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俄烏“頓巴斯戰役”已經全面打響，雙方在烏東部地區展開激戰。俄烏沖突引發的嚴峻人道主義局勢引起全球關切。

　　然而，美國一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烏克蘭運送武器，一邊又不斷通過各種途徑煽風點火，搶占法理戰、輿論戰的上風。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多次發聲譴責俄羅斯和普京，稱俄軍在烏克蘭犯下“戰爭罪”，普京是“戰爭犯”。隨后又進一步將俄軍事行動冠以“種族滅絕”之名，呼吁對俄進行審判。

　　“戰爭罪”炒得火熱

　　按照西方媒體提出的“理論依據”，審判一國領導人犯下的“戰爭罪”，有三種方案：

　　第一種，是通過某一國的國內法庭來進行審判。烏克蘭司法當局已經表示，將在烏克蘭以及接受普遍管轄權的歐洲國家起訴俄羅斯政界軍界人員。

　　第二種，是由聯合國安理會，或者烏克蘭聯合一些歐洲國家，組建一個特別法庭。在特別法庭對俄羅斯領導人進行審判，類似于二戰后戰勝國對軸心國進行的軍事審判。

　　第三種，就是交由總部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進行審判。

　　第一種方案，由于烏克蘭是沖突當事一方，不可避免地存在傾向性，其司法機構位于戰區內，也會影響到司法程序的運作。此外，不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其他國家的國內法院進行“審判”，都會面臨包括國家元首豁免權等在內的一系列管轄權問題。

　　第二種方案，不論由誰牽頭，專門組建特別法庭，更是需要花費大量的金錢、人力以及時間來進行。

　　因此，第三種方案，也就是利用國際刑事法院這個現有的國際法庭來進行起訴，就成為西方媒體眼中最為合理的選擇，因為烏克蘭于2014年和2015年通過兩份特別聲明，接受了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管轄權。

　　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卡里姆·汗也已宣布就烏克蘭局勢展開調查，并稱這次調查將包括沖突任何一方在烏克蘭領土的任何部分犯下的屬于國際刑事法院管轄范圍的任何指控罪行。

　　一直以來宣稱掌握大量俄軍“暴行”證據的美國，顯然發現了這個制裁和打壓俄羅斯的絕佳機會，對協助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俄羅斯突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美國參議院日前通過一份決議，鼓勵國際刑事法院的締約成員國積極向國際刑事法院或其他適當的國際法庭請愿，采取措施調查俄武裝部隊和官員等犯下的“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紐約時報》也披露，拜登政府內部正積極討論美國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協助國際刑事法院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展開調查。

　　但那些呼吁美國協助國際刑事法院調查起訴俄羅斯的美國政客很快發現，自己的國家并沒有資質，更沒有底氣去治別國的“戰爭罪”。

　　殺人“免責”：克林頓的“先見之明”

　　歷史上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態度，讓這些美國政客現在的呼聲顯得很尷尬。

　　“不幸的是，美國的任何正義呼吁都掛著耀眼的星號。（星號在注釋符號中是存疑的意思。）”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眾議員伊爾汗·奧馬爾近日就抱怨，“如果美國反對國際刑事法院調查非締約國，那我們又怎么能支持對另一個未加入的國家俄羅斯進行調查呢？”

　　以1998年通過的《羅馬規約》為基礎，國際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正式成立，主要負責就種族滅絕罪、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進行獨立調查、起訴和審判。然而美國不僅沒有批準《羅馬規約》，而且自國際刑事法院成立伊始，就一直在竭盡所能抨擊打壓該法庭。

　　2000年末，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簽署了《羅馬規約》，但稱該條約存在缺陷，可能對美國軍事人員進行“政治化”的起訴，因此從未提交參議院批準。

　　2002年，小布什總統收回了這一簽署，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院。美國還迫使近100個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與美國簽署雙邊豁免協議，承諾不向國際刑事法院交付美國公民，否則將拒絕向他們提供援助。

　　逃避自己的戰爭刑責，美國是認真的，甚至是有“先見之明”的。這大約是一種必然：據統計，美國近20年發動的所謂“反恐”戰爭已經奪去超過92.9萬人的生命。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就累計造成包括3萬多平民在內的17.4萬人死亡，受傷人數超過6萬。

