踐。也正因為如此，美國得救了，而其他很多國家，困于經濟學理論的泥沼里，掙扎了很久。
關于中國的債務問題，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當前，中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是2.6%，這是非常低的。因為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增長潛力的國家，但其國債收益率竟然低于美國。這意味著，目前有大量儲蓄正在用于購買債券。
很多人都喜歡談論債務的規模或者其占GDP的比重如此之大，但很少有人談到金融系統中儲蓄的金額。如果一個經濟體中有人在儲蓄，那么其他人就必須借錢來維持經濟的運行；如果每個人都在儲蓄，沒有人借貸，經濟就會崩潰。當金融市場中的資金管理者意識到沒有借款人，唯一借款人也許只有政府的時候，那么他們別無選擇，只能購買政府債券，這就是為什么在“資產負債表衰退”期間，政府債券收益率會降到如此低的水平。
所以，債券收益率很低，意味著儲蓄比債務還要多，每個人都在修復資產負債表，償還債務，降低杠桿率，“資產負債表衰退”就開始了。可以說，衰退始于私營部門的過度儲蓄。
《北大金融評論》：您如何看待今天人們所批評的“消費主義”或“奢侈的生活方式”？如果不鼓勵一些看似奢侈的消費，是否會影響一些企業修復資產負債表的進程？您認為擺脫“資產負債表衰退”需要一種鼓勵個人消費的社會文化嗎？
辜朝明：我發現，普遍來說，東亞的消費者都比較理性和謹慎，一般不會過度消費，但儲蓄往往是問題所在，而不是缺乏消費。在任何一個時代，總是需要有人的消費大于其收入。如果每個人的消費都等于收入，那么經濟只會保持穩定，但不會增長。為了經濟增長，必須有人比前一時期的借貸和消費更多，這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那么，什么會鼓勵消費者借錢呢？我認為，如果沒有收入，人們是不可能持續借錢的。但如果是一個公司或者企業，他們看到一個機會，感覺如果借錢投資這個項目，賺的錢會遠遠超過利率成本，那么他們就一定會借錢投資。但如果企業不確定是否可以在投資項目上贏利，他們就也許不會借錢，這就是經濟停滯的原因。所以，與其強迫消費者花更多的錢，我建議中國政府盡一切可能，把中國變成一個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資場所。
《北大金融評論》：中美兩國的勞動力市場都有一些過去不存在的特點，比如倦怠，在中國被稱為“躺平”，在美國被稱為“Quiet Quitting”。您認為這種情況對個人資產負債表有何影響？
辜朝明：如果很多人都在“躺平”，說明他們覺得自己找不到好工作，或者經濟不會增長。我認為確保經濟增長是政府的職責，中國仍然具有巨大的潛力。中國人的努力是公認的。我們常說，在美國甚至猶太人也不再學習“硬核”的學科了。如果你去上化學或者物理課，只會看到亞洲人的面孔。但中國人仍然愿意學習和理解這些硬科學，所以確保他們找到工作是政府的職責。
當前，中國的人均GDP只有1.2萬美元，依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一個地方的人均GDP是3萬美元，那么只有那些真正能做高技術工作的人才能保住他們的工作，因為其他工作都會流向新興市場。但中國目前還沒到這個階段，中國應該能夠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有意義的工作。當我看到中國的底層基金數據時，它顯示中國企業從2016年左右開始減少借貸，這有點令人不安，這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是不應該發生的，企業應該瘋狂地借貸和擴張業務。政府應該先去解決這些問題，然后我們再去看“躺平”這個問題。
《北大金融評論》：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很多人認為，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術是對我們經濟的一種刺激，并把它看作是未來增長的新希望。對此您如何看待？
辜朝明：為了未來的發展，為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們需要開發新技術，這當然很重要。但中國有14億人口，其中真正可以使用人工智能的只占很少一部分。很多人并沒有那么幸運，無法接受最好的教育，我們需要確保他們可以有好的工作。因此，僅僅追求最新的技術是不夠的，諸如做清潔、制作衣服和鞋子這樣的工作也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我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在這種情況下出臺的。我一直都擔心貨幣政策不是很有用，因為要想貨幣政策發揮作用，就必須有人借錢，而我看到中國企業不是很樂意借貸，即使利率下降，他們也不會大規模借款。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所謂的結構性改革、放松管制、降低稅收，這樣人們才可能會想要更多的借貸和投資。如果這部分借貸來自于資產負債表，那么就需要財政政策發揮作用。
我的結論是，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當前階段，應該首先去解決企業沒有大規模借貸這個問題，而不是把所有的資源都用在開發新技術上。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評論》第17期，來自微信公眾號：北大匯豐PFR（ID：pfr_2019），采寫：陸挺、都聞心，編輯：楊靜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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