　　阿富汗戰爭開始后不久，美國國會于2002年頒布了《美國軍人保護法》，禁止美國機構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供金融、情報或其他支持。其中一項條款甚至指出，如果一名美國或盟國軍人被國際刑事法院拘留，美方可以使用包括武裝部隊在內的“一切必要和適當手段”釋放他們，這也為該法案贏得了“海牙入侵法”的戲稱。

　　特朗普政府時期，國際刑事法院宣布對美國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展開調查。美國的回應則是直接對時任首席檢察官法圖·本蘇達等人員實施了凍結資產、限制簽證等制裁，并威脅要對他們提起刑事指控。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甚至還曾聲稱，“我們不會與國際刑事法院合作，不會向國際刑事法院提供援助，不會加入國際刑事法院，我們將讓國際刑事法院獨自消亡”。

　　暫且不論國際刑事法院能否真的公正客觀調查俄烏沖突，面對相似的情況，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調查阿富汗問題的態度與如今截然相反，讓美國隱藏自身戰爭罪行的企圖昭然若揭。美國防部發言人日前在接受采訪時也承認，五角大樓擔心國際刑事法院的一些行為會威脅到美國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軍事人員。

　　你不能告我，但我可以告你

　　美國雖然全力逃避自己的戰爭刑責，卻保留了追究別國戰爭刑責的權利。后續一系列《美國軍人保護法》的修正案，明確允許美國協助國際刑事法院將犯下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外國國民”繩之以法，而且不會干涉總統在“特定案件”中采取行動幫助國際刑事法院的憲法權力。

　　“你不能告我，但我可以告你”——美國的這種霸道不僅是針對國際刑事法院，對國際組織、國際法以及國際規則，美國一貫都是“合則用，不合則棄”。

　　在5年多前的“南海仲裁案”中，所謂臨時仲裁庭作出“裁決”后，幕后操作者美國反復強調裁決結果的“約束力”，聲稱如果中國不接受裁決，將承擔名譽受損的風險。但可笑的是，言必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美國直到今天都沒有加入該公約。

　　肆意曲解濫用國際法以攪局地區局勢，而一旦有威脅到自身及其盟友利益的可能，又對國際法避而遠之，美國生生把一個應該一以貫之嚴肅對待的國際事務玩成了“超級瑪麗”游戲。

　　2018年，美國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以色列“存在偏見”及“無法有效保護人權”為由退出時，時任美駐聯合國大使尼基·黑利稱，人權理事會是個“虛偽和自私”的機構，是“具有政治偏見的污水池”。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為了求得“價值觀外交”的便利，又重新加入人權理事會。《紐約時報》坦言，誰也沒法確定，如果共和黨人在2024年贏得總統大選，美國會不會再次退出人權理事會。

　　此外，“退群”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伊核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多邊協定與多邊組織，長期以來獨家阻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這些都是美國的所作所為。2020年，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緊要關頭，美國屢次威脅“斷供”世衛組織后直接宣布退出。

　　在那份美國參議院呼吁其他締約國敦促國際刑事法院調查俄羅斯的決議上，第一條“原因”是這樣寫的：“鑒于美利堅合眾國是全球自由、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燈塔……”

　　“燈塔”這樣的詞，當然不會從美國國會文件中消失，卻早已成為世界笑話。美國部分政客以及精英階層直到如今仍然保持著這種“美式帝國主義”和“宗教救世情結”相混合而形成的思維方式，自詡為“山巔之城”，把國際組織視為“自家后院”，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美國在置自身于事外的基礎上，不斷通過指責他國獲得道德上自我滿足的虛偽與雙標已為世人所共知——包括不少美國人。

　　“我們是一個流氓國家，一個有著巨大領先地位的流氓國家——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接近。然而，我們卻可以連眼睛都不眨地呼吁對別人進行戰爭罪審判。”美國著名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近日一針見血地告誡美國人，全球南方對俄烏沖突的反應值得關注。這些國家雖然也表示沖突很糟糕，但基本反應卻是：“這是什么新鮮事嗎？有什么大驚小怪的？從很久以前，我們就一直受到你們美國的侵略。”

　　也許正像喬姆斯基所說的，僅僅是將美國的文明水平提高到能夠真正以傳統受害者的視角看待世界的高度，就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也只有上升到這個水平，美國才可能在俄烏沖突中采取更具建設性的行動。

　　（作者：楊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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